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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艳秋:进路:“反思”特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0-05-24 07:39:54
作者: 杨艳秋  
必须对历史学的现状进行总结和概括。

   习近平总书记在写给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贺信中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就将史学与时代和社会关系的命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中可以听到时代对史学的热切呼唤,这也要求在史学史研究中注入对当代史学的关切。白寿彝总结说:“在中国历史遇到一个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20)而这些著作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它们能够在历史剧变中把握住时代脉搏并为后来者指引前进的方向和轨辙,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正是把握住了时代史学脉搏的研究方向。

  

   三 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中开创未来

   通过对“欧洲中心观”“中国中心观”局限的反思,中国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越来越突破中国囿限,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评估整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影响。中国史学史研究中注重中外史学的比较和互相交流,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将中国史学纳入世界史学发展之林进行中外比较,探讨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论题。以中国传统史学为核心的东亚史学和以古希腊罗马史学为起源的西方史学是世界文化中最具活力的两大历史学发展体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东亚视域,注重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对外影响。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源流不同,发展异途,探讨二者的关系,侧重的是比较研究。

   尽管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不断涌现,但开展中西史学比较的难度仍然很大。一方面是由不同历史文化的差异、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异、中西方比较标准的差异等等造成的可比性问题;另一方面是中西史学比较的理论与方法尚未完善。20世纪末以来,中西史学比较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是不再局限于对中西史学间过分具体的两相对比和具体细节的微观对比,尤其是单个的史家、史书的对比。未来中西史学比较的方向和难点是寻找“可比性”,在宏观的层面中探寻中西史学在同一时代或同一发展阶段的一些共同之处或发展规律。(21)杜维运认为,比较史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比较各国史学的思想、理论、方法的异同,比较各国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关系、各国史学的术语、各国史学对社会与人群所发生的影响。(22)这仍然是今后的一个方向。

   瞿林东在新世纪之初即指出,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当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启示未来,要探讨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23)在这条追求中国史学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史学史研究至少应作两个方面的努力。

   一是拓展中国史学的对外影响。朱政惠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作为完整的学术生命体,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上,一直是活跃的、变动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史学,呈现频繁交流与互动的状态。”(24)中国史学的国际传播与交流,可以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创新领域。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史学对外影响的探讨还不够,中国史学的对外交流,可以从日、韩拓展至西方,西方学者也指出,中国史学“千年传统的丰富性”没能在“更新的比较研究中”得到体现(25);另一方面是把握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切与真实脉动,向外传播中国史学。

   二是关注西方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历史学学科的建立是近代引入西方学术体系的结果,这使得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深受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20世纪初以来,这种影响已经广泛涉及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由于中西方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存在一定的差异,运用西方的某种历史观或历史学理论考察中国历史时,应当进行重新思考和检验,或汲取合理因素而去其糟粕,或补充新的理念而使之更加科学。

   不只中国史学要吸收外国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学的精华,中国史学的精萃对于世界史学的发展和繁荣也有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史学发展的视野下,进行跨文化的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关照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是在汲取世界优秀理论遗产的基础上,丰富自身的史学观念;一是立足于世界史学的发展,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思想。

  

   四 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

   历史学必须要重视自身的学术发展史,否则“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瞭”(26)。中国史学史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发展史,这是它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我们却发现,尽管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也成为与断代史、专门史并列的二级学科,但在历史学分支学科中,其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与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似乎不太相称,“即使是一些专业史学工作者,也还未能把史学史在历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置于应有的地位看待”。(27)它在人文学科乃至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尽人意,史学史学科的边缘化也是当前各类史学史会议中大家都会提到的问题。其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不够。这一方面是机制上的,比如史学史的学术会议,参与者一般都属于专业史学史的学术圈;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更新不够,在知识不断更新的今天,其学术创新滞后于学科发展。(28)

   作为一个学科,中国史学史也应当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但同时,因为它与历史学研究方法相近,认识特点相同,“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也被纳入史学史的研究体系,史学史需要在与其他史学学科的交流对话中共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系统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史学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纵深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新理论和方法的广泛的运用,历史学日益成为多学科参与的交叉学科。仅就中国古代史而言,中国史学史要与断代史、专史学科进行对话和交流,在研究中至少要关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史领域传统研究课题的深入和突破。这包括在早期国家的形成、商周封建、春秋诸子、秦汉宗教与思想、魏晋国家体制、唐宋社会变革、明清中西交流、科举制度、内阁制度等方面提出的新观点和新理论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的深化。一是研究资料、内容、方法和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近年来,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资料大量涌现,以新资料发现和研究为基础,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和拓展,如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人口史、社会保障史、水利史、出版史、家族史、家谱史等,为研究和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而这些对史学史研究者的素养和知识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史学史研究的反思特质,意味着它将批判地继承史学遗产、借鉴历史记忆中的经验教训,在整体上推进史学研究。而这种推进应当与其他史学学科一起来完成。

  

   五 在史学评论尤其是当代史学评论中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与批评

   如前所言,从史学史学科性质来说,史学史所做的工作是较高层次的,具有总结、批评与反思的特质。白寿彝指出:“所谓史学工作是自觉的活动,就是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史学史的工作就是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29)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的早期,史学评论、史学批评已被引入史学史研究,杨翼骧先生将史学批评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指出:“史学批评是指对于史学领域的各种工作的批评,如对于史料的选择与组织,史书编纂的体例与内容,记载的是否真实,历史观点是否正确,史学思想是否正确,史学发展的趋势如何,等等。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批评,就不易有很快的进步,所以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30)这是20世纪60年代史家的学术眼光。80年代,他将“史学批评”扩展为“史学评论”,还对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作了区分:“史学评论是指对史学本身主要是历史著作的评论而不是历史评论,即不是评论历史事件的史论,裴松之、刘知几、章学诚等都是著名的史学评论家。”(31)新世纪,乔治忠对作为史学史内容的史学评论和功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析。他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研究手段,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一项内容,史学评论的问题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综合的工作;相对于一般专业的史学评论,史学史角度的史学评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等到矛盾现象充分展开,背景原因更多显现,因而能够观察得更加全面,对于历史学较大问题应当并且可以追求最终的裁决水平。(32)史学史研究做出的史学评论,需要在更宽广知识结构的基础上进行。

   新世纪开展史学评论的实践聚焦于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创办国内第一本历史研究学术评论杂志《历史学评论》,其间,力倡在认真梳理学术研究脉络和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思考史学发展的大势,探讨理论和方法的建立及其运用于具体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立足学术前沿,分析各种学术问题出现和研究的态势,以及学术现象变化的趋向。(33)其中,李振宏《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通过对历史学自身思想状况进行深入解剖,梳理了六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堪称史学评论的典范之作。由于种种原因,《历史学评论》止步于第一卷,但它在历史学界激动的潮流却经久不息。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历史研究杂志社新增的一本刊物就是《历史评论》,它的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这里谈的虽然是刊物建设,但史学评论也将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史学史作为一个成熟学科,它对史学活动审视的时段将接近当下,当代史学评论不但会成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史学史研究也需要对其提供理论阐发和支撑。随着当代史学史研究成为趋势,当代史学评论将在引导史学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中成为历史学前行的动力。

   时代变革和中国人民伟大历史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史学观念的创新、价值理念的创造和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为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基本的路径和方向,那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34)在新的世纪,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是中国当代史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将参与其中。“史学史的研究结果,可以上升为史学理论”(35),早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便如是说。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反思学科,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在新时代将更加彰显。

  

   注释:

   ①白寿彝《在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06页。

   ②杨翼骧《悼念杰出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学忍堂文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418页。

   ③胡逢祥《自觉注入对当代史学的关切——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一些看法》,《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

   ④《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16、318页。

⑤《导言》,金毓黼《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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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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