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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 方锡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兼论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更新时间:2020-05-21 22:23:41
作者: 任继周   方锡良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历史性伦理学差异空前突出。数以亿计的农村青壮男女劳动力进城打工,形成农村的空巢化和空心化。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经几代人积累,其总数当以亿计,缺乏父母和社会关怀,将给社会留下难以估量的有害后果。这些后果将随着儿童数量的积累和年龄的成长逐渐而长期显现而成为社会重大问题。至于农村的留守老人也需要妥善安置。与农村家庭空巢现象相伴随的是农村社会的“空心化”,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农村留下来的多为老弱妇孺,农村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综合服务和文化生活等与城市相比差距骤增。

   其三,2亿~3亿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就业、教育等成为城市管理的新问题。他们有的几代人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仍难以融入市民群体,没有享有应有的市民待遇。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重大伦理学缺陷。

   至于空巢农村留下的宅基地和缺少管理的农田虽也是工业化留给农村的新问题,但这也是农村土地流转和产业调整的新机遇,应是社会工业化为农村带来的积极因素。

   总之,我国工业化第二阶段,随着社会的深刻变革,积累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探讨。

  

   二、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机遇

   世界工业革命时代的主流思潮是由达尔文物竞天择理论衍发的排他性竞争,即丛林法则。经过300年的高速发展,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竞争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人间惨剧,甚至得出“和平是战争的间歇”②这样的悲观结论。人们开始冷静反思,物质主义思想笼罩下,以石化动力、科学技术和产业资本三个维度推动的工业化,将伦理维度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损伤的同时,社会生态系统也因贫富差距扩大和地域发展水平悬殊而使社会公平正义被弃置不顾。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的伦理基础遭受严重损害,引发了自然的和社会的巨大灾难。工业化社会对农业的影响尤其直接而显著。以简单的工业化手段,强加于农业生产的某些片段过程,提高了产量,增加了财富,在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殃及社会食品安全。

   原来300年来所追求的工业化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的美好社会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于是进入后工业化文明的新启蒙时期③。

   生态伦理问题的先觉者美国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名著《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④在他逝世一年后的1949年出版,深刻揭示了工业化的生态弊端,提出“大地伦理”的思想,敲响后工业化时代的启蒙钟声。其后,海洋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⑤,进一步激起社会空前关注。1972年由美国、德国和挪威等一些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表了有关资源环境与人类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报告认为,全球的生产力增长将会达到极限,势必发生不可控制的衰退,提出“零增长”的概念。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物质主义工业化不可持续的世界意义被人们普遍察觉。198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WMO),联合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1990年,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由137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部长级人员参加,呼吁建立一个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会议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基于公平原则,提出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性建议。1990年到1992年,经多次会谈⑥,终于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发展大会(简称环发大会),全球15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从此以环境发展为主题的全世界峰会成为每年的例会,把全球气候变化和防治污染纳入全球性议程。据此,我们认为从1949年《沙乡年鉴》的出版,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宣布,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为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的过渡期。

   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主要指标,公认有两项,即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第二产业;从业人数白领超过蓝领。据此标准美国于1983年首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他发达国家也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作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触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活动从未中断,参加国每年开会,中国积极参与并付出不懈努力,促成发表多次宣言⑦,制定温室气体减排方案。但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过程,很难短期见效,何况环境污染类型复杂,远非温室气体所能概括,而且国际不同利益集团常有抵牾,贯彻环发方案步履维艰。但后工业化时代的主流思潮已经不可阻挡。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较此前的社会发生了实质性差异,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是为人类发展史的飞跃性质变。

   其一,人生活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之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人类从把自然为奴仆、征服世界的狂想中醒悟过来,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智慧之光的照耀,自觉恪守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社会的幸福指数有了空前增长的余地。

   其二,世界不同的物质和精神集团,无一例外的属于某一生态系统。各个系统和它所隶属的子系统之间,互相依赖多于互相对抗,凝聚力大于离散力。因此社会科学认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协同发展,是人类社会之常规。

   其三,与此同时,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提出的“深层生态学”⑧,阐明了时间上跨世代,空间上跨区域的生态关联世界观,或称全球观,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稳步协调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光明前景。

   其四,综合以上所说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冷战初期那种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全世界忙于战备的紧张心情明显松弛下来。尽管冷战思维长达40年,局部冲突从未停止,但全球巨型军事对决并未发生,他们的武装力量,不管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都已从战场厮杀移位于保卫和平。新时代给人以启迪,共赢与零和相比,成本最低,红利最大,只有政治经济的协商合作才是社会发展的正道。

   尽管大势所趋已无可怀疑,但人类毕竟承受着沉重而复杂的历史遗产。其中包含了民族的、宗教的、地域的、国际的复杂纠葛,这非短期内得以痊愈的痼疾,冷战思维余绪犹在。我们对后工业化的宝贵机遇必须倍加珍惜,精心呵护,促使后工业化的社会格局得以健康发展。

  

   三、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历史回顾

   中国从一个农耕文化传统极其深厚的农业大国,经过快速工业化而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独有的历史内涵发人深思。

   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这是一段漫长的历史发展的映射。“中国速度”似有“缩地术”的神功,将300年的光阴缩短为新中国建立后的70年。但文化的发展无论快慢,都是步履相继的文化的“蜕变”。文化蜕变规律由任继愈针对文化的“先破后立论”“一刀两断论”而明确提出,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⑨。但我国深受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亦即对化蛹为蝶的蜕变过程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理解,甚至一度把这种文化蜕变过程误解为改良主义而予以扬弃。

   我们70年内获得了工业文明的物质利益,却没有来得及养成工业文明应有的精神内涵。工业文明无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工业文明内容繁多,难以备述,且非本文主旨,现只就其与农业文明差异之荦荦大者略加列举:由重封闭到重开放;由重亲情到重契约;由重自足到重流通;由重自我到重公益;由重传统到重创新;由重闲适到重效率;由重“海内”到重“海外”。我们冷静地两两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农业文明的阴影几乎无处不在。

   四、中国农业伦理学的反思与出路

   从1949年到1992年,全世界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转型的约半个世纪中,也正是新中国成立、进入工业化发展时期。尤其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突飞猛进,并于2015年初步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其精神境界急需补课。农业是工业化遗患的主要受害方,它作为工业化不可持续的见证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其一,迟到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如果从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环发大会计算,中国的后工业化大约比世界水平晚了23年。如果按照《第三次浪潮》作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研究,美国的后工业文明于1983年开始,则晚了32年。我们带着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基础,在70年内获取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物质成果,但相对于工业化国家300年来培育的工业文明,我们还有明显差距。

   其二,文化蜕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必要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内涵是具体的。未来学家托夫勒总结工业文明含有六大原则,即劳动方式最优化、劳动分工精细化、劳动节奏同步化、劳动组织集中化、生产规模化和经济集权化。实现这六大原则需要相应的九类社会保障,即工业化、城市化、法制化、民主化、就业流动、教育普及、信息灵敏、非农人口遽增、经济持续发展⑩。托夫勒以当时社会样式总结的这六大原则和九类保障,也许可以有不同诠释。我们暂时抛开其可能的歧义,仅就其语义表达作为我们参照系,考察我国当前社会状况,急应补足缩短差距的过程中漏掉的必要的文化功课。

   其三,正确认知文化差距是必要前提。工业文明的历史贡献是不容否定的,当世界工业化文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文明转型期的时候,中国还在全速进行工业建设,容纳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污染工业,甚至允许工业垃圾向中国转移。中国还没有来得及对后工业文明有所认知,更不会以此为基础对工业文明的利弊加以反思,因而出现以农耕文明批判工业文明的反历史倾向。例如向往旧时的田园生活,留恋农业社会缓慢节律,有些地方把《弟子规》引入儿童教育,甚至办起了读经私塾。由于中国工业化的高速而迟到,精神建设没有跟上,对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理解,但不可认同。只有以“后工业化文明”的要求为基础,来反省、解决工业文明的缺陷才是历史前进的正道。我们应汲取丧失工业革命的伦理观所造成的惨痛教训,不容再度发生后工业革命时期伦理观的历史性错位。

其四,后工业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而不是特征之一,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农耕文明时期“海内”即“天下”,农业生产强调封闭式自给。但在后工业化时代,各地交往,洋流所到之处,无远弗届。农产品的不足和剩余可构成不同系统之间的位差潜势,产生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产品的世界交流应属常态。且举两个最近例证。例一,最近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战,我国大豆的进口量已经达到世界贸易总量的70%,自给量仅为13.4%。而美国是我国主要大豆进口国。但在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是否进口美国大豆倒成为我们的筹码之一。例二,我们怀着深重的粮食情结,着力确保粮食安全,大肥、大水、大农药,并以政策杠杆大力支持,保底收购,大建粮库贮存余粮。结果成本高于进口粮的到岸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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