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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龙: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更新时间:2020-05-21 22:07:06
作者: 张宇龙  
经过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反复学习和实践,王先生对其重要性是有认识的。

   王锺翰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积极的,也是一贯的,并非全因外在环境改变所导致。此外,王锺翰这一现象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像谭其骧、唐长孺、郑天挺、张政烺等众多从民国走来的学人,皆有相类似的转变过程和相似的感触。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的新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先生的治学路径大体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重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研究历史问题,同时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优良传统,立论有据、严谨有法,又吸收西方汉学家的长处,注意考察史实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25)因此,王先生这一治学方式使其在清史、满族史以及中国民族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新成果。现择其几例论述如下:

   (一)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陆续开展,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的社会性质问题,已成为当时学界的关注热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亦在其中。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洲族正处于氏族社会末期。”(26)也有论者指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洲社会,一般的说,在奴隶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阶段,即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的作用。”(27)可见,当时学界对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的认识已产生分歧,正如王锺翰所说:“这是有待大家来反复商讨辩论和再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的一个问题。”(28)1956年,王锺翰发表了《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该文在爬梳整理大量满汉文史料以及朝鲜、日本等文献的基础上,着重从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等方面来考察满族社会性质。经过分析论证,王锺翰认为:“十六世纪的七十年代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十年间的满族社会生产关系是奴隶占有制。”(29)这是王先生在学术上首次提出入关前满族社会是“奴隶占有制”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王锺翰更进一步,继续考察了皇太极时期的满族社会性质。1956年底,王先生的《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脱稿。该文着力从生产力水平、社会生活状况、生产资料、劳动力来源及其所属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社会变革中的阶级结构、政治制度和法律关系等方面,考察皇太极时期满族社会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运用社会形态理论研究满族社会性质,并不拘泥于模式化、概念化的理论话语进行简单论述,而是结合满族自身所处的独特历史环境进行具体分析。这主要体现在,王先生论述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演变时,他承认满族社会发展遵循一般规律,即“和自然兴发的民族并不两样,是曾经经历过奴隶制,而在努尔哈齐时代还正处在奴隶占有制”,(30)同时他更强调满族社会所处的地缘环境对它的影响“不但很大很多,而且为时很久”。(31)这与强求各个民族社会形态完全一致而抹杀各民族独自特征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32)毋庸赘述,王先生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史料并结合社会形态理论,为我们描绘了极为丰富的满族社会变迁史。

   需要指出的是,王锺翰对入关前满族社会形态的考察,不仅深化了清前期史研究,更在于通过满族社会的急速转型以及与周边各民族的初步融合,来进一步探寻满族定鼎中原并与明王朝统绪相接榫的内在关联。对此,王先生指出:“但也只有在进入到辽沈地区以后大约二十年期间,满族社会由于它本身发展的固有因素,再加上不由人们意志所能自由改变得了的外来影响,所有这一切,才能促使它大踏步地、加速度地转向封建化这一历史过程。”(33)进而,他认为:“早期封建因素在满族社会内部的长期存在,而进步的其他各族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对它的影响也是使其能迅速地、全面地转入到封建社会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分析,可以肯定满族之所以能够进行统治全中国竟达三百年的局面,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偶然现象,而是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的。”(34)王先生对入关前满族史的深入研究,不仅拓展了清史研究范围,也开创了其学术研究的新境界。此后,王先生逐渐走上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相融合的道路。

   (二)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研究满族形成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族的族源、形成与演变等问题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同时满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学者甚至还抱有错误的观点。俄罗斯汉学家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就沿袭了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那一套旧观点。把女真——满族当作一个中国以外的外来民族来看待,企图混淆视听,以达到分裂我国东北的目的。(35)甚至清史名家萧一山先生在其所著的《清代史》中说:“中国人被他欺骗了二三百年,现在还有许多不明事实的,以为有什么满族,其实女真人早就被同化了,充其量不过剩下爱新——即金——一姓而已,还能叫‘满族’吗?”(36)显然,萧先生并不承认满族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也很成问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相继发表了《从满洲的命名谈起》、《谈谈满洲名称问题》、《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等多篇文章,来考察满族的族源、形成和发展等问题。关于满族的族源问题,学界一般认为我国先秦古籍中的肃慎人是满族最早的先民,但问题在于古籍中仅仅寥寥数语,文献不足,难以征信。于是,王锺翰利用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如黑龙江、吉林肃慎遗存中发现的鼎、鬲;挹娄遗址中发掘的大量石镞、原始农业工具、农作物籽粒、纺轮、猪骨、半地穴式住址等,与文献资料相互补充、印证。据此,王先生指出:“肃慎是满族的最早先民这个说法,是不容置疑的。”(37)不仅如此,王先生还特别注重从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来考察历史上满族先民的流变问题。他认为:“肃慎及其后裔是既有关联又不能等同,不应该把肃慎以下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各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作为满族本身的形成发展过程;但是,在满族史如果把肃慎以下迄明代女真人的世代相承的系属关系与满族割裂开来,也是不能正确反映满族悠久的历史渊源的。”(38)

   满族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建州女真是其核心部分,这一点学界并无异议。但是满族的主体包不包括女真的其他部分,学界意见并不统一。《清太宗实录》记载:“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39)王锺翰据此认为:“如果说满洲就是建州三卫,那么,哈达、乌喇、叶赫、辉发正是海西四部,两者相提并论,当然是满族主体了。”(40)进而,王先生指出,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海西女真人,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形成为满族的主体,同时又有一些不具有血缘关系的外族成员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共同体——满族。这样,满族既是主要来源于建州、海西女真人,但又加入了新的血液,把来自不同血缘的人们都汇集在一起。(41)显而易见,王锺翰把满族看作一个历史范畴的民族,其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族成员特别是汉族人加入进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三)辩证地看待民族关系和民族政权问题

   王锺翰经过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后,其在学术研究中“繁琐考据少了,理论性话语多了”。(42)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地运用到清史和民族史领域,使明清时期满汉民族关系、民族政权等一些棘手的学术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比如,有学者认为,明清之际努尔哈赤兴起占据辽东是以下犯上,是“入侵者”,是非正义的。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学者竟称满族是外来民族,利用历史为分裂行为制造舆论。众所熟知,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兄弟阋墙”,甚至是兵戎相见的现象。对此,1985年王锺翰在《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上兄弟民族间出现过的交恶或征战都是国内矛盾问题,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之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是有本质区别的。”(43)而关于国内民族矛盾的谁是谁非问题,他根据列宁的经典论述“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44)认为“明代女真各部的统一,后金政权的建立,努尔哈齐的反对明王朝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45)同时,王先生也注意到明王朝与后金之间战争性质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他指出:“萨尔浒一役后,后金已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明则相反,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两者所处的地位翻了一个个儿。”(46)值得注意的是,在复杂的民族关系中,王锺翰能辩证地看待其间的是非曲直,并准确地抓住了民族关系的主流,他认为满汉民族关系由300年前的“兄弟阋墙”到近代共同“外御其侮”,满汉两民族最终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47)再者,后金政权性质问题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有学者认为后金政权是割据政权,也有的认为是地方政权,而不大承认后金政权的独立性,如果承认后金政权是独立政权,似乎满族就不是我国境内的民族了。对此,王锺翰明确指出:“一个唯物主义者必须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和科学性。后金国的出现,标志着满族是以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的姿态活跃于东北大地之上。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国之内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的独立政权或国家,屡见不鲜。后金国的出现,既与明王朝没有君臣隶属关系,我们就应当承认它是一个与明王朝同时并存的独立政权,而这个后金政权仍然是属于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48)

   (四)用民族平等原则编写《中国民族史》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王锺翰始终以民族平等原则研究满族史和中国民族史。所谓民族平等原则就是“用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地去对待历史上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统治民族和被统治民族;用同一个标准对待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和纷争,评价其曲直与是非”。(49)1994年底,王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现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是民族平等。比如,在编撰体例上,一改以往以汉族史和朝代史为中心的编撰方式,而是按照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路径进行编写。同时,在史料利用上也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兼顾了汉文史料、各民族语言文字史料、考古史料的运用。再者,关于统一中国的战争问题上,以往有学者对秦的统一、西汉的统一、曹魏统一中国北方,以及唐、宋、明等王朝扫平地方割据政权、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持肯定态度,而对元(蒙古)和清(满族)统一中国的战争却持否定态度。王锺翰的《中国民族史》认为这“没有把各民族与汉民族一视同仁、同等对待。既然汉族可以统一中国,为什么各民族统一中国就要加以否定呢?”(50)对此,《中国民族史》旗帜鲜明地指出,清朝统一后,废除了明王朝后期的苛政,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社会比较安定,出现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景象。更重要的是,清朝在完成统一的基础上,坚决抵抗沙俄、英国等殖民者对中国的入侵,巩固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使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由满族完成的中国统一,“同样是‘合乎规律的事情’”。在本质上讲,清朝的统一“基本上是进步的,具有深远的意义”。(5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族英雄”、“中华民族英雄”概念的界定上,学界向来有不同标准。《中国民族史》在综合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和民族平等原则,认为“民族英雄,首先是有民族的因素。只有在民族关系上,才能反映出民族因素来”,能成为民族英雄的只能在“民族之间的斗争中反映出来”。关于“中华民族英雄”的定义,《中国民族史》指出:“中国某一民族的民族英雄,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因为“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由汉族(华夏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52)可见,民族平等原则是王锺翰研究民族史的重要原则,也是其在民族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一把金钥匙。曾有论者评价:“在王先生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学术生涯中,尤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是他那公正、平等的民族立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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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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