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大理念，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8)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9)法治建设战略布局。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无疑以国家治理方式的全面法治化，为全面增强国家秩序及其变迁的可预期性，提升国家治理的宏观效率，确立了新的愿景。

　　 民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不仅是现代国家公共权威获得合法性的制度形式，也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条件下多元社会行动主体达成最大限度的政治共识的根本途径。但全球民主实践充分表明，只有能够切实“运转”起来，在落实和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同时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民主，才能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福祉并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20)“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21)基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主旨，中国共产党打破西方民主的话语霸权，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并从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积极探索协商民主的有效形式，有力地推动了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

　　 正是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来探索国家治理方式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民主政治体系建设，同国家治理结构的完善形成了内在的契合，不仅充分发挥了法治和民主作为现代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重要作用，有效地提升了国家治理的现实能力，避免了转型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盲目移植西方民主和法治体制所导致的治理困境，而且形成了民主政治和法治秩序成长的内生动力及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

　　 综上所述，70年来，中国共产党就如何在中国这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巨型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进行了持续探索，不断深化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轴，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实践有效地回应了70年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完善的三重逻辑及其所包含的三大历史性课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贡献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首先，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围绕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推动当代中国步入了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轨道。众所周知，在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课题的背景下，中国国家治理一度呈现出了极为显著的“发展型国家”的特色。相对于东亚其他经济体，中国“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一个显著的特色，是通过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调动和集中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以超常规的方式和手段创造了超常规增长绩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引导中国发展模式全面转型升级，以高水平的国家治理，引领高质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展起来后的重大现实课题。“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22)制度体系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大智慧。只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与保持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保障个体自由空间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说到底是要提升用制度治理国家的能力，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步入成熟化、定型化或者说常态化的轨道，依靠有效制度安排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生动力。

　　 其次，在民族复兴正在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重要关口，中国共产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整个现代化进程的制度牵引和根本保障，科学地回应了如何打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这一重大历史课题。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王朝，都曾有过经济持续数十年繁荣，甚至天下大治数十载的记录，显示出了较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但令后人叹息不止的是，历朝历代总是无法摆脱一个宿命性结局，那就是由盛转衰，从天下大治走向天下大乱。突出表现为，在国家治理结构上，皇权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任意干预，最终不可避免地窒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形成盛衰循环的治理变迁逻辑；在治理方式上，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了层层依附的传统官僚体制的运行机制，形成了人治条件下的治乱循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了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局势的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过程中，中国找到了从根本上超越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日益清晰的，在充分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制度优势的总体思路，昭示了中国将逐步完善党领导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治理结构，为经济的持久繁荣提供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战略，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战略思路的重大创新，也充分表明中国将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民主化，奠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因此，之所以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积累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3)这无疑将彻底改变中国这一文明古国的历史命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很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识。

　　 再次，在全球社会主义实践遭遇重大挫折，中国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有力推动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从初级阶段逐步进入成熟阶段，开创出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境界。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人类文明进程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试错性的探索过程。“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24)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国家制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5)显然，之所以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除了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以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不够成熟定型，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说到底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有效性的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和释放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活力，并对长期困扰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系列两难选择，如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个体自由与公共权威、效率与公平等等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创造出更利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公共秩序，才能真正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竞争优势。

　　 回顾70年来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创新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自我调适能力和持续创新的活力。其中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不迷信、不盲从、不僵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猫论”“摸论”；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到“生产力标准”，“有效性”一直是中国改革思路、战略、策略选择的基本尺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根据新时代面临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紧紧围绕“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国家的水平”，强化了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创新的顶层设计。显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要脱离实际搞出一整套形式上完美、体系上完整的制度体系，而是要破解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难题，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效治理。坚持以有效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准则，无疑有利于打破对特定治理模式及其制度形式的迷信，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纳国家治理的一切有益经验，同时始终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尊重国家治理体系的内生演进逻辑，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以有效应对国家治理面临的各种现实挑战。这无疑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上高度成熟的政治理性。事实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基于国家的有效治理来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的创新，关键正在于借助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上发挥的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作用，中国有效地巩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自主性，克服了西方式的“否决体制”的困扰，避免了“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以及“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26)同时，长期执政的地位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着眼于实现民族复兴的总体战略，着眼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根据现代化的总体进程，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持续性推进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创新。

　　 注释：

　　 ①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0页。

　　 ③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08页。

　　 ④[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6-147页。

　　 ⑤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

　　 ⑥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的角度看》，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4年，第20页。

　　 ⑦[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8-473页。

　　 ⑧转引自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⑨[美]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414页。

　　 ⑩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9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

　　 (12)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3)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1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5)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16)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84页。

　　 (18)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12月4日。

　　 (1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20)(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22)(24)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23)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2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