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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红增 陈子华:如何融合经典与现代: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技术方略讨论

更新时间:2020-05-20 22:07:53
作者: 秦红增   陈子华  
1990),那么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也都是区域性的或特殊性的“在地理论”,即使是那些具有“普适性”面相的理论也不过是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而成,并不具有切实的全球“普适性”。从这样的角度看社会学,也就像同样在美国获得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一样,“如果它创立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就会大相径庭”(Cartwright, 1979)。

   正是基于对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或“跨情境效度”的怀疑(王宁,2017),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不断有人提出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设想。从单纯的学术向度上说,这一设想有两大动因:一是认识论动因,即主张从认识中国的角度,对舶来的社会学知识加以审视,以求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相“契合”(杨国枢,1993);二是主体性动因,尽管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已逾百年,重建也有40年的历史,但其鲜明的西方化倾向,或者说由“追随者”的地位导致的主体性的缺乏,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叶启政,1982)。

   本土化的实践向度指向费孝通的第二项内容或金耀基的第二个层面,即前述“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或“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今天这类表述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套话”,但在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吴文藻推行“社会学中国化”时,如何将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用于改造落后的中国,却是一个现实话题。在当时,晏阳初、梁漱溟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李景汉和费孝通的定县与“江村”调查,陈瀚笙的农村研究,虽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有异、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但在实践向度上却高度趋同——都希望能够“谋中国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阎明,2010:23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成为由吴文藻及“中国学派”代表的社会学家们的主旨追求(李培林,2008)。而这一追求不久之后就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变得更加急迫,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国家的危机,实际问题的严重,(使)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费孝通,1999:413)。可以说,正是这现实的逼迫,使得抗战前为“中国学派”所倡导的社会研究,通过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田野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1999: 413)。所谓“共同风气”,是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中,恪守上述“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宗旨的,并不限于战时蜗居于呈贡“魁阁”坚持研究的“中国学派”,而成为大多数社会学家的集体共识。

   还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即使像孙本文这样的“书生”,在民族危亡和社会解体的双重压力下,也一样依赖其中央大学的正统地位积极投身国民政府的社会建设事业,用社会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存(周晓虹,2012)。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年轻时代即怀抱的“士”——传统知识分子“用则出其经纶,展其抱负,以福尔黎民”(孙本文,2012:1)的宏大志向。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被取消了近30年之久的社会学重获新生,同时也赋予这一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所幸的是,由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领衔的这场“重建”,从一开始就将20世纪30年代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性传承了下来。现在看来,中国社会学之所以会形成急迫的运用系统性知识解决本土问题的实践向度,固然与这门学科在中国引进及重建的两个时期皆与严峻的社会现实直面相向有关,也与费孝通在其一生中所常常言及的包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承载)的传统烙印”(费孝通,1999:49)有关。由于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命运多舛,再加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学家担负着如何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国家的职责,因而“学以致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周飞舟,2017),并逐渐使中国社会学“凸显出一种实用的性格”(赵旭东,2010;另见叶启政,1982)。毋庸置疑,这一实用性格或许会影响甚至伤害到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树(苏国勋,2005:162),但这就是一个发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学科被过早地“移植”到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时不可避免的劫数。

   其实,由于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到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评,它的实践性不仅包括对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问题的处置,也涉及摆脱对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心理依附、促进民族认同的精神面向。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对主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追求一直生生不息。及至今日,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努力依旧被用来锻造“文化自觉”(费孝通,1999:196)以及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汪丹、李友梅,2018)。

  

   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悖论与出路

   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最核心的争议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力?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议题。由此,围绕某种价值或知识体系对其他群体的适用性问题形成了两种基本立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在社会学中,最早使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概念的是韦伯,其后是帕森斯。不过,他们对这对概念的使用与我们所谈的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无关,而是某一群体成员所共同信奉的某种处事原则或处理社会关系远近轻重的行为准则。如果将韦伯和帕森斯所讨论的问题归为价值普遍主义,而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归为文化普遍主义,那么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而展开的相关争论,就主要是后一个问题。

   (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辩与质疑

   纵观历史,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和社会学一样古老。在十九世纪急速的社会变迁中,孔德(Auguste Comte)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实证主义氛围中创立了社会学,希望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并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尤其是涂尔干(Emile Durkheim)逐渐发展出“假设—推测—检验”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周晓虹,2002:248)。尽管这一设想在美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却在德国发展起来。通过强调社会学是“一门旨在对社会行动予以解释性理解,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Weber, 1968:4),德国人建立了后来经芝加哥学派发扬光大并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或解释主义范式。

   上述两种传统代表了人类在社会知识的探寻过程中的根本性差异,也构成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争辩中两个阵营的核心。具体说来,科学主义范式强调一般理论、定量分析、经验观察、数据、假设、测量、验证、正式系统、模型以及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社会表征;而人文主义范式则强调专门议题、定性分析、综合、理念重建、论题、意义、说明、历史中的个体和作为一种历史和意识现象的社会表征。对于科学主义范式中的研究者来说,实证主义的吸引力关乎一个流行的假设:只有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由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主要争论也是围绕这一假设所开展的。

   对上述假设的第一个质疑是:知识一定是客观、绝对或普遍的吗?显然不是。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这里不是一句“套话”,所有知识事实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参与生成的东西,没有什么先定的、既成的、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适用和有效的东西。即使是万有引力定律,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更不要说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阐释人类学框架下所讨论的那些非现代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既然“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从什么位置看’以及‘用什么东西看’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格尔茨,2014:5),那么,那些主要在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就是有限度的。

   第二个质疑更具挑战性,即有关人、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存在差异。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迥然相异。受狄尔泰的影响,韦伯虽然反对像历史主义那样将社会或文化事项完全个别化、特殊化,但也认为与本身无内在意义的自然界不同,社会世界是由意义构成的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应该根据“有意义的”人类经验范畴来“理解”(verstechen)社会现象。如此,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不过是将知识如何回归到产生它的社会过程或社会结构之中。

   (二)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一种可能的出路

   平心而论,在有关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中,谢宇对普遍主义的流弊怀有高度的警惕,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殊性。就前者而言,他曾借邓肯之口,“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同时申明“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谢宇,2008)。就后者而言,他则欲图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即“一方面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由此提倡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谢宇,2018)。

   不过,虽然谢宇怀有上述警惕与意识,也承认“任何的社会学取向,理论的、文化的、历史的、民族志的,都能产生好的社会学作品”(谢宇,2018),但他实际上认定能够产生“好”的研究的方法或所谓“科学”方法本质上依旧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不错,谢宇提到所有学者应该遵守的学术规范是“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指导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推理逻辑可能不同(参见格尔茨、马奥尼,2016:2),而他所说的“据”或“证据”似乎也并不包括定性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个案研究、生活史与口述资料、自传、档案、日记、书信以及非结构性访谈获得的经验“资料”,而主要是由定量研究者收集和处理的“数据”。如此,不仅他向年轻学者提出的“建议”只涉及“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数据”,而且在他那里定性方法也只是“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可靠的定量数据时”的替代品(谢宇,2018)。谢宇抱怨“本土化提倡者”批评“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错误地认为定量研究“不适用于中国或必然导致肤浅”(谢宇,2018),但他恐怕也知道在定量研究者中其实一样甚至更加盛行着对定性研究的不屑。

   如果说谢宇和翟学伟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偏爱本质上还是由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造成的,那么要真正避免相互间的无谓攻讦,或者说真正做到对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兼容并蓄(格尔茨、马奥尼,2016),就必须突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峙,像韦伯、许茨、格尔茨那样不在两者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建立起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华勒斯坦等,1997:64)。提出这一立场的前提是:一方面应该承认特殊性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差异性表征随处可见,大至国家、民族、阶级,小到城乡、群体、家庭,相互间无一不存在差异,如果一味追求揭示特殊性,就难免会面临理论不能对“人类社会的差异性有足够的涵盖”的难题(陈映芳,2015),就不能实现社会科学的抽象化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既然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偶然性,那就有必要重视或保留差异性,或者说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并存,即将特殊性纳入“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中,“在更大的意义世界中把它们展开”(格尔茨,2014:3)。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可行的态度是将本土化视为一种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有效路径,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单纯为实现民族主义诉求的“分庭抗礼”。

  

四、转型社会的实践与本土化的现实要求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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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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