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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宏: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

更新时间:2020-05-20 18:37:03
作者: 莫纪宏  

   内容提要:作为国家根本法,宪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三个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涉及到十三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是对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补充、深化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之间的一致性和统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在理论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而是通过进一步理顺法律体系、法治体系与制度体系之间的内在逻辑,凸显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既强调宪法和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制度规范;法律实施;宪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要“聚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明确提出了“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1]至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正式形成,构成了“三个体系”共存的体系化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价值目标展开的,在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目标等方面相辅相成、互为一体。“三个体系”既有一定形式上的独立性,又在体系形态方面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把握,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重要抓手,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指南。

  

   一、“三个体系”建设体现了历史逻辑和制度逻辑的高度统一

   (一)“三个体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历史逻辑的必然产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三个体系”概念的提出、形成和走向成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逻辑的产物,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入。“三个体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就已提出。十五大报告指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体系概念在党的文件中正式提出,是基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理念。[2]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健康和顺利发展,必须要依靠法制的有力保障,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文革破坏了的法制传统,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通过加快立法工作的步伐,用法律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的秩序,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有一整套科学和系统的法律规范以及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3]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主要方面,可以为全面和系统地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提供科学的法律依据和合法性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概念提出之后,我国的立法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4]2000年全国人大还出台了规范立法活动和立法秩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立法法》的指导下,2011年3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向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庄严宣布,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就从以“立法”为中心转移到以“法律实施”为核心。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体系功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实现,学术界和实务界开始把法制建设的目光投向了“法治体系”的建设。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实践跨越,法学界最早的倡导者是徐显明教授。他指出:“这个法治里面包括政府建设、依法行政、全民守法、加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全社会共同信仰法律、加强法律监督等等。这些内容统合起来,我用一个概念,叫法治体系。法律体系只是法治体系的逻辑起点,只是刚刚开始。与法治体系相关的后面还有五个环节,它一共由六个环节组成。第一个环节,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这是解决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问题。第二个环节很关键,就是执政党一定要依法执政。……第三个环节,要建设法治政府。没有法治政府,就没有人去落实我们现在的法律。第四个环节,全社会普遍平等守法。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都要平等。第五个环节,是对司法机关提出的要求。独立、公正、廉洁、高效、权威,这五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司法制度都不是法治所要的制度。第六个环节,监督环节,就是要使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实现监督的有效性。这六个方面合起来就构筑了一个法治体系。法治体系形成的时候,就是法治国家建成的时候。”[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与“总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词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来说具有更加符合中国法治建设实际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自身存在的正当性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词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解释当今中国法治实践问题具有更加突出和明显的解释力。[7]按照著名法学家罗豪才教授的解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还包含大量的“软法”,这些软法既包括传统国家硬法文件中的软法,也包括国家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还包括了大量的政治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自律、自治规范等。[8]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抓手”,其自身的逻辑更加完整,内涵更加丰富,特别是规范整合和体系化的功能更加显著,可以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更加有效的政策依据。[9]

   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抓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个方面的总体要求,核心的价值要求是“保证法律实施”,也就是“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10]党的十九大报告肯定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张和要求,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总目标”,[11]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点工程与风向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入手,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谋划与布局。[12]在坚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四个全面”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过程中,毫无疑问,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是制度建设的重点,但是,植根于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不可能解决制度建设所有的问题,为此,党中央先后确定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13]“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14]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大政方针,形成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科学思路和可行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第十七次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15]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讲话至少从理论上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两个具有不同制度形态的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坚持好、巩固好;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要及时加以总结和确认,遵循先制度、后法律的规范化过程。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所涉及的事项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要通过法律肯定下来,制度也有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约束力。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强调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16]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度权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以党的文件的形式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特征和要求,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后,又一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制度要求,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本身的体系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各项具体要求,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正确的政策指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是制度体系的重要内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的内在规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在构建十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同时,也正面科学和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间的制度逻辑关系,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法律体系建设和法治体系建设明确了新任务,提出了新要求。

《决定》第四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在《决定》看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决定》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7]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各项具体工作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任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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