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符合宪法要求。[14]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解释的权威机关也要尊重其他机关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对宪法的理解，重视其他机关对宪法条文含义的解释，积极进行宪法对话。在坚持人大主导的前提下，推进宪法解释工作应充分调动其他主体遵守宪法实施宪法的积极性，在宪法确定的分工格局下，充分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完成宪法解释的任务。当然，如果不同机关之间对于宪法条文的解释出现分歧，有权机关必须勇于担当，发挥宪法解释一锤定音的作用。

　　 【注释】

　　 [1]乔晓阳：《党的十八大以来立法工作新突破》，《求是》2017年第11期，第8页。

　　 [2]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2页。

　　 [3]参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第116页。

　　 [4]王广辉：《宪法解释与宪法理解》，《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第177页。

　　 [5]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3页。

　　 [6]李鹏：《李鹏人大日记：立法与监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页。

　　 [7]杜强强：《法学方法与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转型》，《法学研究》2012年第4期，第37页。

　　 [8]栗战书：《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人大》2018年第23期，第9页。

　　 [9]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9页。

　　 [10]这种内部运作的宪法解释，虽然不具有宪法解释的形式，但产生事实上的规范约束力。比如对《宪法》第89条规定“行政机构”的范围的解释，对《宪法》第40条“通信自由和秘密”保障范围的解释。分别参见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130页。

　　 [11]乔晓阳语，参见梁鹰：《全国人大常委会2018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述评》，《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第152页。

　　 [12]比如，法工委在答复中认为乡镇人大设立常委会违反宪法，参见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律询问答复（2000-200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3]参见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91页。

　　 [14]Lawrence Gene Sager, Fair Measure: The Legal Status of Under enforced Constitutional Norms,Harv. L. Rev.Vol.91, 1978,p.1212; Ernest A. Young, 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Under enforcement Problem: The Case ofthe National Healthcare Law, Law & Contemp. Probs.,Vol.75, 2012,pp.157-186.

　　 作者：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