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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王炜艺:弗洛姆的“人本主义”传播思想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5-20 14:52:26
作者: 潘祥辉 (进入专栏)   王炜艺  
这些制度使个人感到无力、无足轻重,并怂恿个人把他自身的全部力量投射到他必须臣服、必须崇拜的领袖、国家和祖国身上。个人逃离了自由却投入新的偶像崇拜的罗网。从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个性和理性的一切成就都成为新的偶像祭坛上的牺牲品,就其纲领和领袖而言,这类制度是建立在罪恶昭彰的谎言的基础上的。”(弗洛姆,2007:198)显然,纳粹的宣传机器是制造这种谎言和“元首崇拜”的重要推手。

   关于纳粹德国如何进行舆论操纵、制造偶像崇拜的问题,许多研究都已做过揭示和论述。例如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通过对比纳粹德国和东德宣传体系的异同,从宣传角度对极权主义体制进行了研究。他敏锐地指出极权主义带有世俗宗教的特征,在这种带有宗教性的宣传体制中,“元首绝对正确”的话语、对元首的赞美诗和肖像描绘将希特勒塑造成了偶像,希特勒的著作、演说和话语具有了宗教教义般的神圣性,纳粹党还通过一系列的庆典制造了自己的宗教节日和仪式(彼特沃克,2012)。克莱普勒则聚焦于纳粹德国的语言(包括言语表达和非言语表达)在极权统治中发挥的作用,他用“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来形容纳粹的语言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克莱普勒,2013)。阿伦特对纳粹极权主义的宣传也有过深入的研究,她认为极权主义的宣传无处不在,其宣传的内容对于身处极权运动中的人们而言,“不再是一种人们有可能产生意见的客观问题,而是像数学定律一样,变成了他们生活中真实的而又不可触及的成分”(阿伦特,2008)。与上述三位学者相比,弗洛姆对纳粹文化的分析体现出更为强烈的心理学取向,他着力于从个人的心理机制层面分析纳粹的宣传是如何适应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的。“人---从中世纪社会组织的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害怕把他转变为一个孤独的原子的新的自由—-于是就逃回到对血缘和土地的新的偶像崇拜中,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是这一新崇拜的两种最为明显的表达方式。随着父权和母权精神的积极方面的迅速融合,两种精神的消极方面也在发展: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这一国家与氏族崇拜混合物的最为集中的表现,在一个称为‘元首’的人物身上体现了这两种精神。”(弗洛姆,2007:55)在弗洛姆看来,极权社会的病症正是偶像崇拜的病症,他非常具体地分析了希特勒身上的施虐——受虐倾向,纳粹主义在宣传、教育、群众集会等问题上的观念也强烈体现出这种倾向(弗洛姆,2000:158)。

   在弗洛姆看来,正是通过权威主义机制,极权社会中的人逃离自由加入了偶像崇拜的领地。在古代社会,人们将木头做成神明的偶像,然后崇拜这块木头,仿佛这件由人亲手制成的作品比人自己高明。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奴化,崇拜者花费精力和艺术才能在建造偶像上面,然后向他一手制造的产品顶礼膜拜,他的生命力转到了偶像这件事物上面,偶像被看成与他分离的某种存在,高高在上并且与他对立,他要加以崇拜和服从。而在极权社会中,偶像崇拜的对象变成了政治领袖和祖国,在这个过程中,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贫乏的“事物”、依赖于某种自身以外的力量,并将自身的生存意义投射到这些力量的身上,然后服从和崇拜这些投射对象,以将自身的全部力量献给偶像的方式,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起了联系,个人因此变得没有力量、微不足道(弗罗姆,2003:105-108)。显然,比起其他法兰克福学派诸子对纳粹极权主义的批判,弗洛姆的分析更为深入和透彻。弗洛姆对纳粹文化及民众心理的分析丰富了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使我们对极权社会的传播状况和这种状况赖以形成的施虐-受虐机制有了深刻的认识。弗洛姆对极权社会中偶像崇拜之病症做出的有力批判,使人们不能再将极权主义的兴起简单地视为少数阴谋家对无知群众的策动,而是迫使我们反思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平庸之恶”是否促进或将会促进极权主义的滋生。

   或许受到弗洛姆的影响,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也将极权主义溯源于人类互相孤立、隔离的状态:“极权主义驱使和策动群众进入的无情过程,像是对这种现实自杀式地逃避”,阿伦特认为正是孤独这种全人类共通的状态,使得极权统治的威胁始终存在(阿伦特,2008)。虽然纳粹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已经远去,但促使我们向权威献出灵魂的心理因素依然深藏于人性当中。“极权主义的温床同样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弗洛姆向现代人发出的警告。

  

   三、“机械趋同”: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已在德国实行专政,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弗洛姆于1934年移居至美国并加入美国籍(郭永玉,1999:6)。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成员一样,从德国迁至美国的这段生命经验对弗洛姆的学术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美国这样一个大众文化的天堂,希特勒虽然已经不存,但取而代之的是广告、电影、肥皂剧和无穷无尽的劣质新闻。在弗洛姆看来,战后的西方社会,人们不再通过对领袖和国家的狂热崇拜来放弃自我、逃避孤独,却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某种文化模式的宰制和支配中,以此来摆脱那从未真正消失的孤独和焦虑。弗洛姆将这种“大众文化支配”称之为“匿名权威”,将人们的“臣服”称之为“机械趋同”。

   弗洛姆认为,人类逃避孤独的另外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机械趋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常人所采用的逃避机制。这种逃避机制意味着个人将自己完全塑造成文化模式所期待的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不再有个性、不再是他自己,通过这种方式,个人与世界之间的鸿沟消失了,意识里的孤独感与无能为力感也一起消失了,但个人却为此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昂贵代价(弗洛姆,2000:132)。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常常有一种错觉,即人们已经不用屈服于任何外在权威,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这几乎自动地保证了个性。然而弗洛姆尖锐地指出,“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利,只有在我们能够有自己的思想时才有意义”(弗洛姆,2000:171)。不过人们往往意识不到,其思想、感觉、愿望的内容可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从外部灌输给的,“我们以为的自我表达可能只是在重复某个权威的观点,只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弗洛姆,2000:135-136)在这种内在化了的匿名权威的支配下,人们甚至找不到支配者的踪迹,面对这看不见的敌人,反抗几乎是无从着手的。

   弗洛姆对“匿名权威”影响力的强调,与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论述不无相似之处:“你必须顺从,却不指出顺从什么;顺从于业已存在的东西,跟大家共同的想法保持一致,这是人们对文化工业的权威与无所不在性的一个条件反射。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此之大,其结果是,顺从取代了意识”(阿多诺,2011)。两位学者都察觉到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社会”中,人的行动也同样受到结构性因素的限定。虽然“匿名权威”与“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等”概念一样,都不具有明确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却有着近乎强制性的巨大力量,在无形中规训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不过是在重复匿名权威的意志,真正的自由并未实现。

   弗洛姆用一个比喻精准地形容了现代人的处境:个人像一颗齿轮一样毫无摩擦地在社会大机器中运转,他以为自己是自由和独立的,但事实上他却几乎没有个性、没有自我的感觉、没有属于自己的信念(弗罗姆,2003:95)。在弗洛姆看来,社会文化与大众传媒在促成这种“机械趋同”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弗洛姆明确指出: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和报纸是现代人主要的逃避途径。现代人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及其产品来实现机械趋同,从而逃避孤独焦虑的处境。弗洛姆甚至认为,如果这些传播媒介突然停办,哪怕只是停办短短的一段时间,也会使很多人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导致成千上万的精神崩溃事件,因为这些媒介已然成为了减缓社会病痛的麻醉剂,一旦停用,社会的疾病就会明显地暴露出来(弗罗姆,2003:14)。弗洛姆的这一思想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的现代大众传播的负面功能即“麻醉功能”可谓异曲同工。不过,弗洛姆的分析更为深入,他不仅看到了媒介可以麻醉大众,也看到了人们其实非常“需要”这种麻醉,人们需要“廉价而缺乏丝毫真实性的垃圾和虐待狂的幻想来填充心灵”(弗罗姆,2003:3)。

   可以看出,弗洛姆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十分接近,即量产后的文化已经无法达到启蒙作用,只能诱发感官刺激、麻痹人类心灵,如马尔库塞所言:“消除双向度文化的办法,不是否定和拒斥各种‘文化价值’,而是把它们全部纳入已确立的秩序,并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马尔库塞,1989:53)。但不同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归因于工业制度背后的同一性逻辑,弗洛姆则深入个人的需求和心理,将心理分析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进行了有机结合。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压抑和扭曲了人们自发的感觉、情感和思想,麻痹人们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弗洛姆认为,在破坏对世界的结构性看法上,大众传媒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某地遭受轰炸的新闻播出后紧接着的就是时装表演片;同一个播音员刚刚向听众展示完政治局势的严重性,就开始向公众鼓吹某品牌香皂的优点;报纸报道重要的科学和艺术新闻,然后以同样的篇幅报道某个女演员的早餐习惯……人们为电视所吸引,就好像去看一场大火或其他激动人心的景象。”(弗罗姆,2000:106)这种种破碎荒诞的景象,加深了个人的孤立感和无力感,使人无法断定什么是重要的、与自身关联的,最终人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也漠不关心了。在这种传播状态下,生命丧失了全部结构,由许许多多的小碎片拼凑而成,整体感、意义感不复存在(弗洛姆,2000:172-179)。

   可以看出,弗洛姆对现代社会传播景观的描述,深受马克思主义“异化”思想的影响。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使用的“异化”一词,与偶像崇拜完全是同一回事,“都是一种物对自我的征服,一种内在自我的丧失,以及一种由这种征服而产生的自我偏见。对上帝的盲目崇拜、对政治领袖和国家的狂热崇拜、对一切外化的非理性热情的偶像崇拜……都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只不过现代人的偶像不叫太阳神也不叫希特勒,而叫做技术、财产、权力、消费品、荣誉、声望以及其他所有由人所创造却反过来奴役人的事物”(弗罗姆,2000:151)。

弗洛姆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病症是“异化”的病症,即人失去了他的主体地位,被自己所创造的观念奴役,成了实现经济目标的工具,失去了与他人和自然的具体联系。在弗洛姆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已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人情味特征,呈现出一种操纵精神与工具性特点,这进一步加深了个人的孤独及无能为力感(弗洛姆,2000:85)。弗洛姆特别分析了“谈话”这种被异化的人际交流方式:“谈话在现代社会中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战斗方式,有的人谈话仅仅是为了显示他们的聪明出众,有的人则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又一次是正确的……人们在谈话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进行交谈时决不允许任何新的思想进入他们的头脑,谈话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取胜,一旦确定了立场后,谁都不打算根据谈话的状况来修改自己的观点。”(弗罗姆,2000:101-102)在弗洛姆看来,一场真正的谈话不是战斗而是一种交流,谈话者是否令人信服、对话双方谁是谁非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所讲的话的真实程度。只有当我们个人从受目的支配的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的时候,谈话的艺术与乐趣才将再度成为可能,这体现了弗洛姆对健康的人际传播的构想。在弗洛姆看来,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广播、电视等媒介都不能创造这种真正的谈话。“这些宣传媒介不断强化着这样的观点——幸福来自于我们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我们的高消费显示了我们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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