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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苏南土改往事

更新时间:2020-05-20 09:23:36
作者: 王海光 (进入专栏)  
实际上, 发展生产和土改运动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发展生产需要土地、劳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 需要实现人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这不是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动员能解决的。土地改革虽然平均了地权, 但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基本状况, 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而且, 由于原有的经营方式被破坏, 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 降低了农民的劳动意愿, 生产一般会呈现下降趋势。当年的农村调研材料对此也有反映, 但都笼统地归于农民的“底子薄”。

   从土改后苏南农村的情况可以看出:一方面, 土改的均分土地的确权, 使得地亩归属权更加细碎化了, 均平的自耕农单元规模更小, 使人地资源配置的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 过去自然交换状态下的传统市场机制停摆。土地租佃的停顿、雇佣关系的缩减、私人借贷的梗滞、大耕畜的数量下降等, 表明土改在推翻传统地权结构的同时, 也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过去市场调节的土地流转机制、资源配置方式、资金借贷系统, 都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所以, 在土改后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减产。

   经过土改运动, 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道德基础和交易基础都被颠覆了。农民怕“露富”, 怕被“共产”, 没有了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失去了努力生产的目标, 不再勤俭节约, 开始放手消费。这是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所以,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 是建构起一个能够激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农业经营机制。这是土改后全部农村问题的中心症结所在。

  

   农业集体化运动

  

   土改后, 在如何促进农业发展的问题上, 存在着两种路向选择。一是允许传统农业经营机制复位, 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二是用国家把农民组织起来, 推行农业集体化。当时, 反映在党内的认识分歧上,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四大自由”的认识和态度, 二是对搞合作化的认识和态度。

   “四大自由”即“雇佣自由、租佃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 是《共同纲领》总纲“保护私有财产”的应有之义, 各级政府法令都明文规定了“四大自由”的条款。苏南当地政府认为, 在土改完成后, 雇佣和租佃活动“基本上已成为农民的内部关系”, 持有积极的态度。“四大自由”是基于农民是小私有者的基本认识, 更是恢复生产的现实措施。在经过激烈的土改运动后, 农民普遍存在“怕富”心理。承认“四大自由”的合理合法, 对安抚农民生产情绪有极大作用。客观上, 这也是对传统农业经营模板的功能性修复。这是土改后的第一条路向, 市场经济的路向。

   土改后的第二条路向, 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互助合作运动是把农民组织起来的第一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会后产生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草案) 》。这个合作化指导文件说:农民在土改有两个生产积极性, 一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一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其实, 当时乡土作家赵树理说得很清楚, 农民只有一个积极性, 就是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在《调查资料》中也可以看到, 所谓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只是存在于各级干部中。农民参加互助组, 都是被政府用各种方法“组织起来”的, 他们自己并没有这个愿望。违背农民意愿的事情, 必然是事倍功半, 相当费力。

   1953年, 农村问题全面显现出来了:农民生产情绪不稳;粮食收购困难, 供应紧张;各地党委纷纷报忧, 要求调整农村政策;党外人士颇有异议, 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为此呼吁……这些情况, 使如何选择农村发展路向的问题变得十分迫切。

   按照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设想, 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再用10年和15年或更长时间。而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规模, 则成了决定“四大自由”存废时间的关键因素。为了把紧张的农村安定下来,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4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会议, 会议强调:要照顾个体农民的积极性, 又要切实把互助合作办好。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 在土改中主张动富农经济, 但在合作化中却比较谨慎。他在总结报告中专门讲了“四大自由”的问题。他说:雇佣自由的口号可以提, 今天是没有人敢雇工的问题, 而不是雇工的人很多;要提倡自由借贷, 高利贷只能用经济的办法消灭, 用行政的办法是禁止不了的;土地买卖和租佃的自由, 今天还不能禁止;商业买卖自由是不禁止的, 但要在国营领导和节制下。在这里, 邓子恢是把允许“四大自由”的存在, 作为稳定农民的策略手段。

   对于各地方党委反映的农村紧张情况, 毛泽东最初的应对, 也是要求照顾“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正确对待单干农民。但他很快发生了变化。1953年10月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否定了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 规划了通过合作社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图。其间, 毛泽东两次同农业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毛泽东说:“对于农村的阵地, 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 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确保私有财产’, ‘四大自由’, 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不靠社会主义, 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 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产粮食, 解决粮食问题, 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 那真是‘难矣哉’”。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定, 国家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 毛泽东一锤定音。经过1953年由新民主主义路线到社会主义路线的转变,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纳入了农业集体化的轨道, 踏上了“继续革命”的道路。农民的地权和财产权已不再成为法定的障碍。此后, 农业集体化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的条件了, 速度越来越快, 规模越来越大。到1955年下半年, 农业集体化大潮席卷而来, 几个月时间, 就把全国农户都囊括进了农业合作社之中。

   然而, 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要比行政力量强大得多。被集体化的农民, 仍然顽强地表现他们的意愿。1956年, 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出现了农民的“闹社”风潮, 全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当时, 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是不断扩大集体化的组织规模, 让农民都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内, 其结果是直接造成了粮食的减产, 不得不将核算单位重新调整回初级社的规模。

   土地改革运动为农业集体化提供了制度路径。在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统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两条发展道路仍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在农业集体化的体制内, “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始终不断——集体经济与自发势力的斗争, 资产阶级法权、商品经济,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割资本主义尾巴……各种斗争, 但始终没有解决粮食问题, 农业生产长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瓶颈。直到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长期扭曲的农村经济关系重新调整回来了, 恢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 中国的粮食问题才真正找到了解决之道。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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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 201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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