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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旭东: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

更新时间:2020-05-19 21:55:12
作者: 侯旭东  
以王鼎署河东河道总督。英人去厦门。丁酉,英人寇浙江双澳、石浦等处,裕谦督兵击走之。命怡良赴福建查办军务。以梁宝常署广东巡抚。庚子,以赵炳言为湖北巡抚。辛丑,英人复大举寇浙江。戊申,英人再陷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等死之。裕谦、余步云下部严议。是月,免陕西华州、大荔二州县,河南睢州等八州厅县水灾额赋。

   九月乙卯,英人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死之,提督余步云遁。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督办浙江海防。命怡良为钦差大臣,会同颜伯焘、刘鸿翱督办浙江海防。以牛鉴署两江总督,鄂顺安署河南巡抚。丁巳,命文蔚为参赞大臣,赴浙江,胡超仍驻天津。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哈哴阿仍驻山海关。命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牛鉴两江总督。辛酉,英人陷浙江宁波府。己巳,上阅火器营兵。是月,赈奉天辽阳等六州县水灾。

   这两段中用加粗表示的便是中英交战或与此相关的内容,属于后人所说的“鸦片战争”,而其他部分记述的,则是与此无关的事情,包括官职任免、节庆活动、检阅军队和赈灾,和战前、战后其他年份的记事类型一致。从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辛巳,“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内地吸食鸦片者俱罪死”开始,到二十三年(1843)十月己酉,“耆英奏通商事竣,命回两江总督任,办善后及上海通商事宜,祁等办粤省未尽事宜”为止,前后五年多,均是如此。

   后人所谓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将与鸦片贸易、销烟、东南沿海发生的多次战事,以及此前朝廷中关于弛禁与严禁的讨论、战后双方议和,达成协议,并具体落实等等,从按照时序发生的无数事件、事务中抽取出来,聚拢在一个名为“鸦片战争”的巨伞之下,并进一步从后代历史演进中发现(“发明”)其意义,探究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构成近代史叙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如此,还将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切分为两段:前期归入古代史与后期归入近代史,许多论著据此来做起止的分水岭,甚至成为机构设置的分界线(如“中研院”的史语所和近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代史所与近代史所)。

   尽管亲历、亲见与亲闻这场战争的中外人士留下了不少记载,清廷在咸丰六年(1856)利用内阁、军机处等处保存的臣下奏章、道光的谕旨以及中外交涉的照会、书札等编成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八十卷,围绕的中心实际就是后来被称为“鸦片战争”的这场中英战争。不过,那时称为“夷务”,在咸丰与大臣心目中,与祖先乃至前朝处理的外夷交涉并无根本的区别,只是王朝面临的一类事务。

   目前所知,“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这个说法,至晚1840年1月1日英国的报刊已在使用,此后见于多家报刊,1844年日本人斋藤竹堂就撰写《鸦片始末》向日本国内介绍战争的原因和具体过程,流传颇广。1885年日本翻译出版的《大英今代史》里第八章便是“鸦片战争”,此书是英人Justin Mccarthy(1830—1912)所著A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的日译本,此书的前四卷1879—1880年出版。1894年的《绘入万国历史》中也有《英清の阿片戦争》一章。1903年,英国爱特华斯著,史悠明、程履祥译《中国六十年战史》第四章为“论中英战事”,第一目为“鸦片战事”,云:

   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战,由于一千八百三十九年英人居住广州者尽被中国大吏拘入囹圄,又派钦差大臣林则徐至广东查禁鸦片,逼令缴出充公,故西人名此为鸦片战事。

   出现了“鸦片战事”一说。而1903年开始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也已开始论及此役,有的称为“鸦片之役”或“中英战争”,更多的是“鸦片战争”,这些教科书有移译自日本人的著作,也有自行编写的。至晚,1907年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鸦片战争”这一说法,中国最早将“鸦片战争”作为独立对象纳入系统的历史论述的,目前见到的是郭希仁在《国华》1910年12月3日、4日、6日第5版“警世钟”栏目连载的文章《鸦片战争:六十年交涉史略》与1911年出版的刘彦著《中国近时外交史》第一章“鸦片战争”,1929年武堉幹亦出版过《鸦片战争史》(商务印书馆),此后,以“鸦片战争”作为对象的论文著作、资料集可谓层出不穷,难计其数,1930年代以后,各种《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大都将“鸦片战争”作为开篇,直至今天。后人颇有微词的关于鸦片战争史“三段论式”体系:战前的世界与中国、战争经过、战败原因及后果,实际自1911年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开始便是如此。此书第一章鸦片战争,其下三节标题如下:

   第一节 中西国际交通之起源

   第二节 英商鸦片贸易之情状与开战之原因

   第三节 中英战况及南京条约

   应该说,今天对鸦片战争的叙述结构,与一百年前刘彦的著作并无根本的差别,只是具体问题上的认识有不同。

   毋庸讳言,当我们目光仅仅停留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围记》《中西纪事》以及《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主题集中于这场战争的各种著作或中外史料集,思考的焦点自然不会脱离战争的前因后果与过程,无论关注的是多么具体而微的问题,无论如何跳出善恶忠奸的道德评价。因为自入手处便已被决定了,被这个概念以及概念指导下选取、编辑的资料所划定的范围所限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便是将当时丰富的历史实在削减到只是围绕鸦片这一轴心旋转的历史表现,自然,这样的画面只是那几年交错重叠的众多画面中一幅而已,如果仅仅用这一幅来涵盖1838—1842年的历史,失真与狭隘在所难免。

  

   3、事件与日常

   当我们跳出事件史为中心的窠臼,再去看看《起居注》《实录》《上谕档》以及一档馆保存下来的档案,本月中,道光批阅过的与这一战事相关的奏折的确不少,尤其据《实录》。军机处录副奏折中保存下来的倒是不多,只有3件(03-2986-046、03-2986-052、03-2986-053),可以肯定,遗失了很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收录了2719件,一档馆编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七册内容更为丰富,更接近原貌。不过,即便补充上这些,即便相关档案全部保存下来,也只是当时道光所处理的奏折的一部分,绝非全部。现在能看到的各类奏折、题本中占绝对多数的都是和其他承平岁月一样的各种日常琐事。即便是虎门销烟的主持者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三道奏折与鸦片有关外(04-01-30-0513-047、049、051),随后转任两广总督,保留下来的奏折涉及鸦片问题奏折虽多,依然是与人事、治安、漕运、钱粮等日常事务交织并存,自然也没法收纳到“鸦片战争”巨伞之下。

   不断爆发的沿海战事的确带来不少变动:与军务相关的奏章、谕旨比平时陡增,相应的官员奖惩、调遣与安排急剧增多。

   但还有不少工作与安排雷打不动:隔几天便要去绮春园向皇太后请安、九月初四那天太常寺便上了题本,提醒皇帝十月一日孟冬时享太庙,道光谕旨“朕亲诣行礼后殿”,于是乎要按部就班地准备时享,二十七日便要“御斋宫致斋三日”到十月一日,二十九日还要先到中和殿“视孟冬时享太庙祝版”,这套节奏与安排几乎是道光十二年时享的重演,就连二十七日自圆明园返回紫禁城时要到大高元(玄)殿拈香,日期也丝毫不差,稍有变化的是太常寺上题本的日期,道光十二年在闰九月初七日,二十一年是九月初四日。另外,因十二年闰九月,这些均推迟到闰月来进行。频繁的带领引见亦照旧进行,阅兵亦按时开展,不时上报的灾情亦需要道光批准才能赈济或缓征。

   即便发生了后人与今人眼中划时代的大事,在道光的生活与理政中,不过是投入平静池水的几块碎石,一时激起浪花,随着石头的下沉,很快也就风平浪静,岁月如常了。即便是在浪花四溅时,循规蹈矩的生活与理政仍然依序展开。该年八月二十六日(丁未)英军攻占浙江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投水而亡,九月乙卯(四日),道光收到杭州将军奇明保的加急奏报,得知镇海失守,但裕谦下落,多日不明,四天后(九月八日巳未)收到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才得到确切消息,当日,道光专门下了一道明发谕旨,其文云:

   两江总督裕谦,功臣后裔,世笃忠贞,经朕擢任,封圻适当。逆夷滋事,特派为钦差大臣,办理浙江军务。该督锐意图功,方资倚畀,兹以镇海县城失陷,投水殉节,为国捐躯,深堪悯恻。著加恩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伊祖班第于乾隆年间在伊犁殉节,入祀昭忠祠,令该督临危致命,不忝前人,著附祀昭忠祠,并俟军务完竣后,再于镇海县建立专祠,以彰尽节。其灵柩回京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并著伊弟裕恒前赴江苏迎接。到京时准其入城治丧。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

   除了表达自己的哀悯之外,指示将此事纳入各种“例”来应对,即将参照之前的规定与先例做“例行化”处理。二十六日丁丑又针对礼部上奏的裕谦殉节如何赐恤下发谕旨,除了照部议办理外,“并著加恩与谥,用示朕悯节褒忠至意”,增加些额外的恩赐褒奖。道光在谕旨批示“深堪悯恻”属于针对阵亡将领的套话,九月初二癸丑那天,针对葛云飞、郑国鸿与王锡朋阵亡所下的第二道谕旨中也使用了。

   同在九月八日己未这一天,道光先是“诣绮春园请皇太后安”,然后又看了不少奏折,做了批示。与裕谦殉国善后事宜一道,同一天处理的还有若干人事调动、军事部署,涉及浙江前线颇多——与裕谦多少有些关系,如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折片与奏单;也有与战事无关的奏折,如湖广总督裕泰的奏折(片、单);也有朝廷内部事务——谕旨户部尚书祁寯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谕旨肃亲王敬敏补进内大臣班、文蔚、端华现俱出差,所有正黄旗护军统领事务著关圣保署理,镶白旗护军统领事务著恩华署理;还有多道奏折谕旨涉及顺天府武举乡试中发生的车夫刘六滋事一案。据军机处录副奏折以及内阁全宗,当日还有其他录副奏折与题本,换言之,尽管道光对于镇海失守以及裕谦下落的确颇为揪心,裕谦殉国一事不过是和其他相关、不相关且不期然碰到一起的奏折、题本等一道被送上了道光的书案,当日经道光批阅而作为谕旨发布,令有关部门办理。

   无论大事小事,按照《会典》《事例》等规定需要奏请皇帝的,都会送到道光那里,请他批阅。该去绮春园向太后问安也照旧进行,并未因镇海失守、裕谦下落不明而受到影响。对道光而言,每天总是会有各种事务摆上案头,千头万绪,沿海战事只是一端而已,究竟会蔓延到何处,他心中亦无从了解,只好沿海全线戒备,尤其是毗邻北京的天津与山海关。

   次日,又会有众多的奏折、题本等通过不同渠道堆上几案。转录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如下:

   闰九月丁亥,上简阅健锐营兵(14日辛亥)。壬寅,以朝鲜国王李玜却英吉利贸易,下诏褒奖之(29日壬申)。是月,赈直隶阜平等十州县灾民(13日丙戌)。贷河南祥符等七州县(7日庚辰)、陕西兴安府水灾口粮(17日庚寅)。贷齐齐哈尔等处被旱兵丁银谷(18日辛卯)。

和战事有关的不过是朱批胡超折,以及下谕旨要求奕纪由浙江改发到天津效力,外加颜伯焘的两道奏折,据《起居注》和《实录》,还可补充对奕经等人的恩赏,亦是对参战官员的奖励。余下的均与战事无关。特别是浙江巡抚刘韵珂,身处与英军作战的第一线,自道光二十年七月迁任浙江巡抚,直至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升任闽浙总督,第一次定海之战之后,他就任浙抚,此后中英在浙江沿海的所有战事,均发生在他任内。即便如此,战事亦非他工作的全部,官缺推荐人选、粮价、雨水、收成、银价等均需照常上奏。道光昨天看到的刘韵珂用六百里马递火速传来的奏折(及折片、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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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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