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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裕明:疫情后中美关系 需医疗民族主义

更新时间:2020-05-19 15:34:09
作者: 蔡裕明  
在疫情发生期间,部分国家可以比其他国家快速回复正常经济与政治活动,而部分国家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其实,早在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nference)的代表集聚巴黎,讨论对19世纪上半叶席卷欧洲大陆的霍乱联合应对措施,当时已成为国际外交的主题。然而,在20世纪,如何控制国际间军事冲突乃至于核武战争的重要性,取代控制潜在的大流行病毒。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也曾努力为民众接种天花疫苗,这为公共卫生合作提供先例。

   由此可见,灾难的发生往往会改变现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与运作规范,或有机会暂时改变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为在灾难过后改变敌对状态形成与建构合作基础。即便暂时终止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有助于国家之间在面对共同的环境与灾难威胁时,重新建构一个可以合作的关系,进而形成新的互动模式。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即以公开、透明方式行事,包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通报疫情。此外,中国也分享病毒的基因组测序结果,以及分享疫情的控制与治疗经验,也提供有需要的国家相关医疗资源与物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呼吁,“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引领治疗技术和疫苗研发国际关系合作”。

   美国内部也有类似的呼吁。莱斯(Susan Rice)与哈德利(Stephen Hadley)曾经分别担任美国奥巴马总统与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特朗普的前国家情报总监科茨(Dan Coats)、小布什时期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谢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务卿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与奥巴马任内的国防部部长海格(Chuck Hagel)等人,都呼吁搁置分歧共同抵抗疫情。于是,一场新冠肺炎让美国内部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建立不同于特朗普总统的“想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价值是疫情合作取代特朗普的“操作对立的选战语言”。

   进一步来说,美国与中国间的灾难医疗合作领域,可以包括以下数项,紧急措施与公民往返问题、未来新兴疫情的感染控制、医疗卫生人员培训、医疗用品之生产与疫苗研发、流行病防范之组织与机制、管理疫情对于国内经济影响等,以及强调在美国与中国间之战略与经济对话(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当中医疗合作的重要性。

   面对如新冠肺炎等新兴疾病问题,国家“高筑墙”的防疫策略虽能暂时解决疫情危机,但很明显的全球共同面对这类新兴疫情的国际合作,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疾病的扩散与其经济后果。倘若一个国家能够有效控制该流行性疾病,而邻近国家却失败,除非持续管制国界,否则该流行病仍会再度发生。此外,全球贸易与金融市场则进一步需要采取一致性行动,稳定全球经济与市场。在未来的数周到数个月当中,是否与如何做到这一点将持续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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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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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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