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绍光:筑牢疾控体系:四次危机,一个教训

更新时间:2020-05-18 11:41:40
作者: 王绍光 (进入专栏)  

   除了国家四级网以外,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创举是,建成了另一个深入基层、投资不多、收效显著、深受人民欢迎的防疫网络,其雏形始见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逐步与新生的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合成“三位一体”的“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以下简称“三级网”)。基层三级网分布在广大农村,由县级卫生防疫站、公社(乡)防保组(站)、大队(村)卫生室组成。这个农村卫生三级网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以县、乡、村三级卫生组织机构作为依托,按行政区划设立,围绕共同的目标运作;二是在共同的目标下,县、乡、村三级卫生组织在医疗、预防、保健方面的功能定位不尽相同;三是县级、乡级、村级卫生组织的存在本身并不构成三级网,将它们联成网络的是三级组织在医疗、预防、保健功能方面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有机关系;四是这种协调互补关系的基础,是当时县、乡、村三级卫生组织都不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没有相互冲突的经济利益。1980年,这个三级网拥有约35.9万名县医院医务工作者,104万名公社卫生院医务工作者,146万名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还有236万名生产队卫生员。这520多万人分布在中国广大乡村,他们不是专业的、全职的卫生防疫人员,但卫生防疫是他们重要的职责,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为基层预防保健服务提供了基本保障。

   以县级为枢纽,国家四级网与基层三级网相互衔接,构成了一个遍布全国边边角角,相当严密的卫生防疫体系。

   基于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疾病防控体系,我国卫生防疫事业很快便初见成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中国人的总体健康状况就大幅改善。1956年,毛泽东欣慰地说:“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到35岁;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调查发现,人均预期寿命已升至57岁。在短短七年间,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22岁,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以及对传染病的有效控制。新中国成立前,婴儿死亡率高达200‰,1958年已下降至80.8‰,跌了一半还多!新中国成立前,传染病、流行病肆虐,早早地夺走很多人的性命,或大大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例如,1950年前出生的不少人因患上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变成“麻脸”;新中国从1950年起大力推行全民种痘,到1961年,已基本消灭天花,比全球最终消灭天花提早了将近20年。此后,我国又陆续有效控制了霍乱、鼠疫、回归热、黑热病、脊髓灰质炎、斑疹伤寒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控制了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居于全国人口死因第一位的寄生虫病基本得到控制。

   随着健康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到198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提高到69岁。美国在整个20世纪,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30岁,而新中国仅在成立后的头30年就提高了34岁,平均每年提高1.1岁,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提高期(见图1)。一项跨院校、跨学科的研究表明,在1950年—2010年间,疾病预防控制对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贡献率高达80%,其余20%才是诊疗医术的贡献(见表1)。如果对1950年—1980年的情况加以测算,疾病预防控制对人均预期寿命提高的贡献率应该更高。很显然,不执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没有两个卫生防疫网络,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

   虽然“预防为主”一直都是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但在执行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该方针有时并未得到切切实实的贯彻。回首过去70年,我国防疫疾控体系曾出现过四次危机,每次都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新冠肺炎疫情是最近的一次。

  

   二、第一次危机(1958—1962)

   本来到1957年底,全国的卫生防疫机构数量已从1952年的147个跃升至1626个;在一些省份(如河北),各级卫生防疫站已全部建齐。但“大跃进”开始后,刚组建起来不久的防疫体系便面临定位变动不居的问题。由于在此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权力下放,而“大跃进”又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方式展开的,因此这次危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段,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并不完全一样。不过,总体而言,在这几年里,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被严重削弱了。

   例如,在1958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全民大炼钢铁”热潮中,相当多的防疫人员不得不放下本职工作,积极参与其中。又如,那几年,行政区划变动频繁,相邻的区县先合并、后分离的情况不少。行政区划的合合分分必然带来卫生防疫站的合合分分,不可避免地耗费了大量人力与物力。即使行政区划不变,1957年—1959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都在精简机构;为此,很多地方政府将卫生防疫站撤销,或把它们并入别的卫生部门(如卫生局、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妇幼保健站、红十字会、医院等),合署办公,被称作“三合一”“四合一”。哪怕名义上没有撤销,合并的后果是这些机构的防疫职能被边缘化。更严重的是,1960年—1962年间,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全国上上下下开始大规模进行人员精减,全国文教卫生系统减少了几十万人,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卫生防疫专业人员,他们大多数被迫改行或调走,还有些人被下放到农村。

   以河北为例,在这几年,整个卫生系统经历了几轮合并、精简、精减。部分专署及县甚至将卫生部门与文教部门合并,称为文教卫生局(科)。同时,上到省卫生厅,下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被大幅压缩,80%以上的基层人员从拿国家工资转为公社或医生集体经营,有的专区转员率甚至高达90%左右。这其中,卫生防疫机构难以幸免。人员大量流失、机构频繁调整,严重削弱了防疫体系的能力。1959年—1963年,伤寒在全国各地广泛流行达五年之久,发病率处于37.75/10万—50.17/10万的高位,而河北是重灾区,累积发病人数达20余万人,死亡3000多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一次伤寒疫情。同样也是在1959年—1963年间,疟疾在全国大面积暴发,发病率较1958年大幅度飙升。这些都给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影响。

   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后,这次危机才划上句号。1963年,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组织一些省、市的卫生防疫站站长,开始着手修改1954年发布的《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并于1964年正式颁布了《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与《关于卫生防疫站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草案)》。这些措施,增加了卫生防疫站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改善了他们的仪器、设备与房屋条件,对卫生防疫站的迅速恢复和迈上正常发展轨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1965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数量增加到2499个,人员有49079人,其中卫生防疫技术人员40527人,包括公共卫生医师(技师)6428人,占全国医师(技师)总人数的4.5%;与1952年相比,机构增加了16倍,医师(技师)增加了11倍。

  

   三、第二次危机(1967—1970)

  

   这次危机发生于“文化大革命”的早期。从1966年秋冬开始,全国各地各级公共权威机构开始受到攻击。到1967年—1968年,派斗不已,社会失序,政府与其职能部门已难以正常运转,卫生防疫机构的业务工作陷入停顿。1969年—1970年,虽然公共权威机构开始重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但新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对原有的政府部门与公共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大跃进”时期,卫生防疫站往往名存实亡,即保留名称,但并入其他机构;而这时,很多卫生防疫机构被正式撤销,连“名”也不存了。如在安徽,1969年,除蚌埠等个别地方的卫生防疫站仍保留建制外,全省各级卫生防疫站相继撤销。同一年在河南,驻马店率先撤销了卫生防疫站,其后别的市县也紧随其后,相继撤销了本地的卫生防疫站。本来在1966年,全国已建成2513个卫生防疫站,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点;但接下来的三年里,防疫站数量持续下滑,降至1969年的1480个,重回1956年的水平,减幅达四成以上(见图2)。随着防疫站数目的大跌,防疫人员大量流失,相当多地方的防疫工作已无法开展,导致整个国家的卫生防疫体系支离破碎,疫情频繁出现且大幅回升。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行性脑膜炎”,以下简称“流脑”)暴发,几百万人次的红卫兵跨域“大串联”造成传染源迅速扩散,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起初,流脑只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不久便沿铁路、公路等运输线向中小城市蔓延,最后由返乡的红卫兵扩散到农村甚至偏僻山区,引发疫情波及全国:在当时全国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台湾外)中,有23个出现了集中发病现象。到1967年2月—4月,流脑发病规模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发病人数达304.4万人,发病率高达403/10万,死亡16.7万人,病死率为5.49%。

   由于当时卫生部已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于1967年3月1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彻底叫停“大串联”;并于4月20日再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力图阻止人员的跨域流动。同时,中央建立防治脑膜炎办公室,疫情严重的地区也纷纷成立流脑防治指挥部。如此强有力的协同行动很快收到成效,到1967年4月,发病率已快速、大幅下降。

   这次流脑疫情严重,但持续时间不算太长。此后,其他一些传染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百日咳)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有些传染病(副霍乱、痢疾、伤寒、狂犬病、钩端螺旋体病、血吸虫病)的发病率达到1953年以来的高位,其中疟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疟疾是一种传播迅速、易于反复的传染病。新中国成立前,疟疾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疾病,每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病人。本来在1966年前后,疟疾疫情已处于下降态势,然而,1968年,疟疾的年发病率开始在一些省份明显上升;1969年,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和湖北五省出现暴发流行,全国发病人数迅速超过1000万例;至1970年,疫情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发病人数达2411.5万例,年发病率2961.1/10万,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年份。1971年,江苏、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发病人数继续增加,全国年发病人数仍在2000万例以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面积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疟疾暴发流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次疟疾暴发流行,业内专家归因于“文革”初期“动乱的影响,整个预防医学战线陷入瘫痪,疟疾防治工作无人过问”。

“文革”头几年,同样无人过问的还有血吸虫病的防治。与卫生防疫站体系一样,本已建立起来的“各级血防领导小组、办事机构、血研会被迫解散,血防所(站)撤并,血防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病情、螺情严重回升”。在1969年底,这种失控的局面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他重提要消灭血吸虫病。当年的最后几天,中央召开了南方十三省、市、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次年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344.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