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岩 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演变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0-05-17 23:46:01
作者: 李岩   达巍  

   本文刊登于《国际安全研究》实体期刊 2020年第2期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持续发酵,逐渐形成安全利益、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全面对立态势,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因素。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的对立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主要表现。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全方位突显,根本上源于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力转移态势,是中美总体力量差距背景下局部力量平衡的表现。这种力量平衡表现为: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作为陆权大国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在中国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随着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逐步呈现出从经典安全困境转向“国家引导型的安全困境”加剧的趋势。未来,中美亚太安全矛盾仍然会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技术发展引发的军事威慑变化、意识形态竞争以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因素,则将决定既有安全矛盾是否会走向冲突。

   【关键词】 中美关系;安全矛盾;亚太安全困境;演变逻辑

   【作者简介】 李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达巍,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引言

   中国和美国是对亚太地区事务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国家,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在亚太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而作为主导国和崛起国的权力竞争态势在该地区也最为明显。近年来,在大国权力竞争的背景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日益错综复杂,两国战略的对冲态势和围绕主要矛盾的对立日益清晰化。本文系统地梳理了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矛盾演变的结构性动因(实力与权力)和认知因素导致的安全困境,并对“安全矛盾会否导致冲突”进行展望。

  

   一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冷战结束初期,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并不突出,也并非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成为触发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不惜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干预中国内政,促使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威胁得出了更为客观的评估,国防现代化进程也开始提速。从美方角度看,在此次危机之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很少注意到,中国将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构成挑战,此次危机则使得美国开始关注中国军力发展及意图。美国1997年版《四年防务评估》首次关注中国发展“非对称、反介入能力”,美国国会要求国防部自2000年开始对中国军力发展进行年度评估。中美军事战略的对冲态势初步呈现,两国之间的安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2001年1月,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竞选期间曾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其上任后中美安全矛盾曾一度凸显。一方面,小布什在台湾问题上偏离传统政策基调,表态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另一方面,2001年4月1日,因美机在南海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两军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战略重点快速转向全球反恐战争,中美安全关系总体趋于平缓,但由于中国军力逐渐崛起,中美安全矛盾的总体曲线仍然是逐渐上升的。例如2007年1月,中国成功进行一次反卫星试验,美国政府与媒体大肆炒作,渲染“中国威胁”,成为这一阶段中美安全关系中的突出事件。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性制衡中国崛起,使得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日益突出。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涉及海洋争端中的介入、持续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加强安全同盟关系等举措以及中国快速崛起带动军事能力的加速上升,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前所未有的显性化。特朗普总统执政后,基于大国竞争的视角,美国彻底放弃对华“接触”的战略框架,则使得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愈发具有对抗性,冲突风险显著上升。

   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最突出的安全矛盾可以概括为“秩序疑虑”与“热点问题”两大类。

   “秩序疑虑”是亚太安全秩序及中美在其中的位置。冷战在世界范围内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仍然是破碎化的,迄今未能出现涵盖地区内多数国家特别是中、美、俄等大国的安全机制。围绕安全机制,中美之间存在若干突出矛盾。从中国视角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美国的同盟体系存在目的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及澳大利亚存在五组双边同盟关系,亦即所谓“辐辏(Hub-and-Spoke)结构”。这五个双边同盟均建立于冷战期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双边同盟不但没有随之结束历史使命,多数同盟反而得到了更新和加强。美国并不讳言这些同盟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存在的一个核心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因此,这些双边同盟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在安全上存在“天然的”敌对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都曾试探双边同盟共处之道,但这些探索迄今仍未形成任何机制性安排。随着近年来中国加速崛起以及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间时起时伏的矛盾冲突,对于“中美日”“中美韩”“中美澳”三边关系的探讨越来越少,这几组双边同盟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出现了固化态势。第二,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网络化以及多边安全倡议。美国在亚太地区虽然并无多边同盟体系,但是冷战结束后,其双边同盟“网络化”的趋势从未停止。以美日韩、美日澳合作为代表,建立对话机制、实施联演联巡、不断提高武器平台的互操作性,这些动向导致中国战略界长期存在美国可能打造所谓“亚太版小北约”的疑虑。第三,美国推出的地区安全倡议针对中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奥巴马政府虽然一再声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是其对华意涵确实十分明显。从最终战略实施的效果看,这一战略确实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疑虑,导致中美安全关系进一步紧张。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后,美方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积极参加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针对中国的意味则更加明显。从美国视角看,美方始终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试图拆解美国的双边同盟体系,担心中国与其盟友围绕钓鱼岛、南海岛礁等热点问题的争议,将考验其对盟友承诺的“可信性”,担心中国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推动“亚太版门罗主义”。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等均抱有疑虑态度。

   中美之间围绕“地区热点问题”的安全矛盾,目前主要有三个焦点:

   第一,台湾问题。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博弈的高危议题与安全矛盾的重要来源,中美围绕这一问题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态势。虽然中美都宣称“寻求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美国对台政策长期以来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即在保持其“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顽固坚持与台湾地区保持“实质性关系”,其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宣称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之举都将是美国的严重关切”,美国依据此法向台湾地区出售所谓“防御性”武器,形成事实上的“维持现状”,纵容岛内“独台”甚至“台独”倾向。在中国看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攸关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属于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既是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基本政治基础。美国长期坚持所谓《与台湾关系法》、长期对台售武,保持与台湾地区的官方互动、在地缘政治上视台湾地区为围堵中国的支点等举措,显然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中国。围绕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历经多次激烈博弈和斗争,逐渐形成各自底线清晰、具有一定政策默契、相对稳定的态势。但是,围绕台湾问题的中美安全矛盾,仍然存在持续发酵甚至破局的可能。近年来,中美关系快速下行,美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明确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美国寻求在“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框架下操弄“台湾牌”,在官方高层互动、国会立法抬升台湾角色、提升售武性质等方面,谋求突破中美既有默契,甚至使“一个中国”政策逐渐“空心化”。

   第二,海洋问题。近年来,中美围绕海洋问题的博弈也成为两国安全矛盾的焦点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全面转向应对“大国竞争”,以及全球海洋竞争持续加剧、海洋秩序酝酿新调整的两大背景下,中美海权争夺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也将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矛盾的长期性表现。现阶段海权之争表现为两国在南海的战略僵持,美国维护亚太海上主导与中国谋求建立“海洋强国”的对立,未来则可能出现在涉海问题上的竞争扩散和升级局面。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虽然宣称“不选边站”,但外交实践中明显偏袒与中国存在主权与权益争端的国家,并将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从更加宏大的海权视角看,海权是美国亚太主导权的重要支撑。为应对大国竞争对于美国海上主导地位的挑战,美国近年来重新聚焦海上力量建设。美国海军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的需要和应对传统海上威胁的考虑,海上战略核心理念由冷战结束之初的“由海向陆”转向“重返制海”。美国海军于2017年1月制定的《水面部队战略:重返制海》指出,“重返制海”的核心要义是确保美军在全球海域的自由行动能力,并阻止对手国家利用海洋对美国利益形成挑战。“重返制海”反映了美国基于国家大战略的需求而重启海权竞争的战略意图。美国重启海权竞争,势必对中美目前在南海脆弱的战略僵持带来冲击。在特朗普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南海的地缘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南海问题随时可能再次升温,中美摩擦在成为新常态的同时,不能排除出现重大冲突的可能性。

   第三,朝核问题。朝核问题长期是亚太地区最具威胁性的安全热点,因其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和牵涉大国关系的复杂博弈,从而成为中美安全矛盾的另一焦点。历史上,中美曾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在朝鲜开发核武器后,尽管中美围绕这一问题在不同时期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不时发挥正面作用,但朝核问题也显然再次成为中美安全矛盾的焦点之一。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具体目标上,美国更重视无核化问题,中国则偏重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中方立场是“不生乱”“不生战”“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朝鲜半岛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以及维持东北亚的不扩散态势”。在处理朝核问题的具体手段上,中方主张“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反对美国一味施加制裁、军事施压的手段。中国不能接受朝鲜半岛的军事动荡,而美国也不肯放弃针对朝鲜的军事选项。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呈现为螺旋上升态势,形成了安全利益对立、安全理念迥异、围绕热点问题的安全互动矛盾尖锐的复杂态势。中美亚太安全矛盾构成了中美安全关系的主要内容,成为影响中美和平共处、地区和平稳定的首要问题。同时,中美亚太安全矛盾又具有特殊性:这是一种复合性很强的矛盾形态,反映了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陆权与海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重矛盾对立的态势。

  

   二  中美亚太安全战略目标的冲突:

   “安全冗余”与“霸权护持”

  

   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已呈现为安全利益、安全理念和地区安全秩序的全面对立态势,具体表现为战略目标与手段的制衡与反制衡、控制与反控制,以及对战略空间、安全理念等的激烈竞争。

   (一)安全利益的冲突

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融最集中、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但同时也存在深刻的安全利益分歧。在该地区,中国的安全利益主要体现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国土安全、海洋权益、确保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33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