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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 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演变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0-05-17 23:46:01
作者: 李岩   达巍  
美国主导地位会受到挤压,形成“被侵蚀的平衡态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优势,越来越难以保证其在亚太地区享有绝对性的军事行动自由。

   (二)逐步浮现的权力转移

   实力构成了权力的基础,实力增长势必转化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调整动机。在中国实力增长的同时,中国运用实力的意愿也更趋强烈,推出了一系列地区性经济倡议和安全政策设想,对地区秩序走向的塑造显著加强,实力增长逐渐转化为对地区局势的影响力和控局力,而实力与影响力构成了权力的核心。从这一角度而言,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导致的“权力转移”在亚太地区已经出现,中美安全关系开始进入“权力转移”区间。

   目前,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出现了三个层次的“权力转移”。

   第一,中国作为地区经济中心与美国作为地区安全中心的“二元结构平衡”。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地区各国经济联系的显著增强,形成了事实上由中国带动的地区经济发展态势,即“经济靠中”。这与长期存在的“安全靠美”态势构成了亚太地区的二元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中美亚太共处的模式,也是“中美共治”的体现。这种二元格局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亚太原有权力结构的一种重大改变。同时,地区其他国家与中、美的实力差距则愈发拉大。事实上,亚太地区已不再呈现为宏观意义上的“一超几强”格局,而趋向于两个权力中心组成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可谓近年来中美矛盾全面加剧(包括安全矛盾)的重大驱动力,因为美国就此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实力及影响力的扩张对于美国地区主导地位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随后的“印太战略”就是试图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全面布局,打破“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态势。

   第二,中国作为陆权国家与美国作为海权大国的“陆海权力平衡”。中美静态力量对比的变化,其最大影响在于中国真正具有了足以与海权大国抗衡的实力,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可对美国进行制衡的地理依托和实力支撑。美国学者陆伯彬(Robert S. Ross)认为,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具有强大的陆权优势,美国具有强大的海权优势,两国各自具备的优势可对对方构成挑战,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两极格局或战略平衡。从时间上看,这一平衡态势的形成是与中美静态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步发生的。中国作为陆权力量的实力增长,势必带来“由陆向海”的地缘动机和战略性外溢,这与美国长期谋求保持的亚太海洋主导地位、海上战略“重返制海”的态势不期而遇,成为中美在海洋及地缘问题上安全矛盾不断加剧的重要动因。

   第三,在中国的近海区域,中美权力均衡态势初步形成。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快速增长,海军战略转向“近海防御、远海护卫”。近年来,中国对于近海的控制能力明显提升: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南海岛礁陆域吹填完成,显著提升了军事投送能力和实际存在;中国海空兵力在邻近海域的巡航警戒密度急剧增大,对美国海空力量的跟踪、拦截强度前所未有地加大;海警力量对于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执法、管控能力也显著提升。而美国在中国近海的军事活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依托海上力量对中国进行封堵的能力遭到削弱。这一态势大体形成于2013~2019年这一时期。“20年前,美国海军可以在南海任意穿行而遇不上哪怕一艘中国海军舰只,今天则大不一样。中国海军拥有了非常先进的驱逐舰,只要美舰出现在南海由中国控制的岛礁附近,就会被中国海军舰只伴行,接收到中方舰只发出的信号,明确感知到中国实际存在的不断增强。” 陆伯彬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海军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已经终结”。中美海上力量的平衡点(或力量相持区域),逐渐由中国近海向“第一岛链”附近区域外扩。在强化近海存在的同时,中国海军积极走向远洋,常态化走出“第一岛链”,开展西北太平洋、北部印度洋的远洋演训活动;在南海地区,中国海空力量形成了与美国的战略相持态势,扭转了被动局面。兰德公司研究认为,中美之间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平衡将陆续面临一系列“临界点”:首先,在台湾等靠近中国海岸的地区,2020年左右中国将第一次具有压倒美国的优势。其次,南沙群岛等更远离中国大陆、但相对于美国而言仍享有地理优势的地区,大致在2030年中美之间达到“临界点”。从地缘上看,在中国邻近海域,不仅有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等核心利益,事关未来海空力量的崛起空间,此海域恰恰是美国寻求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在此区域,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将是对两国安全关系的极大考验。

   在力量消长与进入“权力转移”区间的总体背景下,中美核心安全利益需求的对立态势日益明显,各类安全矛盾不时发酵。由于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变动,会带来政策需求和战略目标的变化,中美权力转移所引发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诉求和利益也发生了调整,并继而导致两国所侧重的问题领域、所采取的诉诸手段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传统存在与排他性的安全架构接受度越来越低,谋求将美国力量“推远”;美国则更难容忍中国力量增长带来的行动受限与地位挑战,寻求将中国拓展的实力和影响力予以“推回”。同时,中国实力的增长引发的一个客观结果是中美安全矛盾在地理范围上逐步扩大,美国认为中国寻求在更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威胁”美国的长期主导地位。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程度和范围因而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四  中美矛盾管理失效与安全困境深化

   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逐步浮现的权力转移态势,是激活中美在安全领域诸多矛盾的根本动因,这一动因揭示了中美安全关系的方向性和长期性发展态势。然而,中美安全矛盾在短短数年呈现螺旋式上升,并非实力变化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实力仍存在显著差距,全面的权力转移所需的实力门槛还远未达到。在一定意义上,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与摩擦上升趋势超过了双方实力对比所应有的范围。中美对既有安全矛盾管理的失效以及彼此安全威胁认知的反复塑造,客观上增强了双方矛盾对立的烈度,安全困境逐步形成、深化。

   (一)中美管理安全矛盾的政策尝试

   中美对于亚太安全矛盾升级并非无动于衷,两国在不同程度上寻求管控和抑制矛盾。就中国而言,中国领导人自2012年以来多次阐述管控中美亚太安全矛盾的愿望与设想。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并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中国谋求破解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必然走向对抗的逻辑,管理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避免滑向战略对抗。然而,上述构想基本未得到美国方面的接受,美国认为这是中国迷惑美国、争取崛起时间的“迷幻剂”。美国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消除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疑虑、避免冲突的理念。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曾提出“战略再保证”,意即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中国应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保证自身发展不以他国安全为代价,以相互战略交底增进战略互信。美国战略界也提出缓解矛盾的一些设想。例如基辛格有关“亚太共同体”和“中美共同演进”理念;史文、容安澜(Alan Romberg)等提出中美建立长期、综合、战略性对话,以意图透明、互惠行动为依据,相互提供广泛的战略保障;迈克尔·奥汉隆(Michael O’ Hanlon)、孙飞(Phillip Saunders)等提出中美克制军事投入、避免军事战略针锋相对;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与韩磊(Paul Haenle)提出继续推进中美合作的“折中方案”,即中国抛弃“核心利益”说,美国则接受“新型大国关系”。

   为了管控亚太安全矛盾,中美近年来在官方层面也建立了一些机制性对话。例如,于2011年建立的副外长层级的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旨在加强双方在亚太事务上的机制化沟通和协调,增进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美良性互动。该磋商从2011年6月至2014年1月举行了五次。又如2015年启动的中美国防部亚太安全对话机制,旨在拓宽两军机制性对话,就亚太安全的问题加强政策层面沟通,增进了解与信任。该机制于2015、2017、2019年共举行了三次对话。在军事层面,中美还达成了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包括“军事危机通报”)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海上、空中相遇附件),建立了两国联合参谋部的对话机制。这些举措主要寻求解决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危机管控,避免军事对抗。

   从实际效果看,上述管控矛盾的设想和政策举措在一定时期、一定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十年来,中美军事安全关系虽然日趋紧张,在海上也曾多次发生险情,但中美两军并未发生类似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式的恶性事件。这与双方危机规避与管控意识与能力的提高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与中美两国实力消长、权力转移的客观进程相比,与中美安全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相比,现有管控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国在亚太安全矛盾上的根源。安全矛盾管理的不到位进一步加剧了彼此的忧惧心理,安全矛盾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安全困境逐渐成为中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二)安全困境的形成与加剧

   “安全困境”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理解国家之间矛盾关系的最广为接受的概念之一。根据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的定义,安全困境是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下,民族国家互不信任,相互恐惧,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竭力增加军费,获取军事优势,以改善自身安全状况。但是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会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国家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从而使各国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鉴于国家生存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维护自身安全,安全困境本质上阐述了国家在维护安全问题时所面临的两难状态。因而,安全困境的根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他国意图、权力积聚的不确定性认知。

   基于上述理论认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显然呈现了安全困境的基本特征。首先,中美均对对方的意图和动机充满了“不确定感”。对美国而言,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更加主动地运用实力,最终意图就是要将美国从亚洲“赶出”。对中国而言,美国维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和同盟体系,就是要“推回”(push back)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扩展。其次,从中美彼此政策互动看,“制衡-反制-再压制”“投入-竞争性投入-再投入”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崛起与更积极地维护利益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的战略地位、引起盟友的焦虑,美国不得不持续采取措施巩固主导地位和完善同盟网络。这样的回应,又强化了中国关于美国遏制自己的认识,进而引起反击。这种表现再次让美国确认之前的认知和判断,进而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在军事层面,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增加军费、增强在西太平洋的投射能力,通过“反介入/区域拒止”对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优势。而在中方看来,美国强化地区军事存在,升级军事同盟,持续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长期威胁。再次,就各自感受的安全度而言,中美各自维护自身安全的行为,并未带来安全感的提升。一方提升自身安全的措施,引发了另一方采取应对措施,双方的安全感最终都在下降。从中方看,虽然自身实力不断增强,但安全感并未相应增加,感到“处于美国战略包围”之中。从美方看,应对中国崛起的投入持续增加,但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和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愈甚。对于管控中国崛起,美国越来越失去信心。

更重要的是,在权力消长和政策互动的持续过程中,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大有愈发加剧之势。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存在两种类型的安全困境:一种是经典定义的“安全困境”,强调的是安全困境是由一国的“防御性行为”引起,双方均无恶意图谋;一国寻求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大多数手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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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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