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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 达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 演变与逻辑

更新时间:2020-05-17 23:46:01
作者: 李岩   达巍  
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与自身国力相称的地位,作为中国迈向全球强国的战略依托。中国政府宣示的中国核心利益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二是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三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其中第一层次是狭义的安全核心利益。《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指出:“作为亚太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中国深知自身和平发展与亚太未来息息相关,一直以来以促进亚太繁荣稳定为己任。中国愿同地区国家秉持合作共赢理念,扎实推进安全对话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和平与稳定的良好局面。”

   具体而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既包括安全形势十分复杂的陆上周边的稳定,也包括漫长的海上航道安全;既包括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包括和平解决东海、南海的主权与权益争端。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环境的稳定,发展军力也成为中国的重要安全利益所在。

   美国对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界定较为恒定。美国防部1995年《美国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就曾明确列出美国的“长久利益”,包括:确保地区和平与安全;确保该地区的商业准入;确保航行自由;防止任何地区性霸权力量或联盟的出现。2010年,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美国在南海的利益包括:航行自由、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及自由、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这一说辞此后也被广泛用于美国对于亚太安全利益的政策宣示。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或间接阐述的美国亚太安全利益一般包括:航行自由、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秩序、与同盟及伙伴的安全联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些美国学者对于美国亚太安全利益的界定则更加直白。例如史文(Michael D. Swaine)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几种安全利益:防止可能将美国排挤出去的地区性敌对国家崛起;防止地区争端演变为对和平与发展的危害;确保商业自由和海洋运输安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曾任奥巴马政府助理国务卿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包括:确保开放和自由主义的地区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能力,前沿军事存在和军事威慑的可信度,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共同限制地区性霸权,基于规则和机制的安全架构。长期就职于兰德公司的戴维·冈莫特(David Gompert)认为,美国的利益包括“使亚太地区免于冲突或侵略,在大国对立的情境下确保地区稳定,与传统盟友和新兴伙伴保持紧密联系,开放、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综上所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大体包括:对地区安全体系和事务的主导,阻止地区强国崛起;军事力量优势,确保随时介入和行动自由;航行自由;盟友的安全;依托于安全主导的经济活动自由;非传统安全利益。

   从上述分析可见,中美对“安全”的需求和利益认知存在很大不同。第一,中国希望变得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有能力维护其在本地区的利益。而在现代安全环境中,一国的安全很难仅在国境线以内实现。国境线之外的临近地区也是中国安全利益的相关地区。美国长期在中国周边驻军,部署先进武器平台,有能力对中国产生重大威胁。中美矛盾的长期存在、美国同盟体系内含的针对中国的性质,则有理由让中国担心美国的对华意图。与此同时,美国力图维护对亚太地区安全的主导性,希图中国的安全具有脆弱性、维护安全的手段有限性。当然,美方也同样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对美意图。简言之,中国对更高程度安全的需求,要求中国不仅确保本土安全,而且拥有一定的“安全冗余”,也就是希望扩大自身安全系数,减少“强敌”在周边临近地区存在所产生的威胁;而美国护持霸权则需要尽可能增强中国的安全脆弱性。由此,广阔的亚太地区就变得“狭窄”和“拥挤”了。第二,美国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安全,也要维护亚太盟友的安全,并将之视作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利益和确保亚太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美国与日本、菲律宾是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还将台湾当局视作需要保护的盟友。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围绕钓鱼岛、南海诸岛也存在严重的主权和权益分歧。美国对其盟友和“伙伴”的政策立场就与中国的核心利益形成了冲突碰撞。第三,中美均将必要的安全保障能力视作维护各自在亚太经济利益的根本保障,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捆绑进一步扩大了中美各自安全利益的对立范围。第四,从地缘上看,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太平洋西岸。随着国家的发展、安全需求的扩展,中国势必从传统的陆权大国逐渐发展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寻求向海上拓展战略空间,会与美国长期以来控制太平洋海上主导权、依托海上霸权确保主导亚太的安全利益的战略发生冲突。美国加强地缘控制的举措,明显限制了中国在亚太地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行为。第五,复杂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以及国家利益的扩展,均要求中国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但美国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逐渐损害其军事优势和军事主导地位。为此,美国不断强化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加强军事同盟,美国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对于安全环境严峻性的判断。

   (二)安全理念的迥异

   安全理念建立在对安全利益的认知基础之上,并随着安全环境的演变而调整。中美两国包括对于安全威胁的评估及标准、应对威胁的手段、安全目标的设定、实现安全的思路等基本安全理念存在明显不同。总体上,中美安全理念都体现出现实主义的特征,但是,中国由于相对实力较弱,安全理念具有防御性的基本特征,倡导以合作、发展促安全;美国处于霸权地位,其安全理念则以进攻性为重要特征,以实力、结盟促安全。

   在亚太地区,中国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塑造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围绕这一目标,中国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建设,通过自助确保安全目标的实现。同时,中国近年来提出了一系列安全理念和思想,主要包括: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平等、合作、安全、包容为基本支点的“命运共同体”;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基本特征的亚洲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以睦邻、安邻、富邻为要旨的“亲诚惠容”等。这些新理念的核心在于,通过合作对话促进安全,以经济和安全并重实现持久安全,塑造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亚太地区安全理念。2017年《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系统阐述亚洲安全观,倡导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与西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安全理念形成鲜明对照。“探讨建立符合亚洲特点的地区安全架构,追求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实现地区国家整体安全”。

   美国始终将“防止亚太地区出现势均力敌的对手”为主要目标,以强化军事存在作为确保亚太主导地位的主要手段,将同盟体系作为亚太安全机制的基本依托,封闭性、排他性色彩极强。在威胁评估方面,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在于:“中国持续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上升,并以此为依托意图重建地区秩序,谋求掌握印太地区霸权,取代美国的地位。” 在应对威胁的手段上,更为强调硬实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和确保海外强大的军事存在,以便向对手实施威慑。在对外结盟问题上,更为重视盟友的作用,致力于维护同盟关系。美国的上述安全理念集中体现于“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持续实施与演进。例如,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态势”,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包括足以威慑和击败敌手的军事存在、长期的军事关系、同盟体系。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印太战略报告》列出三大核心战略手段:战备程度高的前沿军事存在、作为战略基石的安全同盟体系、网络化的同盟关系。

  

   三  中美安全矛盾结构性动因:局部力量平衡下的权力转移

   中美在上述安全领域的矛盾对立态势,虽然各有其演变逻辑,但也并非孤立存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矛盾中,有的存在多年,近年来矛盾重新激活;有的则属于新近发生,矛盾对立态势急剧上升。从根本上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转移态势,正是决定两国安全矛盾演变的决定性因素。

   (一)中美局部力量平衡的初步实现

   进入21世纪,中美国家实力对比发生引人瞩目的重大变化。两国总体实力虽然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国家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发展,已然引发中美力量对比的“局部平衡”。这种总体力量差距下的局部平衡,成为中美安全关系区别于以往的重要变化,也是中美在新时期互动的重要背景因素。

   经济上,中国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高速增长,总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美经济总量差距显著缩小。中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由1992年的约1:16(6.5%)变为2018年的2:3(66.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中国的GDP已经超越美国,分别为25.313万亿美元和20.513万亿美元。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现有预测,按照两国经济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将在2030~2035年前后超过美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2年12月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预测,中国很可能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8年年底预测,至2023年中美GDP之比将接近4:5。中国经济规模显著扩大以及与地区内国家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的中心力量。

   军事上,中美军力平衡态势持续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局部性、区域性的平衡态势日趋凸显。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1992年,中国军费支出仅为美国的4.6%;2008年该比例升至14.0%;2018年进一步升至38.5%。兰德公司预计,到2025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将略超美国国防开支的50%。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全球军力报告》预测,中国国防开支可能会在21世纪30年代赶上美国。尽管从公开资料中难以测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但根据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两个60%”军力部署的计划, 可推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费投入占其总体军费开支的比例至多不会超过60%。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其在东亚地区的力量投入,受其全球介入程度和力量投射能力的影响”。“中国的国防开支大都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战略无论再怎么‘平衡’,也只能将一部分用于此处。” 军费对比的变化,大体折射了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对比变化。此外,中美军力的质量差距也正逐步缩小。兰德公司研究认为,2010~2017年,中美军备现代化水平快速“趋于对等”;依据海军舰艇的“现代化标准”,2010年,中国只有不到一半的舰艇可称为“现代化”;2017年,超过70%的舰艇可称为“现代化”。美国国防情报局(DIA)2019年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体系都取得快速突破,自信已到达一个关键点——认为自己足以在战争中与对手一较高下。”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还享有地理上的“主场”优势,越是靠近中国领土,中美之间的军力平衡态势愈明显。美国著名海权问题专家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指出,陆权的强大和地理上的辐射效应,使得中国并不需要在大洋阵地上应对威胁的武装力量。它可以充分利用大陆广阔的战略纵深,以逸待劳等待敌人进入自己武器的射程范围,然后使对手在有利于中国地缘和军事状况的条件下作战。中美双方在第一岛链内还存在投送距离上的极大不对称,美军必须从数千公里之外运输所需物资,以维持作战行动,而中国则是在“前院”作战。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认为,地理上的优势,“意味着中国无须在军力上实现对美国的赶超,就可对美国的安全战略形成巨大挑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2013年的报告中指出,未来10~20年间,中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差距将会缩小,中国的军事优势在其周边水域对美日同盟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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