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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更新时间:2020-05-17 19:11:33
作者: 冯筱才  
1927年1月,温州风声鹤唳,地方人士担心闽军与南军即将过境,甚至要在当地开火交战。张棡提到“少年妄谈革命之可怕”[20],不希望党军经过瑞安,对于当地党人叶止我准备邀请党军过境,他斥为“居心殊不可测”。(3)对他家附近的后里村党人李地科鼓动农民,张棡特别不满,称其“狂言无忌”。[21]

   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4)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

   党部之不被张棡认同,首先是他认为其行为不法。北伐军到瑞安之后,群众运动在党部之策动下声势极为浩大。1927年2月12日,党军入城,党部青年组织群众列队迎接,代理知事余子侠想乘轿前往城门恭候,结果轿舆被党部中人打翻在地,余狼狈逃走,警察所也为党部所滋闹。知事、警察所所长均为张棡熟人,在他看来,“青年党部”已在瑞安造成“大乱世界,无法无天”。[22]1927年3月15日,瑞安国民党党部在城区发起农民大会,数千农民携器入城与会。会毕,为首者即率众以“打倒土豪劣绅”之名将商会会长鲍漱泉住宅捣毁一空,并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5)虽然鲍在平日是张棡痛恨的城绅领袖,之前也曾为抢报涂园事与之发生利益冲突(6),故他认为“鲍、沈两人平日鱼肉乡愚,恶贯满盈,其被毁无不人人称快”,但是,他又认为“党部之不畏王法,任意为之,于此可见一斑”。张棡后来分析,指这种捣毁他人房屋之不法举动,“其风实兆于北京前年学生之毁曹汝霖等屋,去年又毁章行严屋,国家并无办法,以致如此。”[23]

   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如此“专抑富户,唆掇贫民”,将来青黄不接,必至互相争夺,地方无安枕之日。[24]国民党之减租政策源于1926年公布的《最低限度农民政纲》,规定保护佃农政策,具体条款有四:一、减轻佃农田租25%;二、遇饥荒时免付田租;三、禁止上期收租;四、禁止包佃制。[25]1927年7月,浙省政府颁布减租令,在全国率先推行“二五减租”,引起了极大的纠纷。表面上是土地业主对租率不满,其实更与基层党部在推行减租运动时的做法有关,拿张棡的话来说就是“插旗集农、蛊惑人心”。[26]以党部、农会为支撑,鼓动佃农与业主对立,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张棡这些乡绅所习惯的乡村权力秩序。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在报告中亦称:“过去农民对于一般业主,均视若神圣,现有农会组织,难免不改变观念,而一般业绅又向视面子为第二生命,今一旦受人藐视奚落,其不平之气不言而喻,故不惜多方设法摧残农运,然其最后目的,不外于求取销二五减租。”[27]党部行动所引发的地方租佃关系的激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声望方面对乡绅地主带来双重打击。

   以党治国,对瑞安教育界的冲击也非常大。党军抵境之前,张棡在瓯海中学任教,或者他曾希望能继续保持职位,但党部掌权后,这就变得不大可能,故其所受刺激尤深。1927年3月4日,张棡听人说“近日党部之人嚣张已极,瑞安教育局及中学校长均被更换,且议会参事会经费亦一律提去。且闻将提及庙产、祀产,而本城富户仓榖亦被封闭,不准昂价”,直觉这是“世界未有之奇变也”。他认为党部“鼓吹农工纷纷捣乱”,其用意在打倒有产阶级、知识阶级,宜一派无知妄作之少年,蔑礼教而倡革命也。[28]党部势力进入教育界,张棡不以为然。党部斥退了莘塍聚星校长蒋振东,另以王鹤缘次子取代,引发双方攻讦。蒋方鼓动学生勿承认,党人则极力维持,张棡十分担心会发生风潮。[29]瑞安中学校长余崧舫被排斥,学校推行委员制,以党人王某为委员长,张棡称其“以六旬老人,乃反听驱使于无知少年,是亦可已而不可已乎?”[30]

   旧读书人之生计既受影响,与地方文化权力秩序有关的祀圣仪式也被党人废除,张棡愈发郁闷。当他听到浙江省准备将孔庙、关岳庙大祀一律废除,并将文庙改为中山纪念祠,直呼“三纲废、五常灭、四维驰、六贼张”。[31]1928年蔡元培负责的大学院颁布命令,宣布废除春秋祀孔旧典,称孔子提倡“尊王忠君”,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张棡认为这“荒谬绝伦”,“可笑之至”,痛斥蔡为“妖孽”。[32]1929年4月,张棡去温州,发现大成殿已被改为商业学校,殿前棂星门拆毁无存,木主一概搬罄,“至圣先师牌位,亦不知迁于何处,中间竟悬挂孙文像,左右悬革命党旗”,面对这一幕,他感到心伤不已。而令他更气愤的是,对此真千古未有之大变,永嘉士绅竟无人起而抗议,“亦足见近日专制淫威较满清为尤甚焉,革命云乎哉!”以张棡的观点来看,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已谈不上什么教育了。

   党部的专制,张棡认为也表现在对待民间祭祀礼仪的态度上,禁止城隍神出巡便是其一。1928年,张棡在日记中详述党部为破坏城乡士绅迎城隍的计划,不惜将已保存300余年的城隍神像斩首去足,远匿荒野。[33]他与朋友都认为这是“党部之横行专制”,叹“如此世界,真令人不可一日与居”。[34]由于党部的阻挠,瑞安迎城隍之活动此后难以顺利进行,张棡则年年在日记中都要骂一番。1933年,他对此事更总结称:“城隍安方酬恩演戏,极其热闹,具一片升平气象。自民国十六年后国设党部,一班少年之狐群狗党仗势横行,任意敲诈,自诩破除迷信,妄言城隍为淫祀,不许地方人迎赛,遂令大好山湖风景顿为萧索,而城内绅民均敢怒而不敢言。”[35]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件触动张棡神经的事是党部鼓励妇女解放。张棡在日记中曾详引“瑞安孀妇妇女协会告白”,该文提倡寡妇解放,“破除一切禁戒,自由寻乐”。他认为从前宋代程朱之学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警告妇女,故“礼教昌明,人欲不至横流,人禽显分界限”。但“近来趋新之流”自命通达,“民国革命以来,一切纲维破坏俱尽,无父无君无夫,三纲废,孔教除,兵祸亟,群魔张”,才会让“孀妇协会”这种言论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倘无圣贤出而挽之,世界其殆陆沉乎”?[36]无论张棡们如何反对,“妇女解放”及“自由恋爱”之风在瑞安社会显然引起一些青年女性的响应,故张棡对“俗尚之坏”甚感愤懑,在日记中曾列举数件与“自由恋爱”有关的案例,认为俱是“三纲坏,廉耻丧”的表现,乃温州从未有过之“怪现状”。[37]当族内有女性归宁不肯回夫家,张棡亦劝该女“切勿染近来自由恶习”。[38]

   党治之“乱”,他认为还表现在吏治上。1927年11月,他提到当时县长刘国祯在瑞安仅当4个月县长,“竟私掳公款九千余金”,并暗存钱庄,结果被地方士绅等侦查得实,逼其交出款项,否则以法律对付。他表示这是“党部中贪官之现状也”。[39]张棡复详记当时瑞安官场一事,以证党政府腐败之风漫延:瑞安警察所邵某宣称从严禁赌,自己却入局赌博,被人耻笑,正如亚圣孟子所说“未有枉己能直人者”。[40]故其以为所谓“严禁”,便是勒索民间之一法罢了。

   总之,张棡对党治以来之种种表现极度不满,似认为一切罪皆源于党部,天灾人祸都与党治有关。党军入境之际,他的朋友前清进士胡蓉村正好病逝,张棡称其因“党军鸱张,乱端叠志,居家忧愤”[41],故以微疾而亡。胡氏在清末曾任宝山知县,辛亥革命军起,他即失职返里。张棡为之所撰挽联中有“胜代重科名进士,一转瞬王纲解纽,六经秦火,宁惟吾辈哭先生”等句,颇能刻画当时张棡之心情。1932年11月天空有彗星出现,他称是天象示警:“近日西北倭乱,东南匪灾,又加之共党减租,新政苛敛,蚩蚩民生,真有如沸如羹之苦”。[42]

   像山西刘大鹏一样(1),民国初年,张棡对世变的看法就已非常悲观。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道德伦理的日渐弃失,都曾令他们感到精神痛苦。但张棡在国民党政府建立前的状况比刘大鹏可能要好得多,他不但拥有比较稳定的教职,在地方上担任大族家长角色,其亲族网络也够强大,拥有许多资源支持。张棡与一些官员也有一定交往,因此,在官府那边有一定的面子。但是,1927年后,一切都变得让他不可接受。不但税赋负担加重,“少年新人”也替代了他们在学校中的位置,国共两党掀起的“社会革命”冲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权力以及实际经济利益。张棡对党治下种种新政策的具体观察与评价,我们可以治虫为例来加以分析。

  

   三、除虫:国民党党治新政的一例

  

   瑞安虫灾一向较烈。有统计称,1924-1929年永嘉瑞安二县,水稻遭铁甲虫之害,损失就达8400余万元。[43]如1927年夏瑞安东西二乡晚稻十之七八被虫害,每亩所收不过10斤,几乎绝收。次年夏瑞安复发铁甲虫灾,仅收四成。[44]地租在1927年后曾经是张棡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因此他对每年租谷问题极为关心。按当地惯习,业主与佃农双方在订约时对地租数额本有成议,但如果租期内因灾害导致收成减少,双方便需重新商讨当年具体租额。正因如此,治虫成为当地的严峻问题,不但涉及到业佃双方的收入以及官方赋税,也会成为牵动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个诱因,故关于治虫问题,地方上隐约存在一套制度性应对办法。

   晚清时期,一旦虫灾发生,通常先由佃农向业主报告,业主查看灾情后与佃农讨论租额,同时他们可能会向官方呈报,要求政府出面治虫,免征或缓征当年田赋,并免除随田赋摊派的杂捐。(2)士绅则向官方提供治虫建议,也可能会出钱组织驱虫消灾仪式,立坛焚香,或请道士或其他仪式专家到场施法。(3)至少到1920年代,瑞安当地都有请师公“搭九台”除虫的传统[45],费用似为地方或宗族公摊。(4)业主还会到场监督佃农扫虫,以免损失扩大。张棡日记中经常有佃户来求看稻以及县官下乡勘荒或动员除虫的记载。因此,尽管地方上经常发生灾荒,然其损失是由官、业、佃各方来共同承担的,官方有减征或缓征,甚至向上级请求免征的义务;业主需与佃方根据灾情重新商量实际收租额[46];佃农则应考虑业主纳税及生计需求,不能完全抗租不缴,形成一个灾荒风险共担机制。治虫一事,同样各方也要承担义务,组织、监督、筹款、捕扫,分工合作,以促其成。如果这个机制被打破,问题就会严重得多。而作为党治新政昆虫局的设立,从其实际运作来看,便恰恰成为打破传统机制平衡的一着棋。

   民国时期设立昆虫局来处理治虫问题,在1927年前就已经开始。最早成立的江苏省昆虫局是由上海银团与东南大学农科在1921年联手发起,并在当时省政府支持下创办的。[47]之所以创办此一机构,银团是为了减轻对农垦公司的放贷风险,政府则是为了避免赋税短收。机构设于大学之中,既可减轻行政开支,更意味着其研究色彩浓厚。但当时正筹划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孙中山认为江苏省昆虫局“规模太小,没有大功效”,表示未来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来消除害虫”,以减少农业灾害,增加农业收入。[48]孙中山显然对民间机构的合作不表乐观,认为运用“国家力量”方可彻底解决治虫难题,但前提是这个“国家”要有足够的财政力,且拥有建立并维持一套新机制的行政能力,同时制度实践的效果要超过旧制度,并不过度增加民众负担。

除江苏外,浙江是紧接着成立昆虫局的省份。1924年浙江西部螟虫灾害爆发,省政府在嘉兴成立昆虫局,以办理嘉属各县螟虫防治,奖收螟卵及点灯诱杀。[49]1927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成立,即有意将浙西治虫经验推向浙东,要求浙东各县长查明境内螟虫分布及为害状况,并拟具防治计划向该厅汇报[50];同时计划成立“治螟委员会”,各县设立专门委员督促除螟事务,规定每月旅费公费50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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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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