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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

更新时间:2020-05-14 23:46:41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后者是一种承诺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性、累积性的改良型目标。前者可以说是颠覆西方社会科学规范、志在建构以中国为本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创造型目标。但从中国社会科学构成的总体格局上看,创造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处于“概念分析的阶段,很少有经验性的研究”。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收效显著的基础上,近期这样的研究有了令人惊叹的突破:从国家层面上看, 中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并尝试建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给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巨大鼓舞,让他 们心生中国近代以降所稀缺的文化雄心。在学术界来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以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替代西方国家创制的“世界”体系。长期受民主法治理念引导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以儒家三院制替代立宪民主制的理论发声。即便承认民主法治普适性的学者,也转而指出中国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先进性。这些主张是否成立,是否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另当别论。但立论的雄心是显而易见的——其显然已经超越了此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一般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目标,直达颠覆西方社会科学一般主张的高位。主张者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 基于此,需要勇敢地使用本土概念解释西方。这样的念想,是民国那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者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这类表达,让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 中国化目标,达到了所可想象的最高点。

  

   三、本土化的局限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自始便 是一种混杂不清的理想。之所以说是混杂不清的, 是因为基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所设定的三个目标或两个目的,彼此之间是难于兼容的不说,甚至有些对立的意味。为社会科学切入中国材料、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超逾西方社会科学之上,越是提高目标层次,就越是无法保证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属性。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科学的规范价值、研究范式、典范成果、评价体系、研究组织方式、人才培养模式,都源自西方。为之切入中国材料以确立社会科 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是维持这一学科的原初属性 所可以承受的学术改写。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 的愿望,如果被限定在守持社会科学既定规范的前提下提供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水准不相上下的研究 成果,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的原初属性不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本土化就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旦完全超出社会科学的原初属性,从材料到理论都转变成 “中国的”,那么这样的研究势必丧失社会科学的原 初属性,变成西方学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崭新学科。此时,这样的学术研究还有没有必要称之为社 会科学研究,势必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

   人们当然可以社会科学绝对不是西方学界垄断 的科学,来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最高目 标辩护,亦即为社会科学从材料到理论都完全是 “中国化的”辩护。但这样一种其性质被彻底改写 了的研究,还能命名为“社会科学”研究吗?在最大 程度上采取改良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研究 进路,都不会遭遇这样的质疑。即便是在维持社会 科学基本规范的情况下,寻求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路,提供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创造性解释成果,也是社会科学足以维持自身的可接受进路。假如中国社会科学的创造型研究,创造出西方学者 完全陌生、因之只好加以疏远或拒斥的中国学者的 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就丧失了它的基本学术规定性,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研究类型了。这正是当初吴文藻主张社会学中国化时,将之切分为务必引进和评判 西方社会学,且视之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在此基 础上才去设法谋求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路的原因之 所在。对之,切忌以民国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不够高 的视角对待吴氏的主张,以为那是国力较弱、学力不 够情况下的保守表现。需要强调指出,吴氏所论,切 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处境问题,无论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到如何的高水平,只要与西方共享“社会科学”的 学科研究,就必须守持西方原创的社会科学基本属性。由于社会科学不是中国的首创,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逃不掉遵循社会科学基本规 范的命运。基本的事实是:首先,社会科学是兴起于 近代西方、由西方自然科学方法所规定了的社会研 究;其次,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是区分社会现象以探 究社会结构与功能;再次,社会科学研究虽基于一定 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但必须凸显其普适内涵。任何超出这些规定性的研究,就不是或只是记名于社 会科学之下的研究,实则已经勿需以“社会科学”之 名为之保驾护航。这可以说为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 土化设定了难以逾越的天堑。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 一个伪命题。至少在前述的两个意义上它是真实可 信的。一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材料的使用, 还是理论的概括,不能仅仅限于西方语言讲述西方 话语,也不能限于挪用而无所创获。中国社会科学 必须对中国社会的材料加以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并 从中提炼出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状况的社会科学理 论。这是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的责任。否则,他们就只能自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低级传声 筒角色。这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从事社会 科学研究的那一代留学生清醒认识到的问题,也是 他们理智确立立足西方社会科学、扎根中国社会的 研究愿景的深刻之处。二是中国社会科学不能自甘 于尾随西方社会科学的地位,需要以自己具有普适 性的研究成果,直追西方社会科学的步伐,并且努力 与之并肩同行。这既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界客观准确 提供中国的社会事实,也需要他们提高思维水准,产出不输于西方同行的社会科学宏大理论。这也是中 国社会科学界可以逐渐实现的目标:因为在社会科 学的规定性范围内,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进入西方社 会科学主流话语体系,并且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之际,移居欧美的中国社会科 学家,对欧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可以佐 证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美国学界的华人社 会科学家优异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为 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提供了中国的实际经验与理论智慧,表明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与理论思考,从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完全有能力产出高水平的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是指这 两个含义,那么它就完全是一个能够得到确证的命题。

   问题聚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立定的更加高远的 理想: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创制属于“中国的”社会 科学。这就是前述中国社会科学志在达成的创造型 研究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创造型研究, 并不是在社会科学既定指涉范围内的具体理论创 造,而是超出社会科学既定规范的总体性刷新,是让社会科学完全中国化的尝试。在社会科学既定指涉范围内的创新,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可以根 据其公认的研究范式加以检证、给予评价的。完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大可能是中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自己圈子里自我欣赏的东西,在这个 圈子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大惑不解、不知所云。

   当然,人们可以要求中国之外的学者转换思路, 全盘接受中国学者基于本土传统和现实感悟而推出 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这在近期中国社会科学界表 达出的、志在扭转社会科学乾坤的雄心壮志上可以 得到印证。这样的雄心可嘉。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 依然借重“社会科学”之名,如果其研究完全疏离社 会科学的规范、超出全球研究共同体的评价体系,那 么很可能的结局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自成一个封闭的 圈子,而与国际社会科学界画地分治、相互隔绝。这 种各自为阵,但都记名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面, 恐怕就与当初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所确立的本土化或 中国化的初衷相去甚远、别为天渊了。

   那么是否能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借助于国势的变化和学界的韧性,将之转变为一种为 西方社会科学界所接受的全球化现象呢?有此可 能,但难于兑现。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世界化与本 土化、全球化与国家化,是充满了张力的相互制约的 关系,它要同时扼制两个端点中任何一个(世界化或本土化、全球化或国家化)的极端化倾向。如果将这个相互制衡的结构转化为非此即彼的定局,那么,本土化就绝对走向不了世界化、国家化也绝对走 向不了全球化。因为全球不可能接受哪怕是一个超 级强大国家的意志,何况是接受文化学术软性力量 引导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呢?反之亦然。一个世界 化、全球化的社会科学话语,多多少少都会降低本土化与国家化的地位。社会科学研究,就此也存在一 种各个国家、各种话语都需要致力达成的重叠共识,即:源自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社会科学话 语,需要放弃背后的形而上学预设与固有的认知进 路,而就认知人类社会、促进人类幸福达成在最低限 度的一致。因此,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传统中的人士,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争夺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传统各自的主导权,而在于竞争是否 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准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 定要压倒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获得一种不说是明 示,至少是暗示的中国霸权,就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 本目标背道而驰了。至于这中间包含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深层对峙意念,就更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适立意南辕北辙了。

   社会科学的世界化、全球化,凸显的是社会科学 的普遍性与普适性。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国家化,突 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与独特性。“叩其两端, 执两用中”,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为自 己确立的最适宜进路。换言之,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接受社会科学的普适规范,无论这样 的规范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加以阐释的,还是由中国 人或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提出或阐释的。只要它具有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接受的规范力量,就不能以来 自哪个国家为理由接受或拒斥。这就为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者大胆运用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当 然包括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者的规范成果提供了 理由。在规范价值的供给上,那种对着干的精神,对 规范的挑战或更新是毫无帮助的。假设挑战或更新 既定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仅仅是基于民族自尊 心和文化统绪意识,其挑战往往只会流于笑话。因 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传统化或国家化。另 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积极面对中国社 会的鲜活事实与实际经验,并努力对之包含的规范 内涵予以揭橥,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事实支持和规 范论证。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具 备基于事实认知与规范论证的力量,对既定的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检验、重新思考、推动更新、有力 阐释。如此,中国社会科学就勿需挑战在先、态度倨 傲、口号对峙、寻求全赢,勿需将“口号治国”转进为 “口号学术”,从而可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出自己 的贡献。

为此,不能不指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社会科学 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吁求,成效并不令人鼓舞。而且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甚少、标 志性人物凋零、标志性事件不多。足以成为社会科 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依赖于国际社会 科学界的公认,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小圈子内 的孤芳自赏;足以称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标志性人物, 依据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承认,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三五人的圈子称颂;足以构成中国社会科学 的标志性事件,依托于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参与 和持续发酵,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由权力钦定为 大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像陈序经的《现代主权论》、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之类的作品不多;像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那样站在世界前列的 学者甚少;像民国社会调查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科学 界关注和参与的事件罕见。以此三者判断,中国社 会科学的本土化或国家化成就,百年来呈现的是一 条下滑曲线。这正是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学界要再 出现自己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还需要 50年的 缘故。但反讽的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或中国化的口号倒是越叫越响,直至当下将之叫成 反对主流社会科学的自我圈地且画地为牢式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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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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