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任剑涛: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

更新时间:2020-05-14 23:46:41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中国最早一 批社会学者,“他们尽管接受了欧美系统的学术训练,但绝不盲从。他们真正关心的中国社会,是如何 借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祖国的富强寻找出路”。这正是一种西方学术分科与中国学者感受双重因素共同驱使的本土化尝试。对这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来讲,他们当然不愿意以未开化民族的人类学眼光来研究中国,中国的文明史毕竟长达五千年之久;但中国又确实不是一个工业社会,因此需要以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筹谋国家的现代转变。因此,以一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居间眼光审视中国,是他们最乐意择定的学术立场。可见,中国社会当时的“两不靠”状态,既不靠初民社会,又不是现代社会,催生了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跨门类的综合发展。这样的理念,广泛存在于留洋归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内心深处。

  

   二、本土化的念想

  

   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化色彩本是很鲜明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兴起阶段直接取法原生的西方社 会科学而必然呈现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自始便带有自觉的本土化追求,这是受其面对的中国社会实际所注定的情形。两种驱动力叠加, 构成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强大动力。这是一种看似悖谬的组合。但稍加分析可知,两种动力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缺一不可:缺少前者,中国“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缺少后者,中国“社会科学”就无 所依傍。这是一个学科资源与经验支撑相互维系的 必然状态。

   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亦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乃是一种将社会科学植根中国的学术尝 试。正如吴文藻指出的,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为例,主要还是舶来品,“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为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 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但亦有人以一 种特殊研究混作社会学者,例如:有以社会学为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亦有以社会学为唯物史观或辩证法者。要之,当此期间,社会科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面对测量事实的社会学取向,需要指出的是,测量需要先有假设。因为,“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基于此,吴文藻明确强调:“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这可以说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自觉而系统的表述。就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进程来看,吴氏的描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主要学科进展的几个阶段:首先是外国人以外国文字和外国材料创制学科,以这样的学科形态进入中国;接着是中国人以外国文字和外国材料加以讲述和研究,但已经加进一些中国材料;跟着是中国人以本国文字和本国材料讲述和研究,但学科边界有些模糊不清了。不过中国社会科学这几类讲法,都未改社会科学舶来品的性质。只有做到下述几点,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属性才能呈现出来:一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直接匹 配,二是理论与事实糅合并形成不同于西方学者的 新综合,三是中国社会科学训练出自己的高级专门 人才并从事专门研究。吴文藻对社会学为代表的中 国社会科学之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界定,可以说切中了现代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后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根本问题。

   以吴文藻自己对之的实践来看,他的努力呈现双方向同时着力的情形。一方面,他特别重视西方 学术思想的引进与评判,并认定这是“社会学中国 化的前提”。注意这里的两个指向:一是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二是西方学术思想的评判。分析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一书所收的论及西方社会学的文章,可以发现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 几个要领——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步性、同时接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林林种种的多样性、与西方社会科学紧随社会变迁的演进性、与西方社会科学雄心所在的理论性。而在评判时,需要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所得与所失,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加以揭橥。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注意这里的理论与实践,不是分开来处理的问题,而是切中中国现代转变实际,并努力对之进行理论阐释的意思。他对民族国家问题、社区问题、民主的意义、社会制度的建构、边政学、蒙古包等论题均有涉及。这些论题,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探究这些问题,正反映了吴文藻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也确立了本学科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如在中国政治学建制化 兴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在教学语言上不再使用英语,转而使用汉语;在课程方面,“加强吾国自己之学问”(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语),重视介绍中国国情,设立中国政府、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同时因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开设中国宪法课程,邀请业者就公文改革和书生从政经验进行专题演讲。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从业者大多都对食洋不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现状严重不满,因此主张加强中国相关知识的整理、学习与研究。但这样的努力,仍然遵循着前述吴文藻的基本思路,蒋廷黻就明确指出:“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学的人决不能对中 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有所贡献。”原因很简单,西洋政治学是现代知识形式,中国传统思想是需要分类整理的传统知识。如果对两种知识不进行综合,失去前者就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品格,失去后者就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国家属性与传统支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成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面相。

   不过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是不是仅仅着意这 一学科门类的中国特性?倘若这样,那么在各个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内容上加入中国内容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显然,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远远不只这么一个低度的目标。在这一低度目标的基础上,存在更为高企的目标。这类目标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努力,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至少提升到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水平;二是经过更为艰苦和长期的努力,让中国社会科学凌驾于西方社会科学之上,提出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并由此独 领世界社会科学风骚。这两个目标,前者,如前所述,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提出;后者,则在台湾发展转型与大陆崛起之际强势浮现。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从不单一,一直存在从低度到 高度递进的不同目标。

   基于上述三个目标,百余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展开了三大类的研究尝试。这可以从枚举性的分析上 得到认识。

   一是针对外国人讲外国文字的社会科学定势,努力将之转变为中国人以中国经验讲外国文字。这 一努力,将中国社会科学引导到一个极度重视社会 实际的调查、描述和勾画的境地。在民国阶段,尝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调查,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建 制化努力。1920年代开始,受国外基金会的支持, 北京社会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都进行了中国社会现状的调查,致力弄清楚城市劳工生活状态,对工业化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与评估。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致力将现代知 识运用于中国社会建设进程,陶孟和全面调查中国 社会的宏愿、李景汉对定县较为全面的调查、吴文藻对社会调查科学自主性的强调、费孝通对江村经济 的描述与分析,大致可以归于这类尝试。至于社会调查的社会科学效用,李景汉罗列出十点之多:促进国家建设、让国家更有条理、帮助认识中国 社会特点、奠定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帮助人们了解中 国社会问题、促使救国者多用理智少用情感、使民众 具备公民常识、提高人们的公共精神并增加合作效 率、有助于预防灾祸、免除国人不自知的 国 耻。可见,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低度目标,已经充分展现出中国社会科学自证其价值的多重念想。在 1940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陆社会科学转而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但重视社会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新传统似乎没丢,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民族调查堪为佐证。

   二是尝试建立适合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社会科 学模式。晏阳初与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费 孝通撰写的《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相互写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新模式的尝试。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仅 是社会领域行动派的杰作,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探 寻自己独特的社会模式的、一种实践其乡村建设理论的方式。这中间不仅有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问题,而且还有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结构的农村究竟是要破坏还是重建、是以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为途径、是走暴力革命之路还是和平建设之路的对峙性社会思路的丰富内涵。为此,晏阳初以乡村建设寻求“民族再造”,诊治愚、 穷、弱、私的“四大病根”,开展救愚的文艺教育、救穷的生计教育、救弱的卫生教育、救私的公民教育, 并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实施方式以完 成相关任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具有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他认定,乡村建设是从根本上建设中国。中国一直以乡村为本,近代中国革命对此缺 乏理解。他认为,将乡学、村学建设与农村自治相结 合,就可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 救活老民族”,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费孝通以其乡村研究奠基,在 1940年尝试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宏观勾画。他所 撰写的《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给出至今都具有 较强说服力的中国基层社会解释模式。他对中国农村的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 维度的描述与分析,凸显出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他 对皇权与绅权在不同层面上维系着的社会政治结构 的描述与分析,呈现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他从乡土中国引导出的农村必须工业化,但需要分 散工业化,而非集中工业化的结论,与后来中国在改 革开放阶段的农村初期乡镇工业发展的进路具有一 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社会学、 基层政治学直至今日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 学尤其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三是修正来自于欧美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 尝试提供新的范式,进而寻求与西方社会科学齐头 并进甚或取而代之。实现这个理想还有比较远的路 程要走。但这个理想可以说是支撑社会科学本土化 或中国化最深层、最长远的念想。这样的念想,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 甚少表露的意愿。其时,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目标,不过是让社会科学扎根中国,让社会科学 不至于流于外国人讲外国文字或中国人讲外国文 字,实现让舶来的社会科学以中国人讲中国文字的 目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目标缘何长期处在相对较低的意愿上呢?从社会环境上讲,主要是受制 于国家发展低水平的制约。从学术现状上讲,主要 受制于中国社会科学明显的后起与滞后定势。尽管 人们认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的学者水 平,最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从总体上讲,学术的 普遍水平与精英水准相距较远,这就让学术精英的接 续成为问题。同时,社会政治动荡让这一进程夭折, 硬生生地中断了已经积累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进程。加之长达 30来年的自我封闭,就更是明显地拉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距离。这让社会科 学从业者缺乏站上世界社会科学前沿的雄心。

直到香港、台湾发展转型,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际,中国学者才开始表达一种平等性、替代性甚至超越性的社会科学意愿。金耀基指出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两种目标:一是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赋予社会 学特殊的性格;二是让社会学在中国充分发展,使之与中国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使其在中国生根。后者在前述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尝试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呈现。但前者确实是颇具 雄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目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317.html
文章来源: 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