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钱理群教授从《我要骗人》和《野草题辞》中，读出了“骗人的鲁迅”和“沉默的鲁迅”，为此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14]，提出六个费解之处与之商榷。钱从《影的告别》又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作为回应，我也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15]和《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16]。

现在，把笔者与一些友人对“钱式鲁迅”和拙作的讨论综合在一起，以对话的形式写出来，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甲：最近读到你写的《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以及《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你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这样的争鸣很好。对文学作品本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通过探讨，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

乙：是的，《影的告别》是首散文诗，诗讲究的是“形象思维”，对诗各人感受不同，的确无所谓谁是绝对正确。

甲：绘画也是如此，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八种不同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因此，对《影的告别》中“人”和“影”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元的，无所谓对错，应当包容。

乙：我当然赞成“多元”，但“多元”正意味着“争鸣”，而“包容”也并不排斥“批评”，这才是健康的“多元文化”得以成长的途径。

甲：那好，你批评钱先生关于鲁迅是“历史中间物”的看法，我也想同你商榷一下。

鲁迅的“中间物”的观念，是他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涉及批判、反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我认知，这是他和另外的知识分子深刻的地方。也就是说，与“黑暗”的斗争，对负有这样使命的知识分子来说，以一个难以看到尽头的过程；而他们的处境，也不可能不是其中带有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论好像没有关系。

乙：鲁迅写《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当然有自己的“感触”要表达，而钱理群读了之後，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来，这是他个人的领悟。

甲：那你怎样看这“历史中间物”？

乙：钱理群提出“历史中间物”的说法，是要论证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其实，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历史永恒物”，任何个人，以至任何群体，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中间物”，早晚都会消亡。“消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不一定就是什么“‘悲剧性’的命运”，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未必就非得“无地彷徨”不可。我不会抱怨成为“历史中间物”。

甲：钱的原话[1]是说：“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他又说：“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

乙：这第一句话里，钱把鲁迅视作“历史中间物”并没有错，问题是在于後半句，关于没有“地位”，没有“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的论断。钱这样评价鲁迅，是他读这首散文诗後的感受，这是他的水准，也是他的自由。

但对于第二句，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他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

甲：嗯，你问得有理，那第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与判断，怎么讲都可以，而第二句是猜测他人的心思和动机，那如此代言就要有根据，这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二者不能混同。

乙：钱那第一句“彷徨于无地”的描绘，倒是很符合《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魏连殳的心理活动，但不是“我”或鲁迅的，因为，除了这两篇小说之外，从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的文字，包括《野草》在内，以及各种演讲与社会活动中，我们都找不到鲁迅有类似的消极、悲观、厌世的“影”的自白。

甲：是啊，就在写《影的告别》九天前，鲁迅写下了《秋夜》。在《秋夜》文中，我们从哪里看到作者有一点颓唐、厌世，消沉、丧气的样子？

乙：如果按钱的说法，鲁迅在写《影的告别》时，是要“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那人们不免会好奇，在写完《秋夜》之後的九天之中，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有了什么“小感触”？鲁迅就由“即刻旋高灯火”的斗士，变为一个“无地彷徨”的影子，甘愿“在黑暗里沉没”了？──如果没有，那就说不通啊！

甲：说句笑话，会不会鲁迅是出于文革中流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突然去写就这篇近乎忏悔的“影”的自白的呢？

乙：所以，我问钱，为什么可以仅凭《影的告别》一文中的“第一人称”，便断定那就是鲁迅的想法？钱这样讲，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依据？

甲：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确曾有过一段寂寞与苦闷的时期。

乙：我想，那是因为战友的四散退却，也因为找不到路，他只好“荷戟独彷徨”。

甲：你这样讲，也是你对他人意图的推断，你又有什么依据吗？

乙：我这样讲，依据的是鲁迅自己如下的解释：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2]以及“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3]

甲：由此看来，鲁迅的确是有过“影子”与之分手，甚至前来向他“告别”的经验，而且不止一次，而那时他自己也在找路，在寻找“新的战友”。

乙：先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怎么写出《野草》和《彷徨》的？即，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留下一些朝气，已为“黑暗”灭绝殆尽的处境中，正是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四散的“小感触”，才让他先後写下了《影的告别》，以及《在酒楼上》、《孤独者》等。特别是，前两篇都收入了《鲁迅自选集》，因此，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应当与鲁迅自己在《<自选集>自序》中所解释的一致，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另外推演一番，便得出他就是无地彷徨的“影”，甘愿“在黑暗里沉没”的结论。

甲：钱虽然没有鲁迅文字的依据，但我的理解是，他是根据逻辑来推理的。你看，钱是从“光明”与“黑暗”的关系这样来论辩：

“‘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1]

乙：这正是我对钱论辩逻辑的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他要把“光明”看作为纯粹，没有一点黑暗与污秽，从而断定反抗“黑暗”的“历史中间物”在“光明”到来时已无存在的“价值”？而为什么“黑暗”又是绝对，毫无希望与亮光，由此他便宣称“和黑暗捣乱”者的下场必定是“消亡”？

甲：看来，钱是用这种“非黑即白”、“两头受气”的逻辑，把敢于“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推到一种两难的无解绝境。

乙：是的，一旦知识分子认同了钱的僵化推理，而又不想灭亡的话，那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毛泽东提供的“解药”，即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下决心“与工农兵相接合”，才能在“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倘若坚持“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颂德”，那“要么闭嘴，要么就坐牢”。

甲：文革中，甚至自建国後，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坠入了陷井，成为毛时代的牺牲。

乙：所以，钱的说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他是在为毛做“天衣无缝”的佐证或铺垫，那潜台词就是：你不想“无地彷徨”、自取灭亡吗？你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已的立足点”和“自己的地位”吗？想想吧，连鲁迅都别无选择，何况尔等云云众生？

甲：钱式“非此即彼”的选择，实在是个伪命题、伪逻辑，况且，历史上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怎么就会变得“没有价值”了？

乙：那是钱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鲁迅对“黑暗”与“光明”、“灭亡”与“长存”的看法。

甲：那鲁迅是怎么看待“黑暗”与“光明”，以及“灭亡”与“长存”的呢？

乙：鲁迅是讲：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4]

也就是说，鲁迅在“黑暗”中看到“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勇于和“黑暗”捣乱，但也不惧怕“光明”，他盼望“光明”会来，而不是恐惧自己会在“光明”中“无地彷徨”，没有出路。他认为，“灭亡”是属于“黑暗”的，“光明”是长存的，尽管与“黑暗”的斗争，一时“难以看到尽头”，但他甘愿“为光明而灭亡”。

甲：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对“光明”也有着怀疑的精神？

乙：你说得对！1926年底，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写道：“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这岂止只有“怀疑的精神”，简直是“清醒的预见”了。他对“革命”的未来，也不是如俄国诗人叶遂宁那样，抱著浪漫谛克的幻想，而是知道有着“污秽和血”；他也知道在新的社会中，“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5]，要做什么？他没说，反正相信有事可做，而不是如钱所论定的：鲁迅，和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甲：所以，知识分子有“怀疑精神”，并非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失望、消沉、颓唐、厌世，以至甘愿被黑暗沉没。

乙：不错，那是钱的曲解，与你所说的那种“怀疑精神”不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我想做个类比，例如，美国的媒体一贯是和政府“捣乱”，往往对政策措施提出各种问题，要求解释清楚，许多知识分子也常质疑和批评政府，令总统下不来台，大为光火，视他们为敌。但美国媒体没有什么人会如钱所说的那样“多愁善感”，觉得自己没有“立足点”而“彷徨于无地”，而是“坚持不懈”地监督政府，因为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与本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报社媒体及正义敢言人士，与广大反战的民众一起努力，终于搬倒了像尼克松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6]。这传统在西方社会里，至今仍然如此。同样，我以为，这也不是鲁迅当年的心思和实践，虽然他在专制国度里“反抗绝望”时会更策略一点。总之，有“怀疑精神”并不必然“包含悲剧的成分”。

甲：有人说，你刚才提到鲁迅的那些话，好像是在1930年讲的，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排除在写《影的告别》时，鲁迅曾有过“影”的那种颓废的想法。

乙：是的，我无从考据在写《影的告别》的1924年9月24日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但至少，他有过那些话。而钱又能举出什么证据，表明鲁迅写《影的告别》时，他所想的就是如钱推断的那样呢？

甲：钱好像不在乎鲁迅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钱挑战他话语和作品的可信性(Creditability)，质问道：“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1]

乙：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的Creditability遭到质疑，那是件有关他名誉的很严重的事，如果没有根据，就近乎是污辱，故必须要说清楚。我在《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中，揭穿了钱故意歪曲《我要骗人》和《写在<坟>后面》等文章原意的低劣手法。对于钱宣称“《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1]说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鲁迅大部分作品和话语都是说给‘他人’听的，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罢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属于“我要骗人”那一类“时时刻刻不得不说”的假话，不可置信。

但如果认为鲁迅所说所写的，都不能当作“依据”，只用“是为他人写作的”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一切要由钱教授来重新解释，那我也就没话可讲了。他在论辩时算计得的确很周到、很精緻，不过，这已不像是在作学术研究，倒像是鲁迅笔下的阎罗王朱朗翁在判案，“说没便是有──带去！”[7]

甲：钱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1]

乙：哇！这真有点像是“空空道人”的偈语了。难道鲁迅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是“简单化”，他“真实的思想”反倒要由钱教授再行“翻译”出来？

甲：他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钱接下一句是：“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他“翻译”出来便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1]

乙：哈，这倒使我记起鲁迅的一句话，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8]

不知道钱教授对这句话又会怎么“翻译”？

甲：还有人提出用“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来解析鲁迅，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说他“口是心非”、“我要骗人”等等。

乙：如你所说，艺术欣赏本来“无所谓对错”，“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八种不同认识”，“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他们那样“解读”鲁迅，不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和人身攻击，这已经超出“形象思维”的范围，不再具有“艺术的魅力”了。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9]：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10]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11]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12]。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3]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甲：鲁迅在中国被人“捧杀”与“棒杀”已久。

乙：一点不错，只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杀法，去手弃木，叫做“奉杀”，就是把他供奉在人迹罕见、叫兽出没的荒郊野岭象牙塔中，由少数“专家”任意肢解考据，随心所欲地写些“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朦胧文字，美其名曰“鲁迅研究”；或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我要骗人的鲁迅”，以及“无地彷徨的鲁迅”等等来“纪念鲁迅”，还大言不惭，以“XXX鲁迅”自居，并沽名获利。

甲：这样供奉起来的鲁迅，倒像是尊泥菩萨，笑嘻嘻地端坐在那里，供人观赏，对谁都无碍，实可谓是“有鬼无害”，甚至“人见人爱”哩！那些“解读”，似乎很有些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味道。

乙：我对鲁迅的看法，可能老旧、传统，我也同意你说“对文学作品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但无论新旧“阐释”，都应当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来，不可随意乱讲，就叫做“新”，而“新”又必定比“旧”好。我希望大家在“依据”上做文章，找到你说的“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而不是以“偷换概念”、“跳跃煽情”来忽悠大众。

甲：一些人是不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才那样讲？

乙：一个有良心和尊重事实的学者，不能讲真话时，他可以选择不讲假话，或者不讲话。

甲：对，在学术问题上不应刻意揣摩迎合领导的意图。今天晚了，再聊点别的吧，最近新冠疫情蔓延，弄得我一点心思都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中出来，现在又遭受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战时，一颗炸弹落下，就可能突然丧命，现在与病毒大战，却是“暗箭难防”啊！……美国那边怎么样？

乙：美国疫情的确严重，纽约和麻州比武汉初期还惨，这使我忽然感到自己离死亡其实很近，因而也有了急迫感，想尽早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这场战疫，主要是医学和科学的问题，是公共卫生管理的问题，这要听医师和科学家的，它也牵扯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要听经济家和政治家的，大家应携手配合应付。美国的问题在于川普独断专行，外行领导内行。他淡化疫情，乱出主意，不要人戴口罩，要人注射清洁剂到体内来杀灭病毒，真是“天方夜谭”。最近川普被有“怀疑精神”的记者和医生们批评，当众出了丑，一怒之下，干脆宣布不再开疫情通报的记者会。这不是敢言记者的“悲剧”，而是美国人的“悲剧”。美国的苦日子还在後边呐，而美国不好，世界也会跟着遭罪，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以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甲：谢谢你同我讨论，如果不去思考交流，居家隔离久了，真会因无聊而疯了。多加保重！

乙：彼此彼此，保持联系，有空再谈，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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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或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2]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

[3]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夜。

[4]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

[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1930年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6]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由“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谈起》，(2016年2月)(多幅照片)，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7]鲁迅，《知识即罪恶》，“热风”，1921年10月23日。

[8]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9]邵荃麟，《对于安东·柴霍夫的认识》，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10]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11]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12]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13]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14]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修订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15]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修订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16]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修订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