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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鹰:对谈钱理群先生的“鲁迅观”

更新时间:2020-05-14 21:40:15
作者: 小鹰  
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4]

  

   也就是说,鲁迅在“黑暗”中看到“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勇于和“黑暗”捣乱,但也不惧怕“光明”,他盼望“光明”会来,而不是恐惧自己会在“光明”中“无地彷徨”,没有出路。他认为,“灭亡”是属于“黑暗”的,“光明”是长存的,尽管与“黑暗”的斗争,一时“难以看到尽头”,但他甘愿“为光明而灭亡”。

  

   甲: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对“光明”也有着怀疑的精神?

  

   乙:你说得对!1926年底,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他写道:“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这岂止只有“怀疑的精神”,简直是“清醒的预见”了。他对“革命”的未来,也不是如俄国诗人叶遂宁那样,抱著浪漫谛克的幻想,而是知道有着“污秽和血”;他也知道在新的社会中,“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5],要做什么?他没说,反正相信有事可做,而不是如钱所论定的:鲁迅,和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甲:所以,知识分子有“怀疑精神”,并非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失望、消沉、颓唐、厌世,以至甘愿被黑暗沉没。

  

   乙:不错,那是钱的曲解,与你所说的那种“怀疑精神”不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我想做个类比,例如,美国的媒体一贯是和政府“捣乱”,往往对政策措施提出各种问题,要求解释清楚,许多知识分子也常质疑和批评政府,令总统下不来台,大为光火,视他们为敌。但美国媒体没有什么人会如钱所说的那样“多愁善感”,觉得自己没有“立足点”而“彷徨于无地”,而是“坚持不懈”地监督政府,因为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与本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报社媒体及正义敢言人士,与广大反战的民众一起努力,终于搬倒了像尼克松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6]。这传统在西方社会里,至今仍然如此。同样,我以为,这也不是鲁迅当年的心思和实践,虽然他在专制国度里“反抗绝望”时会更策略一点。总之,有“怀疑精神”并不必然“包含悲剧的成分”。

  

   甲:有人说,你刚才提到鲁迅的那些话,好像是在1930年讲的,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排除在写《影的告别》时,鲁迅曾有过“影”的那种颓废的想法。

  

   乙:是的,我无从考据在写《影的告别》的1924年9月24日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但至少,他有过那些话。而钱又能举出什么证据,表明鲁迅写《影的告别》时,他所想的就是如钱推断的那样呢?

  

   甲:钱好像不在乎鲁迅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钱挑战他话语和作品的可信性(Creditability),质问道:“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1]

  

   乙: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的Creditability遭到质疑,那是件有关他名誉的很严重的事,如果没有根据,就近乎是污辱,故必须要说清楚。我在《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中,揭穿了钱故意歪曲《我要骗人》和《写在<坟>后面》等文章原意的低劣手法。对于钱宣称“《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1]说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鲁迅大部分作品和话语都是说给‘他人’听的,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罢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属于“我要骗人”那一类“时时刻刻不得不说”的假话,不可置信。

  

   但如果认为鲁迅所说所写的,都不能当作“依据”,只用“是为他人写作的”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一切要由钱教授来重新解释,那我也就没话可讲了。他在论辩时算计得的确很周到、很精緻,不过,这已不像是在作学术研究,倒像是鲁迅笔下的阎罗王朱朗翁在判案,“说没便是有──带去!”[7]

  

   甲:钱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1]

  

   乙:哇!这真有点像是“空空道人”的偈语了。难道鲁迅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是“简单化”,他“真实的思想”反倒要由钱教授再行“翻译”出来?

  

   甲:他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钱接下一句是:“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他“翻译”出来便是:“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1]

  

   乙:哈,这倒使我记起鲁迅的一句话,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8]

  

   不知道钱教授对这句话又会怎么“翻译”?

  

   甲:还有人提出用“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来解析鲁迅,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说他“口是心非”、“我要骗人”等等。

  

   乙:如你所说,艺术欣赏本来“无所谓对错”,“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八种不同认识”,“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他们那样“解读”鲁迅,不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和人身攻击,这已经超出“形象思维”的范围,不再具有“艺术的魅力”了。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9]: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10]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11]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12]。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13]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甲:鲁迅在中国被人“捧杀”与“棒杀”已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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