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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鞍钢:国际背景下的鸦片战争

更新时间:2020-05-13 20:56:40
作者: 戴鞍钢  

   摘    要: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来侵略战争的威胁, 清朝统治者或盲目自大或无所作为。鸦片战争惨败的教训, 清楚地昭示后人:身处风云变幻的世界, 对国家安全和外在威胁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 任何闭目塞听、盲目自大, 或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举动, 都会遭致灭顶之灾。

   关键词:国际形势; 鸦片战争; 清朝政府; 清军;

  

   1840年的鸦片战争, 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有着深刻的影响。百余年来, 中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丰硕①。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依据新见资料包括外交档案文献, 重点论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清朝统治者或盲目自大或无所作为的对应, 及其与鸦片战争的因果关联。

  

   一

  

   清朝初年, 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集团的反清斗争, 清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 逼迫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内迁50里, 有越界者斩。1685年, 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下令开放海禁, 允许商民出洋贸易, 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 中外贸易又趋活跃, 广州尤为突出。

   很早以来, 广州就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海禁”取消后, 外国商人又纷至沓来, 其中不少是英国人。1716年, 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令, 在广州正式开设商馆, 负责对华贸易的拓展。它最初由随船来华的英国商人临时组建, 设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和入口货物主管。1770年后, 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来的的代表取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 此后通过武力先后强占了印度、新加坡和缅甸的部分地区, 并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 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其商机, 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欧洲人品味中国茶的风尚。这种“中国风尚”的流行, 源于明末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 通过传教士及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阐释, 以及中国的文物在欧洲广受青睐, 而使欧洲人产生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向往。喝茶是体现这种向往的方式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 且价廉物美, 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喝茶要用茶具, 中国的瓷器随之畅销。18世纪中叶时, 不单是上流社会喜好品茶, 一般平民也都喝茶, 有专门的茶店, 也有人沿街叫卖泡好的茶水。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估计, 约有三分之二的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3磅茶叶[1,1]15、227。

   18世纪50年代以后, 英国已经把对华贸易作为其东方贸易的主体。不但船只的数量激增, 由最初的几艘增至20余艘, 最多达34艘;而且船的吨位也不断加大, 由500吨位以下, 增至700吨位以上, 最大者达922吨位。当时驶往中国的船只, 堪称是英国最大型的商船, 而同期航行大西洋的商船只有三四百吨位。

   除了茶叶, 中国的瓷器体现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对于远洋商船来说, 瓷器还具有压舱货的重要作用。由于它重量大, 不怕受潮, 装载在船的底舱, 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 又保证了商船的平稳航行。因此, 瓷器、丝绸和茶叶, 可以说是当时中英间海运货物的最佳组合。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对华贸易为英国提供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东印度公司仅从茶叶贸易中就赚取了惊人的利润。18世纪初, 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4先令, 运抵伦敦市场上的销售价则高达14.8先令。18世纪40年代, 前者降至1先令, 利润空间更大[2]386、372、373、387。

   当时来华的英国商船, 经马六甲海峡大多驶抵广州交易。据统计, 从1685年“禁海”令解除, 到1753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共计189艘, 其中广州157艘, 占总数的83%;厦门17艘, 占9%;舟山15艘, 占8%。其中1737年至1753年的16年间, 英国商船全在广州锚泊[3]32。

   随着中英贸易的推进和对中国了解的增多, 英国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广州, 而是向北延伸, 并聚焦于更靠近茶、丝产地的浙江宁波。1755年6月,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直驶宁波, 为首的英国人的汉语名字叫洪任辉, 能说汉语, 人称中国通。英国人的这种举动, 引起清政府的警觉。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 浙江洋面的天险和防务均不如广东, 江南财富重地, 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 对外通商应限于广州一口。乾隆帝也认为:“浙民习俗易嚣, 洋商错处, 必致滋事, 若不立法堵绝, 恐将来到浙者众, 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 内地海疆, 关系紧要。”[4]卷281遂于1757年, 宣布对欧美国家的贸易, 只准在广州进行, 史称“一口通商”禁令。

   清政府的举措, 使旨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大为扫兴, 也很不甘心。1759年, 洪任辉受命乘船北上天津, 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宁波通商, 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英船竟然未经许可, 径直驶抵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海口, 令清政府很震惊。为平息事态, 一面派人押解洪任辉从陆路返回广州, 一面着手调查洪任辉的控告。不久, 查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属实, 革职处分, 洪任辉则以违例别通海关罪, 遣送澳门圈禁三年, 期满驱逐回国。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 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 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 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 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 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 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 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 失望之余, 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1787年, 英国政府曾派遣喀塞卡特出使中国, 但他在途中病死, 未能到达中国。1792年, 由东印度公司资助,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向乾隆帝补祝80寿辰为名, 派遣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外交官, 曾先后出任英国驻俄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和孟加拉总督。

   使团的组成煞费苦心, 最后挑选了包括军事、测量、绘图、航海等各方面的专家及卫士、仆役等在内的百余人。使团的船队, 引人注目。马戛尔尼及使团主要成员乘坐的“狮子”号, 是当时英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配备有64门大炮, 以此来华, 其用意无非是要借此炫耀英国的军力。随行的还有“印度斯坦”号和“豺狼”号, 分别装载使团随员、礼品和给养。其中的礼品, 有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地球仪、座钟、八音匣、玻璃镶金彩灯、羊毛挂毯和地毯、金色马鞍和马车, 还有毛瑟枪、连珠枪、利剑、铜炮、榴弹炮及装备有110门大炮的英国军舰模型。

   1792年9月26日, 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启航。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 1793年6月到达中国的澳门。稍作休整, 于6月20日驶离澳门前往天津。8月4日, 驶抵天津。到了北京后, 马戛尔尼率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 又赶往数百里外的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

   9月26日, 马戛尔尼回到北京, 清政府以为祝寿已毕, 英国人可以打道回府了。马戛尔尼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其此行的真正目的还没有达到, 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 其中包括允许英国商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登岸贸易;按照从前俄罗斯商人在中国通商之例, 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货栈, 买卖货物;在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给英国人使用, 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停泊, 存放货物, 且可居住商人;在广州附近得到上述同样的权利, 且任英国人自由往来, 不再禁止;凡英国货物, 经由澳门运往广州者, 请优待免税或从宽减税;英国船货按照中国所定之税率交税, 不额外加征, 并将所定税率公布, 以便遵行[5]155、156。

   乾隆帝闻讯, 对英国公然提出在中国占地通商等一系列要求大为震怒, 严词回复, 一概拒绝, 并命令侍郎松筠等人于10月7日护送英国使团出京, 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历时2个多月, 马戛尔尼一行途经直隶、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和广东, 于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 9月5日返抵伦敦。

   英国人此行虽未如愿, 也并非一无所得。在华期间, 他们仔细观察了各地驻防的清军及其武器装备, 很是蔑视, 暗嘲“此辈宽衣大袖之兵, 既未受过军事教育, 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 一旦不幸, 洋兵长驱而来, 此辈果能抵抗与否”[5]259?约半个世纪后, 清军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 被他不幸而言中。

   反观中国, 并没有从这次交往中引起警觉, 依然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在承德时, 马戛尔尼曾遇见清军重要将领福康安, 为套近乎, 主动介绍自己带来的卫士能演练欧洲新式武器, 如有兴趣, 可让他们当场演示。未料福康安反应十分冷淡, 称:“看亦可, 不看亦可。”末了还补上一句:“这火器操法, 谅来没有什么希罕。”[5]113在参观英国礼品时, 乾隆帝曾对一个有110门炮位的, 名为“君王”号的战舰模型有兴趣, 并询问了有关战舰制造等问题, 又观看了火炮的试射表演, 但最后对英国武器的杀伤力表示反感, 认为它与仁慈的原则不能调和。此后, 这样作为礼品的英国兵器被弃置一旁, 无人过问。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 发现它们仍完好无损地堆在一边, 便又重新运回了伦敦。

   乾隆帝对英国占地通商等要求的拒绝, 固然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 也与他昧于世界形势, 对中外之间的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无关系。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始, 清朝的统治进入鼎盛期, 历经康雍乾三代, 前后持续百余年, 史称康乾盛世。其间, 外无强敌入侵, 内无大的战乱, 经济增长, 国库充盈, 虽在乾隆后期渐显颓势, 但乾隆帝仍视而不见, 沾沾自喜。他交马戛尔尼带给英国国王回信中的一段话, 颇能反映其志满意得的虚骄心态:“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 是以加恩体恤, 在澳门开设洋行, 俾得日用有资, 并沾余润。”[6]545

   殊不知, 当中国渐走下坡路时, 英、法、美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 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在18世纪末, 已经有了使用蒸汽机的新式纺织工厂。随后蒸汽机又应用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进入19世纪后, 英国的工业发展更快, 开辟新的商品市场也就成了英国资本家的强烈欲望。紧随英国的是法国。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为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19世纪20年代起, 以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的工业革命在国内全面展开。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掌握政权的。1814年, 美国出现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此后, 蒸汽机被广泛应用。美国的工业产量, 在世界上仅次于英法, 位居第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寻求更大的海外市场, 成为欧美资产阶级的急切要求。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的中国, 成为它们觊觎的主要目标。18世纪中叶, 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 已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对华贸易值的总和, 占63.3%。以后又持续上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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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Military Historical Research 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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