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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危与机

更新时间:2020-05-13 17:28:57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非常困难。80年代末我们爆发了通货膨胀加生产停滞,典型的滞胀形态的危机;加上1989年美国制裁,外资大量撤离。工业化高涨时期正需要资本增密的时候,突然资本归零,进入萧条阶段,海外舆论一片中国崩溃论。所以尽管这个时候苏联解体了,美国的对手没了,但中国仍然不在主要矛盾中,因为我们濒临崩溃。90年代美国单极霸权,一超独大。

   中国在1997年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举国体制,我们用资本控制的手段应对了所有资本自由流动国家不能应对的危机。在1997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机构——中农工建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占比普遍高于30%,甚至接近于1/3。在一般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资产不良率达1/3就应该破产。但是中国没有,中国当时的财政和银行还没分家,银行就是财政、财政就是银行,财政没钱的时候,可以透支银行的资本金;银行出问题了,财政也要承担责任。于是国家财政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银行的不良资产一次性全部剥离——一直处理到今天还没处理完,再由中央的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让银行轻装上阵,到2002年完成改造。

   于是我们从2002年有了商业银行,在此之前银行和财政不分家,银行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然而麻烦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让银行成为独立的商业银行,要让银行混业经营。人家美国经过了几百年的银行业发展,几百年来只做存贷业务而没有投资业务,在金融资本不断扩张的条件下有了强烈的需求,银行才改制为混业经营。而我们从银行称之为银行的那一年起就是混业经营。就是在这个阶段上,尽管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在金融资本阶段我们形成了独立的银行体系,开始进入金融资本竞争了,中国也就成了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了。

   1998年我们成功地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开始进入了新的增长,1999年就被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国家”。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南海撞机事件,“银河”号被劫持,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一系列事件都毫无道理可讲,明显的就是强盗手段。几个“毒”也是在那个时候扩张发展起来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被当成主要竞争对手、主要的敌对力量,但是很快,2001年美国爆发两大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政治危机是911事件,导致美国不得不把它的主要矛头转向了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美国去打阿富汗了,而且很快就投入大量军力,几万亿美元开支消耗在那里。当时中国提出,在反恐上可以跟美国进行战略合作,于是双方在反恐这个领域中形成了合作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政治上的压力有所减轻。

   经济危机是IT泡沫崩溃,美国大量的产业资本外移,这时中国从1998年开始搞大规模基本建设已经三年了,三纵两横的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经成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基本建设条件最好、劳动力素质最高但价格也最便宜的国家。我们的要素价格偏低,所以美国,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纷纷涌向中国。在这个时间段,中国迅速接受了大量的外国产业资本流入,在短短的两三年里成了外商直接投资世界最高的国家,超过了美国。这是外资投入造成的。

   外资流入使得中国的贸易量陡然上升,然而也造成2/3大类的产业被外资控制;同理,中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的国家,这也是大量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造成的。因贸易量大,而中国的人民币又升值,外资企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时候,他的贸易盈余还要吃汇差,逼人民币升值,于是大量的贸易盈余全都涌进中国。中国又是每一块钱进来都得对冲增发货币的,于是中国从外商直接投资第一的那年——2003年以来,我们的M2(流通中货币总规模)对GDP的比重很快增加,货币化的速度大幅度加快。货币总量增加的速度大幅加快改变了人民币的增发依据,它本来应该是作为主权货币,但现在却是以外汇储备作为增发的主要依据了。于是中国就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了金融总量最大的国家。但麻烦又随之而来:我们的产业资本总量最大,但没有话语权、没有制度权;金融资本总量最大,但在金融资本阶段同样没有制度权、没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只能处在被人家当成世界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上。这无所谓对错好坏,只是一个客观演化。但这个客观演化的过程导致中国当下这样的不尴不尬的状况。

   疫情一发生,中国马上生产呼吸机,生产口罩等各种医疗防疫设备,国内不少人群对此好像有点儿得意,觉得外国也得靠我们。错!我刚才说了,中国国内的大类产业,2/3是外资控制,贸易总量大部分是外资制造,金融总量也是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造成的。如果被人家逼着硬脱钩,像现在这样,又是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又是联合起诉等等,这些做法这都是阳谋,因为我们没有制度权,没有话语权,在竞争上我们并不处在优势地位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硬脱钩。

   在老冷战体系下,苏联体系搞的是计划经济,它的交易其实不是贸易,而是换货,调乌克兰多少吨小麦去保加利亚,从保加利亚调多少蔬菜到德国,德国调多少设备给乌克兰,然后乌克兰发展军工跟俄罗斯配合,等等。调货调的是实体产品,然后记账,所以它不进入货币经济,因为在苏联的教科书上,货币、金融是寄生性的,它不发展货币化,没有使用货币来完成交易。在换货贸易体系之下,如果计算经济生产总量和实体产品的生产总量,它并不小;一旦改成GDP,计算交易的增加值,就比人家差得很远,因为西方是按交易增加值算的,在金融领域中它的交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因此,尽管现在实体产业总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有人算过,在2015年前后,按PPP法来核算的中国工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了,但是在GDP核算法下,因为人家有大量的虚拟交易,我们比他们还差得很远。然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宣传部门就那点信息来源,大家都趋之若鹜地说,我们2001年加入WTO得了全球化的好处,现在就得尽我们所能去复工复产来保这个全球化。有那个必要吗?谁说我们是搭了全球化便车?西方人说的!我们自己也大量跟着这么说,似乎我们真是搭便车得好处的。而实际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不过是原来处在要素价格的低谷,跨国公司在它自己母国,在要素价格过高的情况下寻求要素价格低谷,把它部分产业的某些部门搬到了我们这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中间体的生产国,或者是叫作世界车间,这在产业上仍然只是受制于人的一种生产方式,值得自豪吗?

   有些朋友说,我们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世界最高,然而这其实只不过是跨国公司买全球卖全球所造成的贸易盈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来来去去不就换了人家的一堆纸吗?而且人家很多东西都不让我们买,换回来的这堆绿纸只能再拿到他们的国债市场上去买人家的国债,让人家得到了资本之后,再回过头来在我们这儿继续进行战略性投资,控制我们的产业;甚至拿这些还回去的钱来投资于军事形成全球霸权、形成文化产业来加强他们的软实力。

   所以全球化的解体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可怕呢?当然确实会造成很严重的挑战,但是从长期看,未必就绝对是坏事。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甚至是多面的,我们的道家哲学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一向是多元的观点,不能只看到一面。我们这次被人家脱钩,很难脱得起,因为我们跟前苏联不一样,前苏联是一个换货贸易体系,每个单独的国家都不能完整地形成一个产业体系,前苏联可以直接控制所有在这个体系之下的国家。而中国现在只是零部件,只是以部件生产为主。这很难说我们已经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

   大家都看得到,华为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搞备胎了,因此它能够应对得了打击。而其他和华为相类似的高科技电子类产业,就不得不让步,不仅要认罪、要交罚款,还要接受人家的核查,人家还要派监督官来,这等于是治外法权,长臂管辖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不一一列举了,只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中国得没得好处来判断当前是否应该冒着疫情复发的风险来抓紧复工复产、维持全球化,而这个全球化恰恰是被全球化的引导国家来推进反全球化的一场大变革。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来说绝不是虚的,我们对于现在这场变局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然而很可惜,我们看到能够接受“全球化危机”这个概念并拿来讨论的学者很少。社会上有很多议论,说供应链要垮、全局化的产业链要解体等等,但我们看主流,我们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讨论恐怕还很不充分。

   我们原来老说中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全球化是一种产业互补,但实际上,当人家要硬脱钩的时候,他们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他们的准备其实一直都存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整,现在日趋完善了。现在最为成熟的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个体系,变成了区域一体化,这意味着加拿大丰富的资源可以直接用于美国的实体产业复兴,墨西哥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直接用于为美国生产低端制造业的产品,也就是说一般商品的生产可以放在墨西哥,原材料生产可以放在加拿大,那美国就形成了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零关税的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保证美国的产业得到最优惠的条件。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区将会是一个按照区域结构整合重组产业的典范。

   接下来,很可能会出现欧洲的重组。我看欧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是思想弱的,都是考虑问题很清楚的。欧洲现在拉得住的是东欧和某些中东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俄国的资源最丰富,所以一些冲突国家恐怕不得不做出让步来实现欧洲一体化的整合,当然这个困难度要比北美一体化大的多,但毕竟是一个可能的趋势。更何况欧洲经历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在90年代建立了欧盟,尽管只建立了共同金融而没有实现共同财政,一个正常的政治经济体系应该是既有财政又有金融的。但不管怎么说,当产业重组的时候,欧洲仍然是一个可能进入区域一体化的体系。接下来,中国很可能进入到“东盟加中国”的模式,也就是过去的“东盟加一”,已经做得相当深了。东盟各国现在是区内贸易大于区外贸易,去年贸易的规模已经很大了,东盟各国的外贸顺差主要来自于对中国的贸易,而中国向东盟各国提供的上游产品也是东盟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在区域一体化整合的过程中间,第三大板块很可能是“东盟加一”或者“东盟加二”。当然日本现在紧跟美国,但我觉得日本其实内在的文化里还是有一种很强的要脱欧入亚、回归到亚洲这个经济共同体中来的动力,只不过现在表现的似乎不是很强烈,还得服从美国区域战略的意图,因为它不是一个主权独立完整的国家。总的来说,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整合还是有条件的。

  

   5、看清形势 客观对待

   我们现在能看到,当疫情相对消退、世界产业重构的时候,可能出现的这三个大板块、三分天下,总要比一超独大、单极霸权要强得多。当然客观上,中国跟欧盟之间在产业上是有竞争的,欧盟现在在金融上占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比重仍然不到30%,也就是说欧元体系并没有占主导地位,世界金融资本还是美国在主导。所以在产业上,中国跟欧洲的体系之间恐怕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随着欧洲逐渐变成区域一体化的内部整合,这个互相竞争的关系会弱化。然而我们得看到,未来无论实现什么样的产业重构,恐怕还没有谁撼得动美国在金融领域中,也就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阶段的核心地位。

如果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来分析美国在今天的地位,我们应该看得到,早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当美国为应对华尔街金融海啸推出超级量化宽松的救市政策以来,它已经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结构调整,最为突出的就是2013年10月31号,当美国准备退出量化宽松的时候,先建立了一个“1+5”的货币互换机制,把过去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金融经济体之间临时性的货币互换协议改成了长期稳定的货币互换协议。也就是说,美国跟欧盟、瑞士、日本、英国等其他的五个金融经济体联合建起了“1+5”的机制,以美国为中心,5个金融经济体任何一家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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