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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胜利 杨帆: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更新时间:2020-05-13 10:03:53
作者: 凌胜利   杨帆  
中国逐渐形成了“非传统安全观”(新安全观)。从邓小平时期开始,中国基于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判断,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观的转变,促进了非传统安全观的逐渐形成与发展。

   1.邓小平时期:经济成为安全的核心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中美关系实现重大改善,加之中国领导人发生变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判断发生了深刻改变,“战争可以避免”观念不断发展。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超越“战争与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8]自此,中国由以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观开始向更具综合性的非传统安全观转变。

   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实现了“政治安全”为核心向“经济安全”为主的重大转变。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经济发展作为新时期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国防、外交等逐渐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不过其前提条件是国家主权和安全得到基本维护。

   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邓小平倾向于对话与合作,体现了慎武的态度。一是在军事力量建设中保持克制。中国开始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对国防开支进行了限制,采取了裁减军队的做法,以便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当中。这一时期国防经费比重明显下降,军费占国家财政开支的比例由1978年的15%下降到1990年的9%左右,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到1990年的1.55%,下降幅度明显。二是在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中慎用武力,尽可能采取和平方式。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断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领土争端,针对香港和澳门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解决办法。但在面对危及国家生存与安全问题时,也坚决采取强硬的手段,显著体现为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三是这一时期对政治安全依旧高度重视。在国际形势激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的情况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对政治安全的重视,邓小平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在国际安全方面,中国逐渐确立了“不结盟”政策,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国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更加注重参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由此可见,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在安全威胁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安全手段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以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战略重心转移,中国的安全观也更加具有综合性。

   2.江泽民时期:互信协作成为追求安全的主要手段

   江泽民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首先,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导致两极格局解体,“一超多强”国际格局不断呈现动态调整态势。其次,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增加,局部冲突和内战不断。最后,信息革命带来了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的革新。国内安全环境也趋向复杂。一是“台独”等问题不断显现,严重危及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二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也不断进入中国,其中不乏和平演变的企图。总体而言,江泽民时期的国内外安全环境极其复杂,多重安全问题凸显。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15]

   在安全环境的判断方面,中国认为世界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国际格局的大势没有改变。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16]但也不能忽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中国更加注重包括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在内的综合安全。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到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增加。[17]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问题除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一系列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顺应时代形势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各国应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8]在安全手段方面,中国尽可能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安全。中国也更加注重军事质量提升,再次实施裁军。[19]与此同时,中国继续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军费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例不断降低,基本保持在7%~9%左右,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1.5%之间(如1997年军费支出数为813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3%,其比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20]),使得国家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

   在前一代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与内容,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安全环境下,从多种安全利益考虑,积极裁军、发展经济、融入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为中国建立健全综合安全观,推动国家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3.胡锦涛时期:新安全观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加速调整,其中“中国崛起”非常瞩目。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被许多西方国家视为“威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中国面临着更为巨大的外部安全压力。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21]与此同时,所谓“疆独”“藏独”“台独”等分裂活动内外联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在此安全背景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动了新安全观的发展。首先,在安全环境的判断上依然肯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保持警惕,中国主要战略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22]其次,在安全内容认知方面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显著增加,粮食安全、气候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金融安全等不断进入中国安全的视野。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强调,是中国政府对于安全内容的深刻认识。最后,在安全手段方面,胡锦涛时代将新安全观中的“合作”改为“协作”,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捍卫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安全的底线所在。[23]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中国依然坚持不结盟政策,但对国际安全合作的态度更加积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不断促进国际热点和地区冲突的解决,为维护世界和平、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胡锦涛时期的国家安全观(新安全观)基于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家安全实力的双重变化,更加注重综合安全和国际安全合作,在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中共十八大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

   在继承前四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核心思想后,面对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年4月,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5]相对于以往的非传统安全观而言,总体安全观的内容认知更加丰富,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是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变革,实现了内外安全、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与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多重统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还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和“亚太安全观”。相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内外安全的统筹而言,“亚洲新安全观”等主要用于指导国际安全合作。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首次向国际社会阐述了“亚洲新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是对新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新安全观”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其秉持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理念既包括对亚洲安全的全新理解,也包括了对实现亚洲安全的目的、手段、方式的思考。[26]共同安全是目的。共同安全即意味着安全是不分彼此、不分强弱、不分贫富,所有国家都应该共同享有。综合安全是内容。综合安全要注意到安全问题的多样性、多元性,不能仅关注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合作安全是手段。“合作安全要求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增进战略互信,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27]解决亚洲的诸多安全问题,首先需要亚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合作,[28]与此同时,亚洲安全的实现也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的合作。可持续安全是目标。可持续安全注重安全的阶段性、长远性,体现了发展安全的理念。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

   “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安全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5 年发布《中国国防白皮书》,将亚洲新安全观写入白皮书,提出中国军队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在2016年10月举行的第七届香山论坛上,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提出要逐步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应以新安全理念为指引,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2017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的亚太安全理念,指出中国的亚太安全理念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一安全观顺应全球化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扎根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汇聚了地区国家的智慧和共识,体现了各方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迫切需求,为亚太安全合作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2019年7月,中国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再次肯定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理念对于地区安全合作的积极意义。

   “亚洲新安全观”立足于促进亚洲各国凝聚安全观念共识,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安全观念落实到安全合作的实践当中。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主要针对亚洲的安全合作,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融合观念、整合机制、促进合作三个方面。不过,“亚洲新安全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需要基于亚洲历史经验的规范框架和制度安排,采取大国协调等方式。知易行难,如何将亚洲新安全观逐渐落实到亚洲乃至全球安全合作当中,还需要在融合安全理念、协调安全机制、解决安全问题等方面积极地努力与探索。

  

   三 新时代国家安全观创新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全观的演变,可以发现中国安全观实现与时俱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执政以来,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安全观方面不断创新,体现在安全环境认知、安全内涵革新、安全维护手段多元等方面。

   (一)安全环境认知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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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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