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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

更新时间:2020-05-13 00:00:07
作者: 林来梵 (进入专栏)  

   摘要:  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构成该概念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段移植交流史。与许多法政概念不同,“权利”一语率先创生于中国,再为日本所引进,这一点可在日本历史文献中找到第一手依据,但考详其具体的移植回路,权利概念对中国而言也可视为一个特别的“回归词”。权利概念的移植在近代中日两国并无足够深厚的基础,为此,该概念在输入之时,即注定成为一个“不当的用语”,并使原有内涵在移植过程发生意义变迁。梁启超对权利概念的移植居功甚伟,其自由权利观的形成不仅标志着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初步落定,同时也是中日两国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  权利;移植交流史; 梁启超; 自由权利观;国家主义

  

   引言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的许多法政概念,均是近代时期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否定在这些概念移植史上中国主体性立场的重要意义。如果从中国的主体性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这些概念的移植往往并非是中国对西方文本的直接摄取,或是从他国到中国的单向输入,而是经过了跨越多国的多向交叉的移植过程,甚至可能经过了共同处于继受国地位上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互向往复、彼此交流的过程。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即是如此。[1]

   有鉴于此,对这些法政概念在中国移植过程的考察研究,就不应该拘泥于狭隘的视阈,而有必要将其置于中日两国之间西方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这一角度加以把握。一旦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每一个法政概念的移植都可能有其具体契机、文本依据、移植回路、传播历程与意义变迁,以致可以分别构成一部又一部各别的概念移植史。

   本文拟从这样更为宏阔的视角出发,考察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文章首先将考察“权利”一词在中国的输入过程,并在国内学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详作为译语的该词在中国的率先创生以及被引入日本的具体细节及相关史实的直接依据;接着将透视“权利”概念在东方国家移植的传统文化基础,并分析囿于这些传统文化基础的不足而导致的译语本身的缺陷及其意义后果;最后以梁启超的权利观在日本的形成作为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初步落定的一个标志,进一步揭示该概念移植交流史的纵深构造。

   值得预先交待的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概念移植是一种颇为复杂的“语言学事件”。其中,广义的“移植”具有一定的广延性,不仅包含了译语的创生、输入和落定,还包括了概念的意义变迁与本土文化的调适、法条化等诸多环节,间中难免涉及由“他者”转化为“我者”的种种问题。但基于鄙人目下的学术兴趣,并囿于学术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主要立足于狭义的概念移植的视角,即集中关注有关西方“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和初步落定,也包括相关译语的创生及其所伴随的意义变迁。主题范围的这种限定,乃基于这样的考虑:某个外来概念的输入和初步落定,不仅对于广义上的移植过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且也最能反映概念移植交流史的动态图景。

  

   一、“权利”译语的创生

   当今中日等东亚国家都使用“权利”这一概念。但在东亚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与right (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方的权利概念完全对应的类似观念及用语。毋庸赘言,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这一用语及观念,是近代随着所谓“西法东渐”移植而来的。

   然而,西方式的“权利”概念又是如何移植到中日等东亚国家的呢?对此,中日两国学术界均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今日已有不少人得知,明治时期的日本,曾经通过借用中国汉字翻译西方文献,藉此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学术用语的系统创制,建立了以大量抽象意义的汉字词为特征的近代词汇体系,并以相当程度的规模流入近代中国。[2]

   而作为中日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上的一个具体个案,“权利”一词也曾一度被认为是属于从日本流向中国的一个“词侨”。如下文所述,近代日本法学界巨擘穗积陈重博士即持有这样的见解。[3]中国学界自民国开始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权利”一语是从日本引进的译词,[4]并达到“殆无争议”的程度。[5]

   但当今中国学者已经大致认识到:与许多法政概念多来自近代日本对西方文献的迻译、然后再移植到中国的情形不同,“权利”这一译语最早是在近代中国创生的。具体而言,1864年刊行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主持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首次使用了“权利”一词,旋即该书流入日本,此用语亦被日本所接纳。[6]至于该词移植的具体回路和重要细节,这些研究尚未考详,确切的第一手文献亦尚未入手。

   考诸史籍,吾侪确实可以发现: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这一译语恰恰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确立,然后再流入日本的。早在1864年,丁韪良主持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在中国出版,[7]书中即已频繁使用了“权利”一词,至少达81次,“权”字则出现了760次之多。[8]中国使用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一词的滥觞即在于此。此书当年在中国只发行300本,其中少量从长崎流入日本,翌年便在幕府开成所翻刻发行,引起该国士林高度瞩目,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道,成为整个日本“幕末的两大畅销书”。[9]

   在此情形下,当时的日本法政概念著名翻译家箕作麟祥遂于明治初年在受命翻译法国法律文献时,从汉译《万国公法》中借用了“权利”这一译语。[10]在此应该说明的是,箕作麟祥的这一“借用”,在中日两国权利概念移植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其本人在当时的日本法律翻译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还由于其时他是受到日本政府民法编纂会会长江藤新平之命翻译法国相关法典时借用汉译“权利”一词的,对该词在日本确立为一个公用语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这个关键性的史实,日本学者也早有发现。历史学者实藤惠秀教授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对此即有介绍,[11]法学者的利谷信义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著作中亦揭示了这一点。[12]更早的记述甚至可追溯到渡部万藏所著的《现行法律用语的历史考察》,该书在日本出版于1930年,大致也得出相同的研究结论。[13]而在中国方面,时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贵连教授等学者也开始发现这一点,其中主要借用了实藤惠秀教授所提供的资料。[14]

   然而,作为确证相关结论的第一手文献依据,日本学者大槻文彦所著的《箕作麟祥君传》中的有关记载更具有重要价值。该书记述了传主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9月15日在明治法律学校(今明治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所披露的一个事实,即:“权利”和“义务”这两个译语都不是他本人首创的,而是他在明治初年受命从事法国法典翻译过程中,从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中转用的。根据该书所提供的演讲实录,箕作麟祥当时说到:

   権利だの、義務だのと云ふ語は、今日では、あなた方は、訳のない語だと思ってお出ででありませうが、私が翻訳書に使ったのが、大興奮なのでございます。併し、何も私が発明したと云ふのでは無いから、専売特許は得はしませぬ、(喝采、笑)支那訳の万国公法に「ライト」と「オブリゲーション」と云ふ字を、権利義務と訳してありましたから、それを抜きましたので、何も盗んだのではありませぬ。[15]

   不过,值得研判的是,在箕作麟祥于明治初年(可推断大致是1869—1870年之间)从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中借用“权利”一语之前,日本庆应四年(1868年),荷兰留学出身的启蒙思想家西周与津田真一郎(后名津田真道)根据荷兰法学家、莱顿大学的费塞林格(VisseringSi- mon)所述,分别翻译并出版了《万国公法》与《泰西国法论》。其中,二人均采用过“权”字造词,尤其是津田在《泰西国法论》卷一第一篇第六章中还采用了“人民之权利”一语,[16]在卷二第六篇第一章又采用了“国民之权利”一语。[17]正因如此,据说日本著名学者穗积陈重就曾认为“权利”一词乃由津田真一郎所创。[18]

   但此说现已被推翻。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西周和津田其实均读过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西周在自译的《万国公法》一书的凡例中就专门提及此书。[19]中田薰博士亦明确指出,津田在《泰西国法论》中所使用的“权利”,也是借用了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的。[20]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津田真一郎的《泰西国法论》一书在日本的西方法政概念移植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此书不仅是第一部由东方人系统转介西方公法原理的著作,而且较早采用、甚至第一次提出了数量可观的法政概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除了上述的“权利”之外,还有多次使用、与“权利”一语密切有关的“人权”一词。后者可推断为东方人首创的“人权”译语,并在此后被移植到中国。[21]

   具体而言,该书在开篇之前设《凡例》,其文字多体现了译者津田本人的思想,内中介绍了刚结束不久的美国黑奴解放运动,并接着写道:

   法论之本意在于保人人自立自主之权。彼国旧时曾有剥夺一切之人权,使活者犹同死人之刑,今已废。此法学一层加高之一明证也。[22]

   如加分析,此处所使用的“人权”一语,是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立自主之权”,即相当于广义上的权利。同样在此《凡例》之中的前面部分,津田在解释droit(法语)、right(英语)、regt(荷兰语)等西语时,亦即指出:这些词“原本含有基于正直之义,伸张正大直方、自立自主之理之意。”[23]

   当然,“人权”一词在《泰西国法论》中也具有多义性。在该书第一卷第三篇中采用“人权”这一译语,写道:“众庶同生彼此相对互有之权,此人权之谓也。”[24]此处的“人权”,是与民法上的“物权”“约束(契约)”相并列的一个概念,实相当于民法上的人身权。但该书在第二卷中,列举了包括“自身自主之权”“住居不受侵犯之权”“行事自在之权”等十二项人民针对国家的权利,在译语上统称为“住民相对国家所有之本权”。[25]这些权利,实际上才是宪法上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相当于人权。

   总之,津田的《泰西国法论》不仅采用了“权利”的译语,而且对其内涵已有一定认识和阐发,并在这个基础上,在亚洲西方法政概念移植史中首创了“人权”一语,而且此语在很多场合的意涵相当于“权利”。

   “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创生以及为明治时期日本所借用的事实,在中日两国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上,具有殊为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使用的许多法政用语,大多均是转借于日本对西方政法用语的翻译,即对中国而言,乃属于对西方法政用语的二次继受或“转继受”。即使其中的部分译词是借鉴了中国古籍中的用词而构成的,也具有“回归词”或“词侨”的性质。而像“权利”一语这样直接由中国原创、再为日本所输入的译语,则似乎颇为鲜见。

   然而,已有研究成果显示,其实,大量日制译词、新词流入中国的现象主要是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彼时中国开始大规模吸收西学,而通过留日学生以及部分先觉者从日本引进译词和新词,则成为一种重要的移植路径。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可追溯到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时期),西方各国传教士来华,即已开始了西学迻译和新词创制的活动,其间还吸收了中国知识人的参与,后期甚至由清政府方面直接主导,其中部分译词亦时有流向日本。[26]“权利”一词就属于这个时期流向日本的译词之一。

然而,正如已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显示的那样,“权利”这一译语虽在中国首先创生,但却由于在当时的中国缺少足够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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