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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来梵: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

更新时间:2020-05-13 00:00:07
作者: 林来梵 (进入专栏)  
在其后的三十余年中,该词一直未能在社会上得到普及。[27]相形之下,《万国公法》一书进入日本后,则在其知识界广为流行,权利一语作为法规用语确定下来,大致是在明治四、五(1871、1872)年左右;随之于明治七年(1874年)初,板垣退助等八位士族人士联名提出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引发了著名的自由民权运动,许多知识分子纷纷发表了权利论、民权论。[28]经此之后,权利概念即在1880年代的日本社会确立了稳固的地位。[29]

   反观中国,直至1900年,留学日本的章宗祥参照日本的有关译本将德国法学家耶林的《权利竞争论》(今译《为权利而斗争》)的部分篇章转译为中文并被广为传诵之后,“权利”一词才似乎在中国开始确立了公用语的地位。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分析,1900—1911年间,“权利”一词才成为中国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之一。[30]为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译语的“权利”一词虽非造之于日本,而是造之于中国,但日本法学对“权利”一词在中国的勃兴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31]从这个意义上而论,“权利”一语对于中国来说,未必不可视为一个特别的“回归词”。

  

   二、权利概念输入的基础与意义变迁

   如前所述,在东亚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与right(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方的权利概念完全对应的类似观念及用语。那么,当年,“权利”这个译语的创生与传播,在中日两国是否不具有任何的传统文化基础呢?

   这个追问首先在学术上可表达为:“权利”一词是否是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为了翻译西语right所“铸造”的一个“新语”呢?

   对此,日本一代法学巨擘穗积陈重曾经持有明确的肯定性见解,只不过他认为:“权利这种观念于本邦人民所匮缺,无一事足以论证于我邦语上有符合英语right之言语”;不仅如此,连“权利”这个词也是“当泰西之法学甫入本邦之时”,由于不存在“译出right、droit等观念和语汉词,故不得已新铸造权利之译语。”[32]无独有偶,现代日本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教授亦主张,“权利这个语词,在自德川时代以来的固有日本语中本来是没有的。”[33]

   但这种观点也受到诸多日本学者的批评。他们发现,传入日本的《史记》《荀子·劝学》等中国古籍上早已出现“权利”一词。[34]不唯如此,当代中国学者还指出,仅《盐铁论》一篇,即曾十一次出现“权利”一语。[35]只不过这些中国古籍中的“权利”一词,其意义一般多为权势和利益罢了。[36]而根据现代日本学者的考证,日本江户时期同样也曾出现过“权利”一词,比如有人即以“天下之权利随心所欲”之说批评当时的幕府,其中的“权利”一词的含义,同样也属于权势或权力与利益的合称。[37]总之,近代之前中日两国本身确实已有“权利”一语,但不甚多见,而且如下所述,其含义也与近代从西方流入东亚的right(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的原义径庭有别。

   论及权利概念输入的基础,更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西方式的权利概念传入之前,中日等东亚国家是否具有某种相当于“权利”的观念意识?

   对此,日本学者过去一般持否定性的见解。与此不同,当今日本法制史学界则已有新说,有学者认为:日本在江户时代后半期,社会上已出现“株”“分”“分限”等用语,这意味着近现代式的“权利”意识已相当成熟,同时也是明治时期“权利”一词一旦成为法令上的公用语即以星火燎原之势被广为传播的一个要因。[38]

   在中国方面,现今也存在类似的溯源性探究和观点。赵明即认为,“权利”观念和思想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被引入并“得以发生”,除了“西学”的冲击和现实的社会根源等动力因素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文化自身的内在演变也为之提供了一定的资源。[39]

   而金观涛、刘青峰等学者的研究也显示,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中国南方社会即已开始接触某种自主性观念。当然,这种观念不是内生性的,而是通过西方的基督教(严格说是新教)的影响出现的。其中,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个人自主观念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Friedrich AugustGützlaff),他所主编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在广州创刊,可能是中国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杂志。该刊即多次使用“自主之理”“人人自主”“自主之权”等含有天赋人权观念的用语。[40]

   台湾学者刘广京教授则更早地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了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中国“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词在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的含义,并分析了该词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广泛使用,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开始为“权利”一词所代替的历程。[41]

   但无论如何,如果说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中日两国即已具备深厚的相关传统文化基础,那则言过其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代美国学者安婧如(StephenAngle)甚至指出,从近代中国在基督教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个人自主观念中读出“权利”,是“犯了一个时代性错误”,“因为主张自由意志的基督教教义背后的观念是,一个人可以选择为善或为恶:一个人具有这种能力或权力。”[42]

   正是由于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东方国家往往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该概念输入之时,即开始伴随着内在的意义变迁。相较于日本,中国在这一点上特别突出。权利概念输入近代中国之后,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主义观念。对此,安婧如剀切地指出:“早期中国权利话语的核心是把国家视为权利的主体;人民(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还不是这个图景的组成部分。而在日本,人民很快就成为权利主张的中心,部分原因在于权利话语能够强调满足人民欲望的价值。”[43]中国权利概念在其输入期的这个倾向,对此后中国的自由权利观乃至政法观念,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缺乏深厚的相应观念基础,right(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语在近代东方国家并没有找到完全精准的对译语词,尤其是最终所确定的“权利”一词,几乎可视为一个“不当的译语”。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该词原有内涵的意义变迁。

   首先,该词没有表达出right等西语中所蕴含的“正当性”这一层意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44]对此,近代中日两国学者亦有所觉察,并曾作出了种种努力。号称在译事上为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就曾一度将right翻译为“职”“民直”“天直”等语。[45]遗憾的是,这虽然揭示了right一语中所含的正当性这一要素,从而弥补了“权利”一语的部分缺陷,但译词佶屈聱牙,在当时的中国也缺乏新的社会基础,最终未被国人所接受。

   早在严复之前,日本学者即认识到了right等西语的复杂内涵。如前所述,津田真一郎是借鉴了汉译《万国公法》的“权利”一词翻译regt(荷兰语)概念的,但他在解释right(英语)、regt (荷兰语)等西语时则指出:这些词“原本含有基于正直之义,伸张正大直方、自立自主之理之意”。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该词的多义性,竟列举了其10种用法,[46]显示了他对right(英语)、 regt(荷兰语)等西语的内涵较之中国的严复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而当时日本的福泽谕吉等人也曾采用过“权理”一词迻译right。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严复的“职”“天直”等语更为通俗,而较之“权利”一词则又更为雅训的译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取得主流地位。[47]

   其次,“权利”作为译语还有另一个重要缺陷。当代日本学者柳父章指出:在“权利”一词中,尤其是在“权”字之中,汉字传统的“力”的含义与作为right的原有含义混合于一体。[48]即使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高潮时期,right的含义“一般得到相当的理解”,但“民权”的“权”之中,仍然不知不觉地存在着传统含义与翻译语的含义之间的这种混合。[49]正因为如此,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后,近代日本逐渐产生出一种与强力相结合的权利观,乃至最终出现了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利观。[50]对此,当代日本学者也有反思。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从明治十年代到二十年代,日本的立法“基本上向承认强者的无制约的权利这一方向前进”,而法院对此也不能抑制,由此“产生了被极端歪曲的日本型法治主义”。[51]

   近年,中国学者金观涛、刘青峰对中国的权利观念史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其将原因归结于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观念的心态,以及当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权利观念之再塑造,指出:“在相当多人的心目中,既然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是不可抗拒之宇宙规律,它也是论证政治制度为正当的根据,那么,在人们用它来证明只有每个人必须在竞争中自强不息、国家才能独立时,力量和能力也就自然地与个人权利观念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强权即正义。”[52]此观点可谓切中肯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权利概念移植交流史中,上述日本的权利观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在晚清的中国,最初用以表达权利所采用的一个颇为相近的重要用语,可推颇具东方特色但含义模糊的“民权”一语。[53]这个译语与“权利”概念关系密切,其创制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权利”一词的启发,为此也同样折射了“权利”一语的缺陷。根据一种有力的见解,该词已混杂了两种未被人们觉察的不同含义,以致自明治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处于高扬阶段开始,“民权”的“权”中,亦夹杂着“传来含义”和“译语的含义”,前者是“力”,而后者是right,而且“力”压倒了right。有关这一点,与前述“权利”一词的缺陷何其相似乃尔。这导致“民权”往往被理解为与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是相互对应等同的“权”,比如倾向于民权家们所追求的参政权等政治上的“权”,而人所应有的基本“权”利意义上的“权”,则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忽视。

  

   三、权利概念在中国的初步落定

   被移植的概念在继受国的初步落定,是概念移植史上的重要环节,而其标志可能是该概念作为公用语或法规用语确定下来,也可能是在继受国形成了有重要影响的相关学说,使得该概念不至于被轻易推翻。如果以这个标准判断,从前文中可知,权利概念在日本的初步落定最早可追溯至明治初年;而在中国的初步落定,则大致发生在1900—1911年间。而这个期间,也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日本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自由权利观的时期。

   梁启超不仅是最早接触和传播“民权”等与权利概念相关的概念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有关权利的文章,对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居功甚伟。关键是,梁启超通过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了一套具有思想个性的自由权利观。日本当代学者明确指出:“梁的西方权利—自由论的摄取主要是通过日文译本以及日本人的论著这一‘中介’(日本式的变形)进行的。”[54]正是通过这种路径,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观,并对自由权利概念在中国的引进、传播以及意义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自由权利观的形成,构成了中日两国法政概念移植交流史的重要篇章。

当然,梁启超的自由权利观也具有流动性,大略可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即开始关注和鼓吹“民权”。[55]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998年)之后,受到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56]形成了内容上更为新颖和丰富的自由权利观。其中初期,他对西方种种先进的自由权利思想“经过过滤、筛选后才加以摄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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