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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勉:当代大国相互定位及时代特征分析

更新时间:2020-05-11 10:54:21
作者: 杨洁勉  

   内容摘要:值此国际形势面临百年巨变之际,一些大国正在根据综合国力重新界定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与地理大发现以来国际体系变化最大的不同是当前西方大国不再能左右国际力量的对比态势,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正方兴未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潮势不可挡。但是,体系主导国的扩容或更替将是长期和曲折的进程。霸权大国和传统大国不会轻易与发展中大国分享主导权,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将充满着变化、震荡、斗争与磨合。到21世纪中叶,国际社会或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将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需要深刻认识国情和世情,继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动态调整国家定位,稳定大国关系并推进周边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并加快科技创新,提升新公域的治理能力,建设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不负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殷切期望。

   关键词:时代特征;国家定位;大国关系;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和国际形势的百年巨变。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许多全球和地区大国都在为此而调整其国家定位。大国向来是决定国际关系极其重要的因素,而探讨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共同定位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正确认识世界形势和顺应历史潮流,也有利于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进行相关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一、大国定位和时代变迁

   随着地理大发现,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开始逐步形成,世界进入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后,陷入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春秋无义战”。但是,国际社会在一战和二战后先后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和“和平与发展”时代,从此掀开了国际关系史的新篇章。

   (一)政界和学界的国家定位

   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国家定位既是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国家制定内外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历来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政界和学界的重视。

   当代大国政界在国家定位时大多是注重现实需要和目标导向,重点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美国自我定位为世界领袖和西方盟主。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声称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让美国恢复传统的世界中心领导者地位……美国想要领导世界,从现在直到永远”。中国的自我定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大国,并将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普京主政后对俄罗斯的定位是世界大国和当代世界有影响的力量中心之一。 法国认为“西方霸权或许已近终结”,重提“法国精神”,突出“与众不同”,意在重振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 印度则要从单一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外交和军事的综合大国,2019年5月27日莫迪在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表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拥有同一个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以便在未来5年内重拾印度在世界秩序中应有的地位。”

   学界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国家属性及国家定位与国际体系/秩序的逻辑关系上。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中国学者蔡拓认为,国家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zan)指出,国家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 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大国的主要界定标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如重塑国际外交、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促成国际共识、组建军事联盟并解决问题等。 日本学者神谷万丈认为,一个国家的定位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对外关系互动。地缘环境决定了国家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国家利益。与不同国家互动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该国的外交优先层级,换言之,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需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收益的地方。 法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则强调在国家定位时要加大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经济等因素的权重。

   综上所述,国家定位是一国根据综合国力界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权益,并决定其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国家在定位时还要加大历史、文化和道义等因素的权重。而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还需要对国家间的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大国定位的基础和发展

   大国定位始终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但还需要考虑不同时代的条件、特点和大国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大国在确定基本定位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相关政策,以争取更多的主动和主导权。

   国家定位的基本依据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力量对比的态势,而定位于全球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国家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人口、领土、自然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客观条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印度、巴西等都符合这一条件。二是全球和地区的治理能力。大国不仅需要具有治理本国的能力,还要在全球或地区治理方面能够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发挥引领作用。例如,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能够发挥治理的引领作用,南非在南部非洲也具有这一能力。三是国家的发展潜力。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因其现实力量和发展潜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具有大国地位。

   大国在定位时还要确立近、中、远期的发展目标,以此决定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首先,战略目标的发展方向。这是国家定位的大方向,具有鼓舞人心和提振信心的作用。发达大国的目标往往是延续其现有的主导或领先地位,发展中大国的目标具有奋发向上和赶超的特点。其次,战略目标的阶段性和领域性任务。国家在确定长远的总目标后,还需要进行阶段性和领域性的分解,细化和深化的目标便于战略部署、具体落实和梯次推进。再次,战略目标的实施。战略目标的意义在于落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令世界瞩目。但也有的大国因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例如,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2年11月27日第一次明确提出要让日本成为“政治大国”, 但日本至今仍未实现这一目标。又如,普京2008年提出在2015—2020年期间使俄罗斯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入世界前五强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

   大国在进行自我定位时,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背景,存在多种国家定位。例如,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自由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国际上也有政治上的西方和东方、经济上的北方和南方、综合实力上的大国和中小国家的划分。中国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这种划分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因此,在比较各国的国家定位时,要尽可能地在相同或相近的类别划分中进行。

   (三)大国定位的时代背景

   大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要行为体,是时代的塑造者和推进者。同时,时代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将长期制约大国的自我行动和互动。

   第一,近代和现代的时代背景。大国的国家定位和国际互动是在一定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只有充分认识当时的时代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大国定位与历史发展的互动逻辑,汲取大国成败的经验教训,把握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脉络方向。

   16世纪到19世纪是殖民和资本大国的争斗时代。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时期,西方大国在国内发展经济、改革政治体制和加强军事实力,在国际上主要通过战争来维护和加强其有利地位。西方大国在亚非拉地区的扩张充满血腥和残酷,埃及、印度和中国等东方文明古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物极必反,殖民和资本大国在大肆扩张和无耻掠夺之时,也是其走向衰败的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那样:“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为亚洲西方式的革命奠定物质基础。”

   20世纪初,已经崛起的美国在孤立主义的旗帜下蓄势待发,欧洲大国却还沉浸在“欧洲中心”的幻境之中。1914年一战爆发后,英国、法国、俄国等组成“协约国集团”,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组成“同盟国集团”。在这两个相互为敌的大国集团厮杀之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殖民和资本大国的错误定位既导致了一战,又为苏联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创造了条件。此后,世界进入了战争与革命时代,大国的自我定位、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也具有了时代意义。

   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意义在一战后的大国博弈和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中继续深化。一方面,欧美大国的相互定位羁绊于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之中,一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继续较量,英、美等守成大国和德、日等崛起大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到了无法妥协的地步,最终再次引发了世界大战。另一方面,革命形势也日趋成熟。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在全世界传播。在二战后的革命运动中,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历史高潮,大国围绕美苏两极进行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形成了冷战时期的两大对峙集团。

   20世纪下半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逐步形成和确立。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大国之间实际上达成了避免世界大战或核战争的共识,共同管控有限战争并进行裁军谈判。在世界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世界发展问题总体向好,发达国家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梯次增长。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在世界范围内对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强有力推动。如果说欧美在战争与革命时代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则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发展中大国在维护时代主题和解答时代命题中更是承担起了历史使命,为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提供了正能量和发展动力。

   第二,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发展。时代观是对一定时期世界形势的总体概括和基本看法。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源自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思想, 列宁根据一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战争与革命”这一时代学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等相继发生。在这一时期,邓小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命题的论断。当前,世界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急剧上升,习近平强调在世界百年巨变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对当前和未来的时代问题和大国定位的指导和遵循。中国努力探索和回应世界从哪里来、在哪里和往哪里去的重大时代问题,在丰富的实践和艰苦的理论探索中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还指导着中国学界的专业研究,促进了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的学理研究,加强了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战略等的学科建设,促进了学界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建设的学术贡献。

第三,共同创造和引领、主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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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展望》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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