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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日旭:新中国金融业变迁及其特征:基于金融职能变化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0-05-11 10:43:18
作者: 兰日旭  
货币政策工具日益多样化、目标明确;在银行类机构中通过财务整理、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等步骤,提升自身实力、完善了公司治理,至今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下业务经营更加多元化;非银行类机构的改革日益深入,业务更加多元;金融市场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在金融功能上,中国已经完全确立了“调市场”的角色。2013年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中国政府延续了现代金融改革和深化的渐进方式。对源于发达国家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政府采取了开放包容、先松后紧的政策,由此使中国互联网金融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在体量和规模上超越了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互联网金融在技术、产品和服务上的创新行为,迅速在中国金融中形成了一股创新浪潮,提升了中国金融的竞争能力,甚至在某种范围内有可能使中国金融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赶超的趋势。

   三是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相对一致性。金融是经济的血脉,经济决定着金融发展的轨迹。“经济决定金融是不变的道理;离开了经济基础的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还是金融宏观调控,都将是无源之水。”⑦而金融本身又是一个极其独特的行业,与经济其他行业之间能互相渗透。“在当代,金融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经营着货币、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商品,是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轨迹。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早已超越了传统金融对经济的从属性、被动性地位,金融在经济中不仅处于主导地位,而且从经济中分离出来,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趋势。所以,讨论金融与经济的分离,不是指经济不能决定金融,也不是强调金融反作用于经济,而是指金融自身的存在、活动、发展和演化不以实体经济为依托,有其自身的特定形式和规律性。”⑧通过对新中国金融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分析,我们明显看出金融发展虽然相当曲折,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则是相对吻合的。在金融功能萎缩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单一。这点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前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平定恶性通货膨胀,中国金融发展上就集中在金融体系统一到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业务之中、结束混乱的货币制度并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之后,随着重工业发展策略的确立,在资金高度紧缺的中国,必然需要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体制与之相匹配,调动一切资金支持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只是这一时期深受各类政治运动干扰,金融功能无法发挥,经济也遭遇大起大落。

   在金融发展较好的时期,中国经济呈现较快发展趋势。这点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变迁中得到佐证。1979年至1993年之间,中国明确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存在巨大争论,由此反映在金融发展上,中国虽然确立了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的多元化现代金融体系,但在金融功能上则停留在“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游移,由此也导致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某种程度背离,引发经济过热等问题。伴随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晰了金融发展的目标,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和金融商业化改革。这样,在金融功能的定位上,中国完全转向和确立了“调市场”的目标,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等困局,资金流动存在“避实就虚”的趋向,加剧了中小企业的“麦克米伦缺口”、中下层民众融资和理财难题,而长期经济快速增长又使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上升,对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现有金融存在的抑制现象,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在此背景下,以P2P、众筹为主体的纯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在开放、包容、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下,部分弥补了现有金融服务的不足,覆盖了在时空、人群、企业等方面的原有金融服务盲区,部分降低了“融资难”的现象。同时,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搅动了整个金融领域在技术、产品、服务上的创新浪潮,推动了中国金融领域中的诸多方面渐趋领先于国际水平,在模仿与创新、市场与政府关系处置等众多做法上又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镜鉴⑨。

   四是金融业发展中的行政化色彩浓厚,但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期间,中国金融完全在政府政策导向下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化金融格局向单一的金融体系的转变,金融功能日益集中到结算、出纳为内容的“管资金”角色,以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求。改革开放之初,虽然不断把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化功能剥离出来,设立相应的金融机构,但新设立的机构仍然肩负着政策性与商业性任务;金融市场的发展则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多部门管理中行政化色彩极其严重。“从某种程度上来分析,中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范围已经超出市场失灵的范畴,政府的有形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闲不住的手’,甚至以牺牲整个市场效率为代价对市场进行调控。”⑩以致在中国金融领域中出现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症结。1994年以来,伴随政策性与商业性职能的分离,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体系发展中金融功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上由地方主导下多部门管理体制渐趋向中央统一集中管理转变,至今其行政化干预程度逐步降低,市场化日益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决定性资源配置手段。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会议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发挥更重要作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再次指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在新中国金融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直接融资获得快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又日益模糊了市场与机构之间的界限,呈现跨界经营趋势,但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还占据着绝对优势。同时,中国金融发展基本上与政策变迁同步,具有政策导引下螺旋式发展趋势,这些均成为中国这一时期金融发展中的鲜明特征。

  

   三、新中国金融变迁经验

   在近70年的金融发展变迁中,新中国金融业虽然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经历,但它给今后金融进一步演进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一是金融发展中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金融的变迁中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化——非市场化——市场与政府间“游移”——市场化的过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适度均衡时,中国金融发展相对较为顺利。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高度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用政府手段替代了市场,虽然在资金紧缺的条件下有利于政府集中有限的资金以实现重工业发展战略,但是长期的政府干预,根本无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金融功能的完全扭曲、经营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金的最佳配置。在此背景下,一旦政府干预过度和政策措施的偏差,必然导致金融无法反应到经济发展的需求上,在“政治挂帅”下引致了金融发展的高度紊乱现象。改革开放之后到1993年之间,在金融发展上,中国在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游移,一会儿以“管资金”为核心的政府干预为主,一会儿又以“调市场”为主的市场功能多一点,此时中国虽然采取了多种模式以实现两者间的均衡,但效果并不理想,由此也导致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各种紊乱困局。1994年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金融发展上政府干预明显减少了,市场功能渐趋确立起来。在此之间,中国有效处理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中国金融发展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则完全在“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之间采取适当均衡,给予它们充分的创新与发展空间。这点,不仅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报告中均有相应表述,而且还在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十部委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表述的更加清晰,“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要制定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在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摸索之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委才对互联网金融各个模式划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中,制定和出台相关管理细则,并给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一定的调整时间。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均衡,无疑对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缩小与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中国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金融发展中有效处理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正如前述,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两者关系得到有效处置时,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相得益彰。“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1)经济与金融之间关系顺畅,中国经济必然获得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比较正确地认识金融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的发展就比较健康顺利,它在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成就也越大。”(12)在改革开放之前,金融变迁虽然顺应了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但金融功能却长期被抑制,金融的资源配置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反而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人为冲击,由此引致了金融对经济作用的缺失,经济也在各种政治因素的冲击下大起大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与经济之间的良好关系逐步被中国政府所认识和践行,由此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两者关系由被动顺从向主动适应转变,至今金融越来越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之中。在十九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三是金融发展中监管与创新的有效均衡。危机与金融相伴而行,金融危机则是社会经济波动的重要根源。“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处于从属地位,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独立发展会产生资产价格泡沫,发生金融危机,危害金融安全。”(13)我们在推进金融发展、提升金融竞争力的同时,如果金融监管与创新得到有效处置,那金融必然能够获得较快发展;若得不到有效平衡,可能出现改革开放之初那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或者像改革开放之前那种金融功能完全被抑制,无法发挥对经济服务的促进作用,金融只是财政的一个附庸,充当结算、出纳为主的“管资金”单一角色;抑或放任金融的发展,引致虚拟化泡沫,资金“避实就虚”,金融风险累积,可能引发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风潮。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金融变迁过程来看,我们一定有效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给予金融一定的创新空间,但同时我们也要对金融的发展进行适度监管,“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金融变迁过程的梳理及特征的总结,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是新中国金融的变迁虽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金融功能被严重抑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充当结算、出纳为形式的“管资金”单一职能,后一阶段在经历一个“管资金”与“调市场”之间的短暂“游移”之后,至今基本实现向“调市场”的定位和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在政府政策适度指引下越来越向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本质回归;二是新中国金融的变迁路径在强制性与渐进性之间波动,但日益以渐进性变迁为主。新中国金融体系建构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金融业基础之上,承续了以集体或国家资金提供金融服务的做法,在改革开放前经过两次强制性变迁之后建立起了高度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了金融发展的规律,更多以渐进的方式推动金融的改革和开放,维系了金融的稳定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个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在此变迁过程中,政府行政化色彩日益降低,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有力地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撑;三是在近70年的金融变迁过程中,中国较好地处置了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金融功能虽然人为地被萎缩,时常受政治性运动冲击而激烈波动,无法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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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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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史》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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