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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杜甫: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诗人

更新时间:2020-05-11 10:35:42
作者: 宇文所安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杜甫墓系铭》

   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在九世纪初,元稹已经看出杜甫天才的基本特征,即丰富多彩,涵括万象。杜甫吸收同化了前此的一切,并通过这样做决定性地改变了自己的根源。杜甫作品的丰富多样成为一个泉源,后代诗人从中汲取各不相同的方面,从各相矛盾的方向发展了它们。实际上,杜甫研究中有一个陈套,即列举后代某一位名诗人从杜甫作品的某一方面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像的自由实践,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杜甫诗歌作品的影响一直到他卒后几十年才产生,但他的杰出地位一旦确立,他就成为中国诗歌的顶点人物,没有一位后代诗人能够完全忽略他。

   由于杜甫在诗歌的未来发展中扮演了构成的角色,说他处于“时代之前”恐怕是不恰当的。然而,在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无区别的诗歌特性,以对抗题材传统有力的离心影响,而杜甫却体现出多样化的才赋和个性。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像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它的复杂多样。

  

   复杂多样不仅表现在杜甫的全部诗篇,而且表现在单篇的诗作,他在诗中迅速地转换风格和主题,把属于几个范围的问题和体验结合起来表现。从这种“转换风格”中产生出新的美学标准,最后取代了统一情调、景象、时间及体验的旧关注。在较深刻的文字层次上,复杂多样体现为模糊多义的句法和所指,以及极端矛盾复杂的旨意。

   有关杜甫的传统评价中,特别是唐代作家的评价,宇宙和造化的用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联系不仅说明了一种与自然的生成力量类似的诗歌,而且指出一种超越特定表现形式的统一诗歌性质。这同样是对杜甫作品复杂多样的认识,还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传统上在阅读杜甫作品方面的强烈传记兴趣:能够统一这种复杂多样的诗人不能以任何简单的、缩小的类型来界定,如隐逸诗人,复古诗人,或“悲哀”诗人。统一的诗人只能是历史的人,创作诗篇的人。

   文学史所关注的惯例、标准及其在时间发展中的转变,对于理解杜甫诗歌的作用很有限。在较早的唐诗中,惯例是基本的问题,它在暗中引导着创作。一首诗是艺术材料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带有个性特点的作品。惯例的生成力量十分巨大,以致在小诗人那里,诗歌实际上是“自动合成”。对于王维一类大诗人,惯例是诗人可以用来产生个性的“语言”,诗人可以使用惯例,也可以避免它,或把它改造成某种个人的东西,但诗歌惯例始终是赋予所有变体意义的重要标准。甚至连极端个性化的诗人李白,也有通过嘲笑惯例,通过要求否定某些事物的对抗态度,才获得独立。

   杜甫也从惯例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是一种不同的、较深刻的变化。有关杜甫的一个批评滥调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对于杜甫的运用传统,这一滥调不仅在表面层次上是错误的,在较深层次上也是错误的。杜甫对较早文学的掌握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诗人,但他真正地“运用”了传统,充分体现了运用一词的控制和掌握涵义。传统文学和惯例极少支配他的创作。必须仔细检查杜诗,才能寻找熟悉的唐诗结构,而即使找到此类结构,也会发现它们在诗歌的整体结构上作用甚小。例如,攀登山峰是觉悟过程的相应模仿,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已经产生过千百首诗篇。王维在《登辨觉寺》中,用这一主题写出了优美的、高度个性化的作品。可是,结构和主题的惯例仍是构成这首诗的原始材料,就像其他同类诗作,“觉悟”是诗中的真正目标。在杜甫最早的诗作之一《望岳》中,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惯例;但此处惯例模式是隐蔽的,而且其作用也是从属的,诗中真正的艺术和理性关注在于别处(见后)。阅读杜甫作品时,辨别诗人如何使用较早的特定字句和风格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但巨大的、变化不停的诗歌惯例整体,对于理解杜诗既不足够,也不重要。

   考虑到杜甫诗歌的数量(大约一千五百首诗),以及加在它上面的价值,它与历史事件的密切联系,千百年来学者们竭尽心力追寻杜甫的生活细节,精确地为他的作品系年,是十分自然的事。许多困难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他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曾经被热烈地讨论。我无意于此处为历史问题加上什么新东西;而且,我将经常离开许多明确的、但并不可靠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根据感觉的推论和渊博的学识得出的【1】。对于文学史,传记只是一种构架,通常不要求精确的日期。但在阅读单篇作品时,有关事件的精确历史背景可能较为有用。

   杜甫的许多诗篇无需涉及传记或历史背景就能读懂,但也有同等数量的诗是对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反应,其契合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同时代诗人的作品。这种与政治历史的契合,特别是与安禄山叛乱中事件的契合,使杜甫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对于杜甫卷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程度的估计,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无关的或不清楚的历史背景必须排除,但在其他一些诗篇中,当时的政治问题在表面的事物和通过这些事物而增加的意义之间,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古代读者理解杜诗的方式上甚至更重要。政治和传记背景扩充了许多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被看成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言论。

   杜甫出自京城地区杜陵的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族与洛阳地区似乎也有关系。杜甫是第一位家族根基在京城地区的唐代诗人,王昌龄可能是例外,他似乎出自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也落根于京城。杜甫对帝国的持久关注,很可能由于其家族与京城地区的联系而加强,因为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帝国对地方隶属的绝对统摄。那些产生过王维一类诗人的大家族,虽与王室有密切联系,但对帝国本身的观念却较淡薄。

   在杜甫之前,杜氏家族在唐代出现的最杰出人物是杜审言,他是杜甫的祖父,武后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可是,作为一个家族,杜家缺乏社会声望和权势。与许多到长安碰运气的地方人物不同,杜甫与大世族的成员并不缺少联系,但他与他们的联系却是高度从属性的。

   杜甫生于712年,正与玄宗的漫长统治的开始一致。关于他的少年生活所知甚少,诗人后来自称是神童,其早熟的才华为年长的学者所称叹。他无疑希望这一传记惯例将充分引起他的后代传记家的注意(后来确实如此)。杜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并不少于李白。但他通常更多地对后代人述说,而不是对当代人,那些未来的传记家是帮助他获得所渴求的后代声名的必不可少人物。与许多年轻诗人和文士一样,杜甫在二十岁左右漫游东南地区。其后,在735或736年,正当张九龄掌权时,杜甫返回长安,作为京兆府荐送的进士参加考试,却落第了。诗人再次外出漫游。此次是到东北,最后返回洛阳,在那里待了几年。

   根据杜甫的自述,他在早年写了大量的诗。这些早期诗可能有一些保留了下来,散布于他的集子中,被系以后来的日期。有可能系年的最早诗篇可以定于八世纪三十年代末;直至八世纪四十年代前半叶,杜甫已经三十余岁时,才有一些诗篇可以肯定系年。在这些“最早”的诗作中,杜甫已不是初学的诗人,而是充分成熟的诗人,体现了稳定的笔调和鲜明的个人声音。有可能杜甫的少作在安禄山叛乱中及诗人晚年变迁不定的漂泊中丧失,但也相当可能杜甫实际上从集子中去掉了天宝前的所有作品及战乱前的大部分作品。

   下引诗《望岳》,作于杜甫在八世纪三十年代末第一次东游时,或后来在744年的旅行中。这首是传统系年中最早的诗篇之一,但甚至在这首诗中,已经无可否认地出现了杜甫个人声音的标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0498)

   这首诗的出色文体经翻译后黯然失色。这是一首戴了一半律诗面具的“古体”诗。诗中迅速的风格转换是杜甫艺术的特征:首联是随意松散的散文式语言,中二联转变成宏丽、曲折、精致的诗歌语言,尾联又变为直截了当的期望,模仿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论语》,7.24)

   较接近的翻译是理性兴趣,就像王维的理性兴趣,但属于极不相同的种类。中国赋予这座伟大山岳的近乎宗教的虔敬,使得杜甫将其描绘成一座巨大的、象征性的山,置于阴与阳之间的宇宙位置上(见第四句:暗的北面山坡是阴,阳光照耀的南面山坡是阳)。这座山是一个将被“认识”的秘密(见第一句),在询问这一认识中,诗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从远处望山和从山上俯瞰,对于山的认识是不同的。对于“岱宗夫如何”的回答,只能从这两种认识的平衡中找到,这两种认识界定了登山的点,旅行正是开始于“望”,结束于“览”。在杜甫的想像性登山中,山没有形状,开始于宽广的全范围视界,一直绵延到古代的齐国和鲁国,诗人只看见无边的青翠,处于阴和阳的交接处,由其相互作用而调节。在他的眼光中,他逐渐地登上山,追随着飞鸟,直到最后在想像中完成登山,从绝顶获得补足的巨大视野。

   在杜甫这首现存的最早作品后面,隐含着什么样的诗歌传统?这里见不到岑参对第一代诗人的接近模仿。杜甫既不屈从也不避开诗歌传统,而是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三部式结构保留了下来,作为单纯的形式构架,但在主题上诗篇却分成两个四句。结尾反应不是从体验中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平衡的选择。诗中不用时间顺序的直线进程,而是从眼前视境转向对过去的观察,又回到现在,最后指向未来。

   开头的询问是咏物传统的基本问题,但这首诗并不同于此前任何咏物诗。在想像中登山并与觉悟相关,这方面的先例是苏绰的《登天台山赋》,可能还有李白的幻游庐山(08303)和天姥山(08332)。但是在他们手中,这些传统不是独立的模式,用来服从诗人所乐意的任何结合;而是带着某些伴随成分——佛教的觉悟或道教的幻想。杜甫则将登山主题作为独立的模式,用来服从重新阐释的需要,这里不是佛教或道教的价值观,而是模仿孔子的登泰山,将山置于宇宙秩序的地位,处于阴和阳之间。诗人的重新解释看起来可能十分温和,只是以一种幻想体验取代另一种,但却显示了处理传统材料的自由,这在他的唐代前辈的作品中是非常罕见的。

   744年,在靠近洛阳的地方,杜甫遇见了高适和李白,李白当时失去了朝廷的恩宠,正在东行的旅程中。杜甫和两位诗人一起东游,访谒了年老的文士李邕,杜甫较早时已于长安认识他。关于李白和杜甫的友谊已经有许多叙述,而描述两位诗人的区别一直是中国批评家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包括传统批评家和现代批评家。李白和杜甫确实是很不相同的诗人,并列在一起时尤其引人注目,但从中国诗歌的标准看,他们之间的差别并未构成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基本对立。杜甫会有相当的理由看到自己作为一位诗人,正与李白处于同一传统,而在李杜作品所代表的诗歌类型与王维作品所代表的京城诗歌传统之间,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差别。

杜甫十分崇敬李白。崇敬其他诗人本是杜甫的特点,被扩展至许多地位远低于李白的诗人。但是,李白对于杜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杜甫作于乱前的诗篇中,李白的声音可以较清楚地听到,超过了其他任何诗人。正如前面所提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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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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