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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月圆 龙登高:清代书院的财产属性及其市场化经营

更新时间:2020-05-10 15:12:52
作者: 陈月圆   龙登高  

   摘要:

   书院历经长期发展,至清代形成了稳定的产权制度与经营模式。清代书院拥有自身独立的排他的财产,作为“公产”(法人产权),与“官产”、“私产”相对应,得到朝廷法律与政府的保障,成为书院创建与长期经营的制度基础。同时以公开、透明和制度化的理事会管理书院的各种财产和日常事务,利用地权市场、金融市场,以低风险偏好获得稳定收益,为书院的经营与长期发展奠定厚实的经济基础。此外,书院在市场化、社会化经营的过程中,其职能延展到教学研究之外的公共领域,为民间社会提供相关公共产品与服务。

   关键词:书院、法人产权、理事会、市场化运营

  

  

引言

  

   书院作为源于唐代、发展逾千年的文化教育机构,历来承担着教学、藏书、出版等多种职能,是传统社会中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同于为承担科举考试的任务而设立的官学系统,书院源于学者独立讲学和民间社会自身的文化教育需求,具有很强的自发色彩。至清代,书院制度相对成熟,其作为文化教育实体所具有的社会资本愈发受到重视,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无不重视,书院因此也被不同的社会群体赋予了多重社会功能:书院既可被视为知识分子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也作为满足百姓普及性教育、完成科举考试的教育机构,同时也被政府视为官学的补充,是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重要平台。

   书院在其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什么样的制度基础和组织安排,以实现上述多重功能?不同于依靠血缘关系相联结的家族组织,也不同于依靠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寺庙道观,书院制度的创立,作为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教育组织,不依赖血缘和宗教信仰而延续千年,其原因何在?传统关于书院的研究,多侧重于书院本身的学术、教学活动和其文化思想的研究,涉及书院财产属性与财产经营的研究对少见,邓洪波、任小燕等初步介绍了书院治理的董事会模式,对于书院各项经费的开支,也有学者进行整理,如林枫等对清代福建书院的经费进行总体分析、孟雪对清代书院的经费做了总体的概括;另外,对个别书院拥有的土地与产业经营状况,也受到一定关注,如李琦琳对汉口紫阳书院经营的细致研究。已有关于书院经营制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尤其目前为止尚无文献点明书院的公益法人属性与财产属性。本文将在前人各类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包括地方志、书院志在内的一手资料,以清代书院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索书院作为公益法人的产权制度与财产的经营、管理模式,借助经济学的理论视角,揭示书院作为公益法人长期独立稳定经营的制度渊源。实际上,书院作为民间自发组织而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公益性法人组织,在组织制度、经营模式上与传统社会其他类型的公益性法人组织存在颇为类似。书院的经营管理职能,也自然地超越了教育的界限,涉及到其他民间公益事业。通过对书院财产属性和经营管理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对历史上公益法人制度的认识,进而为重新理解传统时期公共事业的建设、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一、书院财产的法人产权性质

  

   清代书院发展较为成熟,核心在于形成了稳定的产权制度,使得书院能够有效掌握、利用其财产。书院的财产来源相对多元化,既包括民间捐献,也包括部分政府的拨付,但书院本身拥有独立的产权,书院对该种产权的拥有不受外界的干涉,具有排他性,由此可以自主支持书院的运营。书院拥有的产权在性质上属于法人产权,法人产权是特指诸如公司、社团等团体组织所拥有的产权形态,具有独立性、排他性、整体性。此类财产,传统中国称为“公产”,与“官产”、“私产”相对应。一方面,法人产权与自然人产权相对应,能够超越个体的生命而长期延续;另一方面,法人产权与“官产”(国有产权或政府产权,state ownership)相对应,具有排他性。民国以来大量的祠庙、义学、宗族、书院的“公产”被纳入政府财政、发展地方公益事业,称之为“公产入官”,倘若公产本为官产,就不存在政府将其纳入财政的过程了。法人产权制度实际上广泛地存在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成为了书院等传统公益组织发展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在法人产权的制度安排之下,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产权单位、交易单位和纳税单位,具有自身的资产,以及需要负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明确的产权界定。书院在购进或受赠资产时,总是要和交易方签订相关契约,以在法律上完成产权的交割。如福建诗山书院在购入田产时,就与出让方签订契约。下为《诗山书院志》所载光绪十八年所立公产交易契约。诗山书院从另一法人产权单位郭玉记处购得公田得契约,就明确记载了购得田产的位置、纳税信息,并且注明不再“贴赎”,“永为书院公业”。这些都与一般契约无别。

   同立卖断尽并推关洗贴契人、十二都蓬岛乡郭玉记公派下等,有公田壹段,大小二十七区, 坐贯本都后寮乡湖柳仑,土名东头墘,受子伍斗,配米壹斗贰升伍合(内三分应得二分)。今因乏银公用,亲就与诗山书院诸绅董卖断,出龙银壹百伍拾大员。价值已敷,嗣后不敢言及贴赎,此田永为书院公业。其产米在十二都一图八甲郭天福户内推出,收入诗山书院公户完纳。今欲有凭,因立卖断尽契一纸,付执为照。

   公不用中

   知见郭治梁 治金 永辣

   秉笔郭焕其

   光绪十八年十一月日              同立卖断尽契人郭玉记公派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 郭兴玉公派房长郭源甲、郭永园等,再将此田三分应得一分来卖断与书院,去银捌拾大员。其产米在十二都一图郭福忠户内推出,收入书院公户完纳。此田三分尽归书院,永为公业。其契与前一样;秉笔郭焕其。

   “永为公业”、“书院公业”,表明产权交割完成,由原来“郭玉记公派”转移到“诗山书院公业”。由于书院作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可能在政府列有户名,与自然人一样承担相应的赋税责任,因此契约中同样注明了赋税责任的转移:该田的赋税从原有的郭天福户中剥离,转入诗山书院公户完纳,赋税责任的转移代表着整个交易过程的最终完成,书院由此也完整地拥有了这块土地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当然,书院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户”来完纳税粮,这不影响书院的产权独立性。而诗山书院拥有其独立的纳税户头,足以说明诗山书院作为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武训所创办的义学,在当地政府有户名“义学正”,其他民间组织亦然,湖南安化县永锡桥亦在政府开列户名“永锡桥柱”。独立的纳税单位是书院承担法律义务并享有相应权利的见证。

  

   随着书院财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拥有地产的范围横跨县域的情况,此时书院拥有不止一个纳税户名。以浙江仁文书院为例,其所有田产横跨嘉兴、秀水二县,需要在两县分别纳税,因此明万历三十二年所颁《仁文书院条理院田事宜》即记载,书院分别在两县立户“嘉仁文”和“秀仁文” ,从而分别在两县纳税。湖南巴陵金鄂书院拥有多个田庄,其于光绪十二年所立章程中也规定“(书院应立)完粮簿一本,登记各庄钱粮,某庄在某乡应完粮若干”,可见书院的纳税方式与私有产业一致,都按照其拥有田产的位置归属到相应的赋税征收系统中。

   契约落款中的“公”是指土地出卖方“郭玉记公”和土地买入方“诗山书院”,二者都是具有独立地位的法人,因此被称之为“公”。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社会中所常提及的“公”,实际上特指相对于自然人的法人,所谓“公产”,属于法人产权,而非当今的公有制或国有制。只有在特定提及“官”,例如“官田”、“官办”时,才指国有或者官有的财产或兴办的事业。古今异义,不可望文生义,简单地将“公田”理解成当今社会主义下的“公有制”,或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土地。

   在公产交易中,不同于私有产权交易中常常出现的典、活卖、绝卖等多样交易方式,公产交易为了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纷,往往以绝卖的方式一次性完成交易,并且在契约中强调“价值已敷,嗣后不敢言及贴赎”。这也体现了公益法人在资产交易中的低风险偏好。

   值得注意的是,契约落款中所书的“公不用中”,是指若交易的双方皆为“公”,那么“公产”之间的土地房屋交易契约的签订,可以不用“中人”。上例中“郭玉记公”和“诗山书院”二者皆为法人组织。事实上,一般的契约,不可缺少“中人”,城镇房产交易,通常还需要官府授权的中人“官中”,或民间中人与“官中”共同签字画押。中人的作用,是为了增强信用与保证契约执行法律效力,“官中”尤其如此;中人由于在交易中起到了见证、监督的作用,通常还需要中介费,“官中”更不可缺少。“公不用中”,可能意味着“公产”比一般的“私产”具有更强的信用,其产权的法律效力似乎更强,所以不需要中介介入交易。事实上,“公不用中”也减免了交易所需的“中介费”(“中资”),这也可以视为政府对公益组织的一种优惠。

   书院的产业除了购买之外,另一重要来源,尤其是最初的来源是社会捐赠,捐赠同样立有契约,以作为产权交割的凭证。以下为徽州《还古书院志》中所载的捐赠契约:

   立输田契十一都二图三甲汪五云,今因还古书院于城祠崇祀身曾祖石滨府君神主,俎豆千秋,自愿输田五十砠,用奉蒸尝。当其在田本家户内,自行管业办纳粮差,其租谷每年折实纹银三两二钱整,春秋两季交入书院不得短少,今恐无凭,立此为照。其田字号税亩与别业相连,不便开载再批。

   康熙五十一年八月朔日立输田契汪五云。凭中陈孔抱汪震白汪晋遐

   乡民汪五云在将田地捐献给书院时,没有移交纳税责任,田地的赋税仍由汪家人代书院缴纳,这无损于所有权的转移。另外由于交易的一方为自然人,因此在立定契约时,中人的见证“凭中”,亦保证了交易的有效性。

   除了在政府开列户名之外,书院还通过向政府申领执照的方式获得法律保护。徽州的还古书院,建立于明代万历年间,历经明清鼎革,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初,为了防止有人趁乱侵吞书院资产,书院迅速在新政府申领了执照。现今书院志所载的顺治六年(1649年)执照记录了书院的“祀银、铺屋、田园、租赁”等各项资产,并且盖有官府印信。在这个过程中,书院作为主导一方,主动借助政府力量保护书院资产,政府往往是“被动地”应对地方的诉求。不仅是书院,其他公益性法人组织,也积极通过“公产立案”的手段,向政府申报资产,以获得政府的保护,这里的“立案”,和书院的申领执照本质上是相同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院因其提供公共教育的公益性,也易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常见的支持是直接拨入资金,或将涉及诉讼罚没的田地拨入书院,如重庆的东川书院就拥有因“寺僧不守清规”充入、“王永兴与僧照堤争讼甘愿卖归公”的产业若干。另一种政府支持的方式是减免书院的赋役,不同时期的减免往往不甚相同。还古书院自万历年间建立以来就得到县政府的减免,仅象征性设立一丁,实际上相当于免除了书院按丁征发的各类徭役,书院只需要按照田地缴纳田赋,传统社会的赋役中,田赋按照土地征收,赋税额度相对稳定,负担也相对较轻,而与丁有关的徭役则由地方政府征派,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负担相对较重,书院仅设一丁,“照例免加丁徭”,使得书院的赋税负担得到较大的减免,这似乎也是政府对公益法人的常规性政策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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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 转引自 清华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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