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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晋 李群:经济还是营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畜禽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饲料利用论争

更新时间:2020-05-10 15:02:09
作者: 陈加晋   李群  

   摘    要:

   在畜禽业的饲料利用问题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界曾有过较广泛的论争,其焦点是畜禽业近代化应遵循经济的原则来利用饲料,还是以营养为原则。前者是传统社会的遗物,后者是新兴动物营养学率先提出的主张。这场论争本缘起于理论界,并基本取得营养为先的共识,后在生产界中推行受挫,在政界中受到有限认可和采纳。其间,不少相关学科、社会力量等或被动或主动地参与其中,最终得出了一个看似折中的共识,这场论争充分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坎坷,尤其是经济成本问题的制约。

   关键词:畜禽业; 近代化成本; 饲料利用; 20世纪上半叶;

  

   在传统社会,畜牧业一般被定位为依附于农业的经济活动与产业部门,主要服务农业与国家经济。到20世纪上半叶,畜禽业不仅从农业中脱蜕而出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并且逐步在中国近代经济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1934年,畜产品的出口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20%以上,1为第一大类别的出口产品;与此同时,西方科技的传入和影响,使得中国畜牧业在保持经济特征的同时,其科技特性也愈发明显,此两种特性在畜牧业的基本面,即饲料利用方面体现得十分典型而鲜明。民以食为天,畜禽亦如此。其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直接关系到畜产品(同时也是工业原料和战争物资)的数量与质量,所以有学者称畜产品为“饲料的转化物”;2时“产业脆弱”“产值萎缩”“种质低劣”等诸多问题,大多也能从饲料利用上找到原因。符茂松《饲马料改良之研究》中说:“今之侈谈改良军马者流……当先改良饲料,苟不从饲料研究改良之法,而徒侈言改良马种,又安能得良好之军马乎。”3既谈饲料之改良,那就至少涉及“改什么”与“改成什么”的问题,前者显然针对的是以“经济”为导向的传统饲料利用方式,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以易得、价廉、质劣的农副产物(糠、麸、藁、糟、粕等)及残羹剩饭等废弃物来饲养动物(这也是古代“重农轻牧”与“农进牧退”的写照之一);就后者而言,率先由动物营养学人提出了以“营养”为原则的饲料利用方案,由此就产生了两种原则观念乃至两个群体派别4间的论争。

   其实,“经济性”作为基础的经济术语,与作为科学概念的“营养性”并不对称或对等。后者通常出现在近代科技史(尤其是农业科技史)研究者的视野中,5而且已有针对近代动物营养学的专题研究。6不过出于学科本位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维的影响,两大原则的对立常被视作是科学与非科学、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竞逐,背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隐含有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间对立的意味,从而忽略了近代科技非普适性与非合理性的一面,而这一面往往需要依靠生产、销售、价格机制等经济层面的实践和检验。经济史学者涉及近代畜牧业问题虽不多,但公认饲料作为一种“消费品”在晚清就已具备“商品”属性,7是农业经济的重要一环。有经济史学者曾探讨过近代社会传统手工业基于经济因素的合理性,8这就不禁让人联想到畜牧业的饲料利用问题是否同样如此?更有经济学家提出过宏观性的论断:“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9那么,反映到畜牧业领域似乎就预示了作为近代化科学武器的“营养”会受限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基于上述考量,笔者试图从近代饲料利用关联度最为密切的学界(主要为农学理论界)、生产界与政界三个维度分别论述,以期充实农业经济史领域的相关研究。

  

   一、论争缘起:动物营养学的传入与学人发声

  

   中国农业经济部门的近代化公认以19世纪90年代西式农学知识的大规模译介活动为开端,动物营养学作为独立农学分支的形式传至中国则要到20世纪初。1900年,《农学报》译载《重要饲料之成分及其消化量》一文,其中介绍了赤苜蓿、紫苜蓿、大豆等169种饲料中的化学成分,包括“水分”“灰分”“蛋白质”“纤维”“炭水物”(即“碳水化合物”)等含量。该文首次向国人揭示出饲料中存在人们肉眼无法观测到的微观物质,并指明这些“成分”之于“畜禽生产”具有“十分紧要”的作用(尽管未进一步明确为“营养”概念)。译者还特意说明:刊载该文的本意是为帮助人们“饲料买入之际,知晓何为最节省”。10可见在动物营养学传入之初,时人在饲料利用上考虑更多的依旧是“经济性”,“营养”与“经济”并非一对矛盾关系。

   以《农学报》为代表的报刊媒介所传入的动物营养新知,让国人对于动物(乃至人类11)食料的认识进入到微观(分子)水平,这无疑是一个全新且更接近事物本相的视域,特别是当人们很快探寻到动物的“饲料成分”与“生理组成”具有“既同质又对应”12的关系,即郑永存的阐释:“鸡之生理,无非水、蛋白质、炭水化物等化学原(即“元”,下同)素,皆仰仗饲料原素之所需”13后,“营养”这一新概念很快就受到学人的关注与认可。

   在动物营养学传入中国不到十年里,即出现经济原则与营养原则的首次对立。1908年,时《实业报》首次明确提出饲料营养的核心地位:“畜类之生长,全关系饲料之良否,故饲料之养分,不可不知”;14随后,又撰文隐晦批评了“经济性”原则的错误:“如品质不良,虽给之多量,或价优易得,不仅无益,时酿生疾病”。15《广东劝业报》紧随其后,更明确了营养在畜禽生产活动的首要位置,“饲养家畜,必要配合良善饲料,固不待言。饲料养分几何、价值高低,一一辨明后,再论其他”。161914年,学者忘筌提出的饲料分类法就颇有深意:“饲料虽有种种,由养分含量之多寡,可分为二,其富有养分者总谓之曰浓厚饲料,养分乏者,如藁秆、豆渣、干草,曰粗饲料。”17常理说,“浓厚”的反义应为“稀疏”“稀薄”等,而忘文中却有意以“粗”字代之,贬义色彩不言而喻,而且此后该说法被多位学者采用。18除了或明确、或委婉地表明个人观点外,国外学者的观点也会被“营养派”视作有力的论证。1912年出版的《农业全书》中,编者赖昌就援引了日本学者宗八锹与石崎所著《畜产学教科书》里的观点:“家畜全赖饲料,饲料品质佳美,家畜体肥质优……如家猪喂食,稻谷最富滋养。”19

   从发声者身份与文献出处来看,上述“营养为先”的新观点,仅是分散在各处论者的喧嚣,并没有明确论敌。相比而言,坚持或力挺“经济性为先”的声音则显得有些弱势。最早在1906年,雨生提出:中国畜牧业,尤其养猪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利用废弃物的东西”,20此“利于经济”的方式应大力提倡。1915年,天虚我生(原名:陈栩)在其《家庭常识》里也提出:“猪之饲料,无非耗多,自以糠麸为最,他如厨房之残滓、酒粕、菜根、豆滓、海草、鱼贝、兽肉及其腑脏,殆无不食。”21将赖氏所说“稻谷最富滋养”与陈氏的“自以糠麸为最”作一简单比较,即能清楚看到两者核心理念之间的对立性。

   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对立似乎更加明显,或者说经济派更加弱势。仅1921年就有多名学者不约而同地为营养“正名”。东南大学胡培瀚说:“饲养的人,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就是选择或预备家畜的饲料。如果所用饲料,不合营养,最好的结果是得不着的”。为了保证家畜营养足够,他甚至建议“粗料可以换精料”。22《江苏实业月志》也倡议:“鸡之饲料,当选于营养上促进产卵有效者给与。”23朱晋荣更将饲料的营养性放在了振兴中国畜牧经济的位置上:“饲料之良否,直接关系于家禽,间接影响于吾人利用之目的……复后乃能振兴厥业,日臻于昌明之境。”24

   在营养派社群开始密集发声的背后,是其成为农学领域一支重要科研力量的现实,特别是“营养与动物机体关系”“饲喂对比试验”等不少研究及结果,都能进一步证明上述言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例如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大学农科袁谦“饲料与影响鸡卵试产量之试验”就证明:鸡之饲料,若仅饲以谷类,产量虽多,仍必辅以富于蛋白质之浓厚饲料者……若常用经济型饲料,虽耗费甚小,但效果般般,徒受经济之损失。251925年前后,袁氏又在开展科学配方饲料与习惯饲料的比较试验后,发出“中国土鸡种的生产性能长期以来,因受饲料的限制未能有较好的发挥”26的感叹。

   可见,此时的营养派在经历20多年的发展后,其发声已明显有别于此前宣讲式或理论性的阐释,他们立足于科学,以相对规范的科学方法和严谨的实验数据做手段,在力证己方言论的同时,还开始对经济派所坚守的传统逻辑进行正面回应,其核心思想可以简单归纳为:畜牧产品的“经济”价值实取决于饲料的“营养”价值,即“营养性”决定“经济性”。

   面对营养派树起的科学大旗,人寡势微的经济派同样选择以科学为武器来回应。1921年,王茂发表言论称:“试验可见,每有给饲过肥,有不能充分利用其营养质,致饲料停滞肠胃,惹起种种之疾病者。凡家畜饲料,必依据一定之营养率,若有过多不及,则健康即引起变调。”27简而言之,仅强调“营养”而不讲“消化率”的科学并不“科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营养似乎无所不能”的说法。而轻微与王宗佑的试验结果更是颠覆了学人对于营养的认知,其试验中“甲组用科学饲料(以玉蜀黍与大麦为主,以豆渣为副),乙组用传统习惯饲料(厨房残食)”,历时11周后竟发现:猪食厨房残食的产肉量比谷物组更多也更快,而且肥育价值和肉质也并不比谷实者低,甚至在无其他补充饲料的情况下可视作“完全饲料,或平衡饲料”。28经济派的发声虽很有限,但句句切中要害,他们同样用科学的致思路径证明了:“营养”的确实不“经济”,但“经济”的却可能很有“营养”。

   营养派的些许失分反映了科学发展的时代性,某种程度上也是必然。毕竟当时动物营养学传入中国仅有20多年,学人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饲料的微观成分与营养价值分析阶段(当时连六大营养素还未全部发现),对动物机体复杂的消化与代谢机制仍不明了,所以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现代动物营养学家卢德勋所说的“机械自然和生物还原论方法”29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得益于动物营养科学的专业化与细分化发展,营养派社群“以营养为先”的发声逐渐聚焦到“以营养元素为先”,特别是“矿物质”与“维生素”因身具“新养分”与“稀缺性”的双重身份而深受追捧。1929年,燕京大学王世浩首次强调矿物质的优先位置:“以矿质饲料之价值,及在畜体中之种种功用,又其补救另饲之方法等,皆为畜牧家所急于明了。”301933年,石彬蔚也专门撰文阐释矿物质饲料的重要性。31而维生素之名,即“维持生命的要素”32更直接道出了学界对于营养的推崇。作为公认首位接触并系统研究维生素的先行者,动物营养学家陈宰均先生也曾多次公开倡议:“威达敏对于营养,甚为重要,并可防除各种缺乏症。故吾人从保持动物体的健康而言,必须着重这一课题研究。”33

   科学研究的深化与科学体系的壮大,让营养派对饲料“营养学则”的正当性更具“切实之信心”,34所发言论也更显高亢,例如某学者之言:“雏鸡饲料,品质、新陈、滋味,首重之要!平衡之配合,务必切记、切记!”35据1931年农业化学家周建侯回忆:当时动物营养学已成为畜牧业的“显学”,“一方为生产学,一方仍为家畜之营养学及饲料之消费学”。36而观之经济派,已几乎沉寂,鲜见发声,梁正国是仅见论及的学者:“经多时的试验以后,再来确定这种饲料滋养如何,合乎经济否。”37虽然梁氏仍强调饲料利用的经济性,但也不得不承认营养要更加优先。至此,营养派似乎取得了完胜。

  

   二、新知推广:动物营养学人的受挫与原因论析

  

在“以营养为先”的理念逐步成为学界共识的过程中,其本质仍未脱离“实践技巧的知识”范畴,所以终究要应用于畜牧生产领域,为经济层面所检验。38具体到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动物营养学人在饲料生产、交换与消费环节中所开展的营养理念与知识推广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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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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