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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晋 李群:经济还是营养: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畜禽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饲料利用论争

更新时间:2020-05-10 15:02:09
作者: 陈加晋   李群  
畜牧问题,极为重要,未便任其废弛。”73在此形势下,政界与学界共同开启了考察西北牧草的热潮。74

   密集而持续多年的西北牧草考察活动让营养派再次成为主流。1932年夏,动物营养学家陈宰均带领学生赴西北考察牧业,他认为西北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牧草虽多,然优良者甚少”,所以应“栽植优良牧草”。751933年,《新青海》期刊主要创办人董涵荣提出“改良青海农业畜牧应取之方针”,“栽培滋养丰富之牧草”76被列为应采取的重要方针之一。而在李斌所草拟的《垦牧宁夏省畜牧计划书》中,第9条即是“特种牧草”,即选取“富于糖分淀粉之物为最佳,如木本科与豆菽科等类是也,此等草类即为良品”。77此外,1934年王高才提出的改良西北畜牧11项方针中,唯一涉及饲料利用方面的便是第7项“饲料营养之改善”。78甚至连部分植物学学人也加入了营养派阵营,1938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植物分类学教师沙凤苞走访调查了陕西渭河流域的23个县及彭阳、陇县2县内的畜牧与水草情形,其结论是“牧草营养品质不佳”。79

   与以往不同,这一时期学人对于西北牧草营养改良的呼吁多是以科学调查结论为依据,并直接服务于振兴西北畜牧大业,官方自然有所注意。1935年,全国经济委员会第十次常委会颁布“办理西北畜牧事业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设立西北畜牧改良场”,具体到饲料利用的工作包括“各种饲料营养之试验”和“饲料作物之栽培”,80前者就是对动物营养理念的吸收和采纳,这也是官方第一次将饲料营养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后者则是对西北牧草资源不足的应对之法,即通过扩大栽培牧草面积以降低饲料的获取成本,这实际上正是对“经济性”原则的坚持和应用。可见,即使在营养派阵营呼声高涨且官方也采纳了相关意见的情况下,也并未放弃对易得廉价饲料的追求。

   在国家政策与官方行动之下,政界人员的发声更直接。1934年前后,全国经委会农业处长赵连芳视察甘肃青海畜牧情形,他走访多地草场之后,得出了“甘肃省水草相对便利,牧草资源情况较好,总体质量较佳”81的官当结论,很明显这是一个对饲料利用的经济性(便利、资源)和营养性(质量)均有兼顾(甚至前者更为紧要)的结论。1935年西北畜牧改良场新设后,屡新场长的粟显倬随即耗费数月考察西北,认为:甘青宁牧业衰落的症结在于“千里草原,牧草管理不善、质量不佳,竟无一处畜牧场”,82三年后,他的看法已有所改变:“提倡牧草之广栽,实为西北畜牧之切要问题耳”,83此时已明显倾斜于饲料利用的“经济”原则。到1943年,时甘肃农业改进所所长汪国兴跟随“西北建设考察团”考察西北牧业后,认为当地牧草问题在于“牲草欠茂致牛羊饲料获取困难”,84这显然也更符合经济派的观点。

   (三)政学共识:学人的调整与改变

   官方对动物营养理念的“有限”采纳,其实就变相表明成本低、价格廉的饲料受到了官方的认可,加之此前推广工作的受挫,客观上造成了“营养为先”理念与上(政策实施者)、下(技术应用者)的脱节,这让动物营养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饲料利用中“营养”原则的合理性和普适程度,本在学术界被打倒的“经济”原则重新又进入到学人的视域中。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不少动物营养学学人接连做出转变,开始正视经济性原则的合理性与重要性。1936年,沈亚五倡议:“选择饲料之条件应有二:有滋养而合胃口,需价廉且易。”85萧苇对此深以为然:“沈君名言,感养鸡一道莫不如此……关于鸡饲料之配合,普通犯二种毛病:一不顾鸡之本质,一味给与优良饲料而期待其能力以上的生产;二只望饲料费之减低,一味给与粗劣饲料,而致生产物全无起色。”86其后刘鹤鸣也强调:“饲料的优劣,有关整个生产,固属显然;不过我们应当在经济原则下,选择营养率高而代价低廉的饲料。”87有意思的是,早在十六年前(1921年),刘鹤鸣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营养派代表,时言论称:“营养不当,纵饲料再符合经济之原则,也得不着最好的结果。”88与刘氏相仿的还有《禽声月刊》杂志,按1933年农户马德行所述:《禽声月刊》为其推荐的养鸡饲料配方“多为麦、黍、粟,不易购得……绿豆芽,市价昂贵”,89到1935年,该杂志竟专就广东农户司徒保所列的饲料配方,指出应将高营养高价格的肉碎替换成廉价的虾糠,“若代以虾糠,则每百斤饲料之平均价值,可以减至七元左右”。90学人的调整与改变,最终使得学界与政界在事实上达成了共识,经济原则与营养原则之争似乎最终达成了平衡。

  

   四、结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畜禽业近代化进程中的饲料利用论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以30年代中前期最为热烈。农学界植物学、动物学等相关学科都参与到其中,生产界、政界也都或主动或被动、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发声或事实上站队的行动。动物营养学人率先发出以营养为先(或为重)的主张,此主张的“科学性”致使其很快成为学界的共识,但因忽视其“经济”属性而使得推广无力,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则是违背了“效益”和“可比”原理。91在官方层面,动物营养观念虽纳入到国家顶层设计,但也仅是有限采纳。其实,在如何更好地利用饲料这一议题上,科学界、生产界与政界的目的本是趋于一致的,分歧在于实现路径,此分歧又源于各自所代表的群体身份与立场。营养是动物营养学的科学内核,合理选配饲料营养以提升动物生产力,进而振兴畜牧经济是其必然追求;畜禽生产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减少成本投入以提高经济效益则是主要从事者(农民)的“本分”,两者天生分别是“营养”原则与“经济”原则的拥趸;着眼全局、兼及各方的政界,最终站在了介于学界与生产界之间的位置也是必然的结果。

   要强调的是,这场论争的直接缘起是新兴动物营养学的出现,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畜禽业近代化导致科技因素的强化与科技力量的壮大。“经济性”与“营养性”本身并不对立,两者之所以能够互动与角力,皆因“营养”理念或理论最终要应用在“经济”领域或层面。一方面,饲料营养与畜禽业生产力成正比,但同时其营养价值又决定了经济价值,所以中国畜禽业近代化需要高昂的成本(经营成本与机会成本)作代价,显然这是畜禽业最主要的生产者(农民)所无力承担的,官方层面或许看到了这点,才在营养性和经济性之间做折中选择,以期实现“科技先进与经济合理的最佳状态”。学人群体最后也做出了调整,与其是一种妥协,倒不如说是科技与经济关系再认识的结果。

   见微知著,从西方舶来的以营养为先的饲料利用观在中国呈现出的水土不服状态,实际也可被视作民国时期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低下的缩影,不仅值得农业经济史或科技史学界追究和深思,而且亦可供其他行业所借鉴。在近代化的国家主题之下,各行各业基本上都存在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科技原则与经济原则之争。近代化需要依靠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但仅依靠科技是不够的,科技的最终归宿是经济,即科技问题最终都归口为经济问题。这就导致本来只需深耕科学的知识分子们,同时还需花大量时间去解决科学在中国特有国情下的适应难题。归根结底,新兴科技的应用必须建立在相匹配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上,但在物质生产力十分有限的20世纪上半叶,支撑近代化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无法配置,以致于近代化的成本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鉴于我国的现代化仍处于进行时,经济原则与科学原则之争也依旧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条暗线,所以兼顾经济性与科学性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议题,如何在“经济”与“科学”之间找寻到一条妥帖的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乃是根本所在。

  

   注释

  

   1 李群:《中国近代畜牧业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页。

   2 李明哲、张光辉、王钟建:《中国畜牧经济学导论》,农村读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3 符茂松:《饲马料改良之研究》,《军事杂志》1915年第7期。

   4 为方便表述,笔者在下文中以“营养派”(认同营养性为重或为先的个人或群体)、“经济派”(认同经济性为重或为先的个人或群体)分别加以区别。

   5(1)李群:《近代我国畜牧科技事业发展回顾与思考》,《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02年第3期;朱冠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畜禽业变革——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的现代性与大众生活需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2)李新:《20世纪中国动物营养学发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陈加晋、李群:《动物营养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基于中文期刊的数据分析(1900—1949)》,《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7(3)蒋勤、高宇洲:《清代石仓的地方市场与猪的养殖、流通与消费》,《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

   8(4)李金铮:《传统与现代的主辅合力:从冀中定县看近代中国家庭手工业之存续》,《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4期。

   9(5)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237页。

   10(6)《重要饲料之成分及其消化量》,《农学报》1900年第102期。

   11(7)按王公等人研究,近代营养学最早的一支就是由动物营养学分化而来,参见王公、杨舰《抗战营养保障体系的建立与中国营养学的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8期。

   12(8)周润之:《乳用山羊之饲育》,《农牧月报》第4卷第6—7期(1936年)。

   13(9)郑永存:《制虫作饲料的讨论》,《中国养鸡杂志》第1卷第7期(1928年)。

   14(10)《农业:论饲料之成分》,《实业报》1908年第8期。

   15(11)《实业新法:饲料之调理法》,《实业报》1908年第18期。

   16(12)《农业:饲料拣采法》,《广东劝业报》1910年第105期。

   17(13)忘筌:《家畜饲料之研究及制做之效用》,《直隶实业杂志》第3卷第4期(1914年)。

   18(14)高季和:《大豆粕饲料化利用之问题》,《中华农学会报》第9697期(1932年);仲子:《家禽饲料中的为维太命》,《农牧月报》第2卷第12期(1934年);刘复生:《成败的关键:养兔的饲料》,《新农业》第1卷第3期(1945年);刘高华:《饲料的管理概要》,《农业生产》第3卷第6期(1948年)。

   19(15)赖昌译:《农业全书》(上),上海新学会社1912年版,第91页。

   20(16)雨生:《水藻为养豚的饲料》,《北直农话报》1906年第9期。

   21(17)天虚我生:《家庭常识汇编:猪之饲料》,《家庭常识》1918年第5期。

   22(18)胡培瀚:《家畜的饲料与饲养》,《南京高等师范日刊》1921年第493期。

   23(19)《增收鸡卵之饲料种类》,《江苏实业月志》1921年第27期。

   24(20)朱晋荣:《家禽饲料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2期(1921年)。

   25(21)袁谦:《饲料与影响鸡卵试产量之试验》,《农业丛刊》第1卷第1期(1922年)。

   26(22)袁谦:《饲鸡之试验》,《农学杂志》第2卷第5期(1925年)。

27(23)王茂:《饲料与家畜疾病之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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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Researche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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