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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核心内涵、主要途径

更新时间:2020-05-09 17:23:24
作者: 高洪  
刻意强调中日战略选择差异,试图阻挡中日关系前行。12

   显然,这些人仍抱着“联美抗中”的陈旧思维,消极对待中日关系改善。的确,日美同盟过去曾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这种以邻为壑的军事同盟已沦为一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存量资产”,而不是日本国家安全上的“增量资产”。毋宁说,现在的日美同盟正在蜕变为日本全方位外交的“天花板”。而中日之间,为了实现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和可持续发展,应当做的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即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控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说到底,中日两国需要在大局面前准确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是两国共同的课题,需要共同拿出智慧,赢得时代的新挑战。

   (二)需要努力改变中日关系发展中的失衡状态

   众所周知,健全的国家关系是依靠政府、民间双轮驱动的。与政府间的外交努力相比,目前中日社会各界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这些差距可以概括为三种“失衡”。

   第一,两国人员交往数量的失衡。虽然就人口比例计算,中国访日人数与日本访华人数差异不算太大,但考虑中日建交后交流的规模和特点,日本国民缺乏对华认知热情,甚至存在厌恶、漠视中国的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缺少民意支持的官方友好是难以持久的,中日两国作为负责任的重要邻国,自当同舟共济。“同舟共济”一词典出《孙子·九地》里的“吴越同舟”。即“吴国人”和“越国人”在同遭危难、利害一致之时,必须克服旧怨,勠力同心,以伙伴精神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第二,交流规模与交流深度之间失衡。迄今为止的民间交流大多停留在浅表的观光层面,一般是在导游的引导下看看山水,买点东西,然后自己再“脑补”出一些关于对方的未必深入、准确的想象。形式上的热络掩盖了深入了解上的不足。加之文化习俗与生活习惯方面存在差异,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去旅游的人越多,对方的感受越糟糕”的负面效应。这也是亟待通过深入的民间交流解决的突出问题。值得肯定的是两国政府实务部门已经意识到深化民间交往的紧迫性,2019年设定的“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以及2020年即将启动的“中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都是为深化国民交流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第三,媒体报道及社会精英的某些舆论与两国关系改善趋势之间失衡。实事求是地讲,与安倍首相近年来的认识相区别,日本媒体对华报道仍不够客观公正。尤其是近期,在香港、台湾问题上污名化中国的报道与两国关系改善的潮流明显相悖,也会导致民众之间的理解失衡。这显示出日方媒体仍对中国抱有成见和偏见,也意味着日本舆论界至今仍未形成对华友好、改善关系的共识。

   (三)如何判别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正负能量

   站在中日关系跨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的门槛,用何种方式方法为双方睦邻友好、互利共赢赋予新内容,是涉及多个领域,甚至关乎全球局势与秩序的宏大话题。对此,我们可以将两国间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言行看作正能量,将阻碍关系改善的言行视为负能量。以此正负能量为标准,来衡量两国是否在为中日和平友好关系赋予新的建设性的意义。

   毫无疑问,2019年6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大阪会见安倍晋三首相时达成的十点共识中,“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践行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正是推动新时期中日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强调中日都是亚洲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应传承弘扬亚洲文明成果,倡导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为纽带,持续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合作”也是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同意积极开展中日民间友好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民心相通,广泛播撒友好种子”也是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也同样属于推动新时代两国和平友好的正能量范畴。与此相对,阻挡中日友好的负能量也显而易见。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构筑遏制中国的“美日澳印军事大联盟”、按照美国意图部署中程导弹、暗中为“台独”势力推波助澜、借助香港乱局攻击中国等等,肯定不属于和平友好行为。由此,哪些政治行为是在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哪些政治行为是在破坏双方关系改善,已经不言自明。各种改善关系名目下的外交动作———真诚、老实的态度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手策略,在道义上也判若云泥。

   对此,中国政府不断告诫日本方面,两国关系走到今天,利益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发展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连,中日双方都要重信守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倒退,在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同时,超越单纯的物质利益,从历史文化的渊源中挖掘精神认同,从新时代的交往互动中增加共同认知,最终使两国民众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包容。须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日关系改善发展的宏大背景,而大变局也包含对中日关系的挑战甚至风险。今天的中日关系在稳步相向而行的同时,还存在着敏感、脆弱的一面,应时刻牢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中国需要为日本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懈努力,日本也需要以正常心态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变化。

  

   三、继往开来,凝聚契合时代发展的基本精神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朝野及社会各界不乏深谋远虑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两个构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在新时代对国际关系良好发展和世界秩序美好蓝图的积极探索。这一高瞻远瞩的判断也得到了日本政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

   (一)加强文明间对话交流,凝聚共识是关键

   中国领导人即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2020年到2022年这一时间段内中日关系也可能会面临大事叠加的状态。今后双方能否持续稳步地相向而行,能否为指导、约束和规范新时代的中日关系制定出继往开来的新政治文件,自然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

   2018年7月17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在日本东京会见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参访团时指出:儒学思想对于加强亚洲文明交流,推动地区和平发展,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儒学构成了今天日本社会的根基,同时也是日本人心灵的故乡。“日中关系正处在上升期,维持这种良好的状态还需要两国人民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儒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不仅有利于日中两国关系健康有序的发展,对于创建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也具有重要意义。”福田先生还特别强调:“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法非常正确,就像每个人不能单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一个国家也不能单独地存在下去,而是要与其他国家一道来谋求共同发展。国与国之间早已不能单打独斗,只有谋求共同发展才能保证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因此,如果缺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共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也将会难以实现。”13 可以说,在富有政治智慧及远大目光的政治家看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已成中日外交的鲜明旗帜。中日需要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路。

   今天,中日两国政府正努力构建建设性的安全关系。业已建立的“高级别人文对话交流机制”,也正在打造一个多元互动、精彩纷呈的中日人文交流新格局。借用费孝通先生针对文化多样性前提下文明互鉴与精神融合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路径,人们有理由认为,今天中日两大民族发展新时代国家关系的要义,就是通过全新视角审视既往、现实与未来,以一种超越单纯物质利益的东方智慧促进精神互融,从根本上实现睦邻友好与共同发展。

   (二)新时代中日关系需要在克服障碍中前行

   鉴于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需要双方互融互动,中国方面十分关注日本领导人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发出的信号。有日本媒体报道,安倍首相曾考虑在参加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期间,“把中国公务船驶入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周边日本领海”作为议题14,给中国人“来者不善”的感觉。但最终安倍首相在参加会议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此行进一步巩固日中纽带,期待中日韩获益‘三赢’。”显然,安倍首相小心回避了此前日媒释放的消极信息,只是笼统地谈到,会见习主席时将言及“日中两国共同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负有重大责任。面向习近平主席明年的访日,希望能够一道下定去完成这一责任的决心”。15

   令人高兴的是,在2019年岁尾之际中日关系又出现了新的进展。2019年12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前来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安倍首相时,双方再次确认“一致同意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新未来”,进一步明确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本着“化竞争为协调”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持续向前发展。在此次会议上,三国领导人达成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的八点共识,明确了“作为对亚洲和平与稳定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中日韩应加强合作,与其他国家一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面对的广泛问题做出积极和应有的贡献”。16 安倍首相本人也在会议上致辞,表示“中日韩不是相互争斗的魏蜀吴。希望与三国经济界领袖一道,三国共同合作,构筑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新三国时代’”。17 这展示出,在中日关系持续发展的稳定态势推动下,此前日韩之间的嫌隙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合。

   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引起双方国内乃至国际社会瞩目,学术界有人用东北亚三国之间的“爱恨情仇演义”来形容这些颇有戏剧性的变化。18 国内有些声音更认为,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关系仿佛正在完成调试改善过程,朝着最佳状态前行。笔者认为这种判断过于乐观,带有情绪化色彩,并不十分赞成。中日关系好转程度的价值判断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是一个非常关键又复杂的话题。笔者不赞成目前网上流行的“中国外交亲疏关系等级划分”19 ,因为在中国外交因其历史发展过程及不同环境条件而分别构筑的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间,生硬而简单化地排列出一个“亲疏顺序”并不妥当。20

   事实上,中国从来不在建交国家中根据亲密程度人为设置排序。国家关系虽然有相似于人与人关系的特点,但远比人与人之间复杂。之于个人,法院可以按照血缘上的远近亲疏排出一个获益多寡的“继承顺序”,但现代的国与国之间早已是平等的外交关系,既没有宗主与藩属的朝贡关系纽带,也不应当是盟主与仆从的团伙结构。当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也会根据需要,在一定时期里冠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或者相反的表述,但这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并不能作为同其他国家关系的比较基准,遑论什么“中国外交亲疏关系等级划分排序”。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主张所有国家无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不结盟且广交朋友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和基本态度。最近,中国在外交表述时,把日本从“大国”挪到“周边国家”(当然是周边国家之首)范畴。很多日本朋友诧异地问:“在中国眼里日本已经是‘小国’了吗?中国不再重视日本了吗?”显然,这是误解了中国分类调整的真意和善念。其实,承认你“大”,未必是在说你“好”。对近代历史上曾饱受欺凌、目前又在唯一的霸权主义国家霸凌下努力抗争的中国来讲,“大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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