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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余金平案中的逃逸问题

更新时间:2020-05-09 17:15:35
作者: 邹兵建  
实际上也很难对这个推定提出有效的反驳。就此而言,二审法院的上述推定尽管在程序上存在一定的瑕疵,但这个瑕疵并不影响其推定结论的正确性。

  

   5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一审检察院以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由主张余金平在时点Ⅰ上并无逃逸故意,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评论意见的支持。例如,李勇检察官指出,二审法院认定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逃逸故意,“显然是根据间接证据做出的推定,但是被告人供述称其当时确实没有注意,应当是存疑的,是涉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自首的量刑事实,理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而不是相反。”可是,任何对被告人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只要其与被告人的供述内容不符,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疑问,而不可能排除一切疑问。按照上述思路,这些推定都违反了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如此一来,对被告人主观心理事实的推定几乎没有任何成立的空间。只要被告人坚称自己没有故意和过失,司法机关就只能认定其没有故意和过失。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有关事实认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其背后的法理基础是无罪推定和人权保障。但是,不能对该原则做过于泛化的理解,不能将其误解为在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只要存在疑问,就一律只能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一方面,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以由控方(公诉机关或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为前提的。对于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的案件事实,如果在认定的过程中存在疑问时,应当将不利的后果归于被告人。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395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国家工作人员拒不说明或无法说明差额部分的财产、支出的来源时,这部分财产、支出的来源显然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如此,不能根据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对这一部分事实做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因为,证明差额部分的收入、支出的来源合法是辩方而非控方的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中的“疑”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含义是指没有达到证明标准。如果达到了证明标准,即便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仍然存在疑问,也不妨碍做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例如,甲乙二人同时朝丙开枪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射中了丙的心脏致其死亡,另一颗子弹没有射中丙,但是无法查清致丙死亡的那颗子弹到底是由谁射出的。如果甲乙二人相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只是碰巧不约而同地向丙射击,那么甲乙二人只能构成单独犯罪。由于无法查清致丙死亡的那颗子弹是由谁射出的,根据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得不认为甲乙二人都只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可是,如果甲乙二人相约同时朝丙开枪,二人构成共同犯罪。尽管致丙死亡的那颗子弹到底是由谁射出的存在疑问,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是由甲乙二人中的一个人射出的。这足以肯定在共同犯罪中甲乙二人的行为与丙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甲乙二人都会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

   在余金平案中,二审法院用以推定余金平在时点Ⅰ上具有逃逸故意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证据是较为充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推定已经达到了证明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推翻二审法院的推定,要么去质疑这一推定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证据的真实性,要么提出新的有充足说服力的证据。但实际上,一审检察院既没有质疑二审法院的推定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证据的真实性,也没有提出新的证据,仅仅是以推定的内容与被告人的供述不符从而违反了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由去反对该推定,这显然是对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滥用。

   如果说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滥用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辩护策略,无可厚非。那么,对于承担公诉任务的检察机关而言,为了一时的诉讼利益而滥用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会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中:如果检察机关在以后的诉讼中坚持这种立场,那么几乎无法证明被告人有罪过;如果检察机关在以后的诉讼中放弃这一立场,那么不仅有损检察机关的公信力,而且还很容易被辩护人抓到漏洞,被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审检察机关滥用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有些弄巧成拙,甚至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审检察机关需要注意的地方。

  

   6逃逸故意是否等于事故发生时明知自己撞了人?

   尽管在最终的结论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控辩审三方一致同意,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无逃逸故意,取决于其在事故发生时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那么,这个论断是否成立呢?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展开分析:(1)逃逸故意是否等于明知自己撞了人?(2)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应当以哪个时点为判断基准?(3)如何理解明知自己撞了人中的“明知”?下面对这三个问题逐一展开分析。

   (一)逃逸故意是否等于明知自己撞了人?

   逃逸是一种行为样态,如果套用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分类模式,逃逸无疑属于行为犯。行为犯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性质而仍然去实施该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相应地,逃逸故意就是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逃逸行为而仍然去实施该行为的主观心理态度。那么,何谓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呢?这涉及到逃逸的定义。根据《交通肇事解释》第3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肇事者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所谓重大交通事故,是指造成1人以上重伤或造成无力赔偿的财产损失30万以上的交通事故。据此,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逃逸行为,就是指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并且明知自己为逃避法律责任而逃离事故现场。由此可见,要成立逃逸故意,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行为人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其二,行为人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在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情况下,行为人逃离事故现场,通常就足以表明其具有逃避法律责任的目的,除非行为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逃离事故现场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是有其他的目的(例如为了躲避被害人家属的殴打等)。由此可见,在逃逸故意的上述两个成立条件中,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是最为核心的条件。在绝大多数场合,行为人有没有逃逸故意,从根本上取决于其是否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简言之,逃逸故意就是指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需要指出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逃逸故意就是指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当地降低了逃逸故意的成立门槛,是不可取的。

   明知自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意味着行为人不仅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而且还知道该事故属于重大交通事故。从案件事实来看,余金平在时点Ⅰ上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余金平是否知道自己所造成的交通事故属于重大交通事故?根据被损害的法益是人身法益还是财产法益的不同,可以将重大交通事故分为人身损害型、财产损害型、双重损害型三种类型。在司法实践中,财产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和双重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通常表现为车辆相撞或车辆撞到较大的客体(例如撞到路边的门店等),而余金平案不属于这种情况,并且余金平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也就是说,余金平可以肯定,他所造成的交通事故不属于财产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也不属于双重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在这种背景下,余金平是否明知自己造成的交通事故属于重大交通事故,便取决于其是否知道该交通事故属于人身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亦即取决于其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余金平在时点Ⅰ上有无逃逸故意,取决于其在当时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是结合余金平案的具体情况而推导出来的,不能脱离具体的案情而将其直接抽象为“逃逸故意等于明知自己撞了人”。否则,便会将财产损害型重大交通事故排除在逃逸的成立范围之外,这显然是不严谨的。

   (二)明知自己撞了人的判断时点

   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应当以哪个时点为判断基准?从理论逻辑上看,有两个可能的选项,其一是事故发生时,其二是逃离事故现场时。尽管这两个时点可能前后相差不过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对它们做出区分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肇事者可能在这两个时点上的认识内容不完全相同。具体而言,肇事者完全有可能在事故发生时不知自己撞了人,但是在逃离事故现场时知道自己撞了人。例如,甲驾车在山路上高速行驶,将一个突然横向窜出来的目标撞飞,但不清楚被撞飞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甲紧急停车,下车后发现被撞的是一个人,已当场死亡。甲害怕承担法律责任,便驾车离开现场(以下简称为“山路肇事案”)。在本案中,甲在事故发生时并不知道自己撞了人,但是在逃离事故现场时清楚地知道自己撞了人。显然,如果以事故发生时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的时点,甲便没有逃逸故意;如果以逃离事故现场时作为判断时点,甲便有逃逸故意。那么,到底以哪个时点作为判断基准呢?笔者认为,既然逃逸是指肇事者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意行同在原则,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当然要以行为人在逃离事故现场时的认识为判断依据。据此,“山路肇事案”中的甲有逃逸故意,其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构成逃逸。

   然而,无论是二审法院还是一审检察院,在判断余金平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时,都是以事故发生时而非逃离事故现场时作为判断时点。正是因此,二审法院才需要搜集证据去证明,现场没有影响行车视线的环境、天气因素,被害人被撞击后的运动轨迹处于余金平的视线范围之内,余金平视力正常、意识清晰,等等。应当说,这些证据综合在一起的确能够证明余金平在事故发生时就明知自己撞了人。但是,这一点对于论证余金平具有逃逸故意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实际上,只要证明了余金平在驾车逃离事故现场时明知自己撞了人,就足以说明其具有逃逸故意。

   或许有人会指出,在“山路肇事案”中,甲在事故发生后立即停车并下车检查,因而其在事故发生时的认识和逃离事故现场时的认识明显不同。但是,余金平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并未下车检查,甚至没有停车,而是直接驾车逃离事故现场,因而其在事故发生时的认识和逃离事故现场时的认识应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说对“山路肇事案”强调事故发生时与逃离事故现场时的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的话,那么对于余金平案强调这两个时点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表象,而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考察行为人是否明知自己撞了人,归根到底是为了考察行为人是否有逃逸故意。而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部分组成。在余金平案中,即便认为余金平在事故发生时和逃离事故现场时的认识因素完全相同,其在这两个时点上的意志因素也会截然不同。具体而言,在事故发生时,余金平显然不希望自己撞到人,其对于自己开车撞到人这个结果持一种消极的心态。此时,其罪过形式为过失。但是,在事故发生后,在认识到自己已经撞了人的情况下,余金平没有停车报警,也没有救助被害人,而是直接驾车离开现场,足以表明其对自己的逃逸行为和由此带来的被害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结果持一种放任的心态。此时,其罪过形式为故意。

由此可以回应卢建平教授对二审法院认定余金平在事故发生时明知自己撞了人的一个批评。卢建平教授认为,如果上述认定可以成立,那么余金平就不应构成交通肇事罪,而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笔者认为,这个批评是不能成立的。判断行为人对某个犯罪结果持何种罪过形式,不仅要看行为人的认识因素,而且还要看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在事故发生时,尽管余金平认识到自己撞人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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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刑事法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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