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奎松: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问题

更新时间:2020-05-07 07:34:44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只要是地主, 不管大小, 不管穷富, 不管为人善恶, 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 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 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 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 他们都应该是对剥夺的对象。

   在这方面, 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 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 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 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 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 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为地主, 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 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 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在农村, 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 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 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 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 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0

   十分可惜的是, 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 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 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 榨取农民的地租, 而且依恃土地特权, 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 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 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 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 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 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③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 唐通过实证研究, 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 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 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 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 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 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 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 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 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 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 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 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 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换言之, 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 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 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 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 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 有条件依仗权势, 巧取豪夺, 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 并不能等量齐观。只有了解到这一点, 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 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 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 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 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因此, 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 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二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 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 (钱俊瑞) 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 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 占农民户数4%, 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 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 (50%) 。如果此说无误, 那么, 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 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 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 都算不上大地主。11而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 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 多则以万数计。12另外, 我们也知道, 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 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3如此算下来, 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 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4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调查显示, 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 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 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 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 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 人均16亩以上者, 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 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 只占总户数的0.38%, 占总面积的9.75%。所谓大地主, 由500亩以上计算, 占地500—999亩者为0.07%, 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5

   上述统计数据, 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 不是更加集中, 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 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 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 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 但少160万户, 也不大可能。1950年代初的统计, 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 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 各地因各种原因逃亡和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 因此两者相抵, 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 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 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 可耕地大约14亿亩, 地主400万户, 且地主占地36%, 人数占农业人口5%, 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 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 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 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 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 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 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 都只是一些小地主, 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 是不够的。因此, 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 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 则大地主 (租五百石以上) 占百分之一, 中地主 (租二百石以上的) 占百分之十九, 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 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6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 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 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 还不如清代。他所举的数据显示, 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 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 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 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比较而言, “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 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 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17

   史志宏利用1930年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 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 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 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 (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 , 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 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 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 不少人还不及百亩。”18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 “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 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 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 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 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 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 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 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19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 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上述赵冈对华北453村和苏南11村的统计资料, 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的调查也显示, 作为袁世凯的老家, 到抗战期间, 农村中在村地主大量都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不在村地主也因为土地较少, 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0同样,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 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 大土地所有者极少, 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21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在西南, 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 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 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大地主阶级, 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2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 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 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 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 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只有120余户, 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 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而且, 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 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 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 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3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 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 85亩以上为中地主, 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 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 中地主为31.3%, 小地主为55.5%。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 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 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 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 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 中地主为27.03%, 小地主为56.14%。24整个温江县调查, 本县地主29650户, 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25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 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上述江津区7个县, 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 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 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177.html
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8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