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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五四: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

更新时间:2020-05-05 11:34:05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另一方面进一步反思国家主义背后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梁启超指出,科学昌明之后,第一个受伤的便是宗教。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与物质运动,那里还有什么灵魂和天国。那些唯物论的哲学家,托庇于科学之下建立了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和外部的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然而,假如意志没有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他感慨地说:“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力。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 梁启超的的这段反思,从晚清以来流行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出发,发掘强权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可谓一语中的。昔日的强国梦已堕入歧途,欧战结束了19世纪旧式文明,掀开了20世纪文明新的一页。

  

   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富强之外,开始探索新的文明之路。杜亚泉在欧战结束之际,在《东方杂志》发表《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指出欧战是新旧文明的转折点,所谓旧文明,乃以权力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则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未来文明。欧战和民初以来的乱局,证明了旧文明已呈没落之势。欧洲所竞争者,为国家权利,故发生国际战争,中国所竞争者,为个人权利,故发生国内战争。杜亚泉相信:“世界人类经此大决斗于大牺牲以后,于物质精神两方面,必有一种之大改革。凡立国于地球之上者,决不能不受此大改革之影响。”

  

   欧战前后的思想巨变,不仅发生在严复、梁启超、杜亚泉等最后一代士大夫身上,而且也属于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胡适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1905年当他还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学生少年时,就读了《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公理,胡适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他深受梁任公魔笔的影响,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和强权主义者。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14岁的胡适慷然写道:“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灭亡亦难矣!呜乎!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兴奋者乎?” 如此的强权主义思想,直到辛亥革命后留学美国之初依然如旧:“有权力者必强,无权力必弱,天演之公例也”。他相信真正的世界公民者,乃是爱其祖国最真挚者。 不过,随着留学期间读书范围的扩大,胡适渐渐受到世界主义的影响,发现在爱国之上还有公理所在。时值欧战爆发,在美国的校园之中学生们经常举行有关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大辩论。有一次,世界学生会开会,辩论一个命题: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吾国是耶非耶,终吾国也)。擅长辩驳的胡适发言指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它预设了双重道德标准,文明国家对待国人有明确的是非正义标准,但对待他国却无论对错,皆以吾国为是,他国为非。胡适呼吁“余以为吾人不管国内、国外只应奉行一个是非标准”。晚清中国的强权主义乃是对西方国家对内文明、对外强权的双重标准的反应:以文明对抗文明,以强权对抗强权。胡适当年也坚信这一逻辑。然而1914年之后,胡适从残酷的战火硝烟之中逐渐意识到强权主义对人类世界带来的祸害,他开始相信强权之上有公理,有普世的是非善恶。他开始清算强权主义和侠义的国家主义:“今之大患,在于一种侠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须凌驾他人之围,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i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侠义的国家主义的实质乃是强权主义,相信强权之上无公理,强权即公理也。胡适从欧战的血腥之中看到了强权主义的祸害,他要给国家主义一个更高的价值制约,那就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价值何在?胡适认为就是人道主义:“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之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救世之道无他,以人道易善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权而已矣。”

  

   胡适在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当年走过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狂热的爱国愤青,相信强权就是公理,富强就是一切,慢慢在欧战的悲剧中发现19世纪西方文明的负面。对于西方文明的两张面孔,中国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多是物质主义、国家主义的强力一面,试图以强制强,以暴制暴。1914年之后,开始意识到这一面的可怕性,物质主义、强力主义和狭隘的国家主义不仅造成了民国初年的丛林秩序,而且也将毁灭人类。于是到了五四时期,年青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而当年的维新士大夫则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之中发掘平衡西方文明狂暴的文明资源。尽管文明的路向有分歧,但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

  

   五四启蒙运动的起点,源自于文明问题的提出。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认为世界各国,无论古今东西,只要是教化之国,皆可谓文明。但近世文明却为欧洲所独有,即西洋文明。法兰西是近世文明的代表。德国的科学虽然强大,“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在欧战对阵双方之中,德国是新起的帝国,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侵略扩张,其以国家富强为核心的崛起之路,曾经为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所仰慕。但陈独秀却指出,自由平等博爱是经世文明的灵魂,德国人更多的是“爱强国强种之心”,非近世文明之楷模。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近代文明的核心不是国家富强,不是物质的丰裕,也不是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而是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陈独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使吾人觉悟的是器物层面的科学,与西方比较相形见拙,遂有洋务和自强运动,其次是政制的觉悟,发现吾国政制也不如西洋,遂有戊戌变法和晚清新政。然而共和政体建立之后,政治为武人和党派所操纵,多数国民不知国为何物,缺乏国民的自觉,国民之思想人格与专制时代毫无变更。陈独秀遂呼吁在科学、政制觉悟之后,要有第三次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则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恦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所说的“伦理之最后觉悟”正是一种文明的自觉:通过文化的启蒙,让国民觉悟到民族的复兴之路,不是仅仅追求国家的富强,或制度和体制的合理化,最重要的是追求现代文明的核心――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这是共和政体的灵魂,“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自由平等,虽然在晚清的维新运动之中即已提出,但始终没有作为核心价值出现,国家的富强是压倒一切的中心目标。为了实现富强的目标,团体的实力、国民的竞争能力提升至关重要,于是,普天之下的公理,概括为二个字,曰“竞争”。这是晚清充斥各家舆论的普遍共识。竞争靠的是力,无论是武力还是智力。要论实力,无论是军备还是科学,欧战中的德国是最强的,但最后还是败给了英法美等自由国家组成的协约国。中国知识分子欢呼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了强权”。五四时期的公理,不再是“竞争”的公理、“强权”的公理,而是“自由”的公理、“平等”的公理。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回答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时,他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依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五四时期公理的内涵与晚清比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般冷酷无情,不再是技术化、中性化的实力竞争,而具有了文明的普世价值,具有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公理被重新赋予了与启蒙思想接轨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成为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

  

   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西文明的比较。无论是《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都将中西文明视为两种性质和风格迥异乃至对立的文明: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视为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和虚文为本位, 李大钊与杜亚泉虽然在不同的阵营,但都将西洋文明视为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他们的区别主要是结论不同,陈独秀等人将东西文明的差异视为是新旧与古今的不同,从进化论来看,西洋文明代表了更高级的现代新文明,势必取代古老的、旧式的中国文明;而杜亚泉则坚持中西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相互之间各有流弊,可以互补调和。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这场中西文明的大论战,虽然立足点在为中国寻找未来文化的方向和出路,但其论述的方式不是“文化”的,而是“文明”的,对立的双方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五四时代与清末民初不同,那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时代,五四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温和论者,都延续传统的天下主义情怀,从整个人类文明演化的大背景之中来中国文化定位。即使像杜亚泉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文明多元论立场,将中西文明视为空间上并列的两种不同的地域文明,但最后他依然要诉诸于文明一元论以支持他的调和立场。杜亚泉特别指出,所谓新旧,因为时代不同,意义也不同,在戊戌时代,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是欧战之后,西洋文明暴露其物质主义、国家主义之弊端,西洋既有之文明,已不适合新时势,而失去其效用。“吾人若因时代之关系而以新旧二字为之标志,则不能不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

  

   杜亚泉所说的创造未来文明乃是中西文明之调和,而与他持同样看法的李大钊则明确地寄希望于第三种文明的崛起:“东洋文明既衰颓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旧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党媒介东西之任”。以后李大钊转向俄国式马克思主义道路,其最初出发点不是民族主义的,倒是世界主义的——从世界文明的大趋势来寻找中国的道路。

  

进化论是主宰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历史观,中国要走什么样的道路,不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国情,而是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异中求同,世界潮流变化了,中国也不能自外于世界。早年的陈独秀将法兰西文明视为近代文明的领潮者,而杜亚泉则认为欧战之后,世界潮流变了:“吾代表东洋社会之中国,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不可不有所自觉与自信”。这一自觉与自信乃是一种“文明之自觉”,而非“文化之自觉”。虽然陈独秀、杜亚泉所觉悟到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文明内涵不同,但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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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于《知识分子论丛》 转载自:公众号:香港三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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