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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

————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

更新时间:2020-05-04 12:57:09
作者: 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二、学生被捕后的审讯、释放与结案

  

   曹宅起火,章宗祥被学生痛打,大批军警立即赶赴现场,包围在场的学生,在曹宅附近及沿街逮捕现场尚在的32名学生。因此,北洋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这批被捕学生。

   在现场被捕的32 名学生中,北京大学学生20人——许德珩、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骥、牟振飞、梁颖文、曹永、陈声树、郝祖龄、杨振声、萧济时、邱彬、江绍康、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潘淑、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学堂学生八人——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永刚、杨明轩、唐英国、王德润、初铭音;工业学校学生二人——李更新、董绍舒;中国大学学生一人——刘国干;汇文大学学生一人——张德。从这份名单看,警察抓人并不全是无的放矢,而是有其盯睄的目标,至少许德珩、易克嶷是北大学生的骨干,陈宏勋是最早破窗进入曹宅的北京高师学生之一。

   5月4日当晚,警察厅即对被捕学生展开讯问,从学生们的供词,可以看出这些被捕学生的基本情况和参与运动的缘由(见下表)。

  

  

  

  

从上述被捕学生的供词可见,他们的籍贯以来自革命势力较大的南方为多;绝大多数已事先知道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青岛将被日本侵吞的消息,因此参加集会游行,表达爱国情绪,以示抗议;他们无人承认自己打人放火,大多未进曹宅,只是在门外辱骂卖国贼、呼喊“还我青岛”口号或掷旗。警察厅根据32名学生供词笔录,将他们分类。第一类以许德珩为代表,供称“因报载曹汝霖对于青岛问题电告顾、王两代表让步,大学校全体学生遂开大会,约请各报馆主笔报告外交紧急情形,并有各专门学校于四日在天安门齐集,意在先见美国公使,请求主持公理,不料美公使不得见,伊等又到曹汝霖家内向他辱骂,并无放火、打人之意,亦不知何人放的火,何人将章宗祥殴打,至于各学校代表为何人?伊说不清楚”,熊天祉、易克嶷、董绍舒、王德润、初铭音、唐英国、曹永、陈宏勋、林君损、易敬泉、向大光、潘淑、陈声树、郝祖龄等“均供与许德珩大致相同”。第二类为江绍原、邱彬、张德、李更新、萧济时、刘国干、杨振声、牟振飞、赵永刚、薛荣周,他们供认“因人拥挤,未能入门,其在外叫骂卖国贼属实”。第三类为梁颖文、鲁其昌,供认“已入门,唯未动手”。第四类杨明轩供“在门外向院内抛土”。第五类梁彬文、孙德中、何作霖供“进门摔砸窗户,诘以放火、殴人各节均不承认”。第六类李良骥供“至曹宅时不识学校学生甚多,突将檐瓦打落,破窗入院。当时秩序已乱,伊曾帮同巡警维持秩序,并救护曹宅被殴女眷叶姓,后伊自行走去,不料被游缉队将伊扭获”。从5月4日被捕学生的供词,实在找不出他们打人放火的直接“罪证”,不过,在他们当中,许德珩已被警方视为被捕学生的首要。

   32名学生被捕后,北大同学十分焦急,5月4日晚即派出段锡朋、钟巍、刘翰章三名代表前往警察厅送食慰问。警察厅随即对三人“传讯”。段锡朋供称:“此次学生大会,国立法政学校曾派代表与大学校接洽,京报馆人邵振清亦到会报告青岛失败情形,大学校学生谢绍民登台演说,慷慨激昂,激动全体学生爱国热心,遂决定公举代表谒美公使,请求主持公理。本日上午十一时曾在法政学校先开联合会,后到天安门前开全体大会。北京大学举伊同许德珩、罗家伦、狄福鼎四人去见美公使。至于发起此事之人,各班有班长,此外亦有学生辅助班长办事。”钟巍、刘翰章则供称:“非代表亦非经手办事之人,所以说不详细。”临走时,三人给被捕同学修书一封:“警厅京师总所待遇一切,谅能以绅士的资格看待,诸君在厅总望静心养气,勿用燥急。蔡元培先生及王宠惠先生允为即日设法取保释放矣。再见不出一二日,呵呵!” 信中最后一语透露的口气,对于保释被捕学生似乎很有把握。

   “五四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迅速开会商议对策,时任国务院秘书的许宝蘅日记记载了这方面的动态。当晚,总理钱能训“召集傅、田、靳、朱四总长、陈次长、李统领、段司令、吴总监、马警察长、姚院长在私宅会议维持以后办法,处分此案办法”。5月5日,“商议对于逮捕学生办法交法庭、对于学校办法免蔡元培、对于警察办法惩戒警察官,议论甚多,有要求释放学生者,有劝告不宜压迫者,有以党望关系不赞成免蔡者,有以地方关系不宜惩戒者。谣言亦多,有谓商会有传单罢市者,有谓工商团传单暴动者。外交协会原定五月七日谓为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会,饬警厅阻止”。这时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尚无决断。当天,教育部总长傅培湘咨文内务总长钱能训表态说:“昨日午后一时,突有本京公私立专门以上学校十三处,学生约二千人,齐集天安门外,对于青岛外交问题,开会演说。继复游行街市,麇聚赵家楼曹宅地方,纷扰滋事,实属狂热过度。当经本部严切通行直辖各校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训令内开:查学生在校修业期间,一切行为言论,自当束身法则之中,不得轶出规范以外,乃本日午后一时,因外交问题,本京各校学生聚集一二千人游行开会,竟至酿成事端,殊堪惊骇。本部为维持秩序,严整学风起见,用特切实通令各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以敦士习而重校规,仰即遵照。”这就表达了“维持秩序,严整学风”的态度。5月6日,许宝蘅日记载:“山东议员及省议会议长等来谒,告以青岛交涉情形及政府致专使电。众论对于四日逮捕之学生,不主张交法庭办。居仁堂会议,明日防范事宜。明令申饬警察官吏。”按照这天会议精神,徐世昌下令总理兼内务总长钱能训:“本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案。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著即由该总监查取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如联系上述会议精神体会徐世昌这道训令,它与其说是对当天在场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的表现不满,不如说是为防范以后事态扩大所作的预案。

   外界的报道不明就里,对徐世昌、钱能训、傅增湘三人的态度似有所臆测,以为北洋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时发生“裂变”。5月8日《申报》报道,总统徐世昌“意主和平”,“只曰涉及刑事当然逮捕,措辞不甚严切”。内阁“阁员之中至为复杂。然除傅增湘以外,殆少有息事宁人之念者”,主将北京大学解散。段派态度更为强硬,主张“从严惩创,且主将各官立校长一律撤职,教育总长免职”。傅增湘“对于解散大学之说谓古今中外无此办法,以去就力争”,提出辞呈。警察厅“迭致电话于各校,嘱派人前往探视有无虐待情事。而各校学生得被捕诸人之函,亦曰待遇尚优,且可看报”。在野清流如王宠惠、林长民、汪大燮、熊希龄、范源廉、谷钟秀等“愤慨殊甚。已各以个人私意进言于当局,不可罪及学生”,“以汪大燮领衔,向总统递一公呈,请将学生释放”。后来的史家根据当时《申报》的这则报道认为“五四事件”后,北洋政府方面反应不一 。其实徐世昌、钱能训、吴炳湘的态度基本一致,钱、吴二人都听命于徐世昌,这不成问题。据徐世昌日记载,5月5日“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武官二人,干臣来谈”。5月6日“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武官多人”,“未刻后始饭。饭后阅公牍,见文武官,到怀仁堂约两院议员游园看牡丹,与之周旋开茶会。饭后许秘书长来谈”。5月7日“晨起,到延庆楼阅公牍,见文武官,干臣来谈。饭后小憇,五弟为诊脉,阅公牍,世博轩、干臣先后来谈,校诗”。徐世昌的日记虽未透露他与众官会谈的详情,但从5日、7日钱能训三次到徐世昌处面谈来看,显然是汇报请示,唯徐世昌之马首是瞻。吴炳湘的态度更是如此。5月5日,北京涉事14校校长在北大开会,“以学生之行动为团体之行动,即学校之行动,决定只可归罪校长,不得罪及学生一人。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而各校长自行辞职,听候处分”。下午5时齐赴警厅,要求释放学生,吴炳湘接见时明确表示:“是总统命令逮捕,必待总统命令释放。”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弱势,徐世昌的态度也显暧昧,但尚能维持机制运转。

   学生方面在继续行动。5月5日早晨,北京各大、专以上学校学生相约罢课,并通电各方,宣布其罢课理由:“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暇晷,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下午3时,在北大法科召开各校全体联合大会,讨论进行之诸项方法,到会者3000余人。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学生罢课的事态继续扩大。面对这种情势,吴炳湘害怕第二天事态扩大,不可收拾,他一方面向总统请求“必须将学生释放,若是总统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乱,我可不负责任,并且我即刻辞职,请总统再另拣贤能”。徐世昌自然不愿事态扩大,遂答应了吴炳湘的请求。另一方面,吴炳湘又向蔡元培提出释放学生的两个条件:7日不许学生参加群众大会;各校在明日一律复课。蔡元培接受了这两项条件。5月6日,蔡元培会同北大各科学长布告:“为要求释出被拘留诸同学,鄙人愿负完全责任,但诸生必须严守冷静态度,万勿再有何等轻率之举动为要。”他还与中国大学、汇文大学、中央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一起联名保释被捕学生。根据5月7日《京师警察厅移交被捕学生案致京师地方检察厅函稿》,“唯连日研讯各该学生等,对于曹总长宅纵火及殴打章公使各节均不承认,并传原解兵警到厅质讯,亦不能指出谁为在场行殴,谁系在场纵火,正研究主使之人。据看守官警及医官报告,各该学生等脑热如狂,现天气炎燥,本厅屋宇狭隘,一经传染,势必发生险象。适据北京大学等校校长蔡元培等公同具函来厅,请保学生各回本校随传随到等情,言词恳挚,本厅为时机紧迫,保全公安起见,当即准其交保”。以交保释放、“随传随到”为由,警察厅找到了自己下台的合适台阶。

在被捕的32名学生中,后有许德珩、杨振声、杨明轩、陈宏勋、初铭音留下了回忆。许德珩控诉了被拘后的待遇,“我们三十二人被囚禁在警察厅的一间牢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放着一个大尿桶,臭气熏天。晚上睡觉时,每半个小时还要听命令抬一下头,翻一下身,以证明‘犯人’还在活着。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守的人员每天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杨振声的回忆颇为简扼,“留在后面的被他们捕去了三十二人。当时还是无经验,若大家整队而入,整队而出,警察是捕不了人的”。北京高师三人的回忆与许德珩基本同调,陈宏勋也特别强调被关进监牢待遇的恶劣,警察“把我们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经过审问、登记,关进牢房”,“我们被关进牢房后,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当晚半夜,又把我们押解到警察厅。第二天(5月5日),又经过分别传讯,追查指使人,强迫我们承认打人放火是犯罪行为”,“当时,被捕的人分几间房间关押……待遇虽十分恶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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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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