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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科举制“投牒自举”之法溯源

更新时间:2020-05-04 11:01:36
作者: 楼劲  

  

   摘    要:

   南北朝渐趋流行的异地察举和求举觅举之风为投牒自举提供了基础, 而北朝地方官学生徒课试举贡之制则推动了投牒自举之法形成。在地方官学生源较为开放的传统和北朝后期游学大盛的局面下, 北齐规定游学之士可与州郡学师生一并推择充举, 确立了秀、孝应举就试的开放性, 至此, 投牒自举之法实非萌芽而已形成制度。隋唐常科贡士的相关规定和武周以来投牒自举者率多寄学应举的状态, 即承此脉络而来。投牒自举的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 与魏晋以来举贡基础拓展、科目内涵调整、考试制度完善等事态相互呼应, 一起构成了察举制错综演进为科举制的连续场景。

   关键词:科举起源; 投牒自举; 异地察举; 寄学应举;

  

   1990年我与连达师合作发表的《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 1是在80年代学界讨论科举制创始时期的背景下撰写的。2其后有不少论者把此文看成强调科举始于汉说的代表作, 却多少忽略了其主旨是要通过比较, 明确汉代察举与唐代科举本质相通, 具体制度则随时势而变, 属于先秦荐贤贡士传统到帝制时代相继立法展开的两大阶段性成果;因而在研究方法上, 也就切忌将察举、科举一断为二, 而应致力于探讨其间递嬗发展的源流脉络。3提出这一点, 是因前辈学者已导夫先路, 尤其是唐长孺先生《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一文, 4早已着眼于寒人仕途的拓展,既揭示了南北朝秀才、孝廉科逐步发展为隋唐进士、明经科的源流关系, 又点明了严格考试和投牒自举萌始于当时察举制的史实。在科举制起源研究上, 唐先生此文无疑提供了值得继续梳理思考的路向。

   一段时期以来, 不少学者围绕科举制“定义”断其起点, 并在科举成熟期形态及相关问题上多有创获, 缺憾则是所论往往详于唐宋而略于隋前, 加之对察举、科举之别的兴趣明显压倒了对其相承发展的关心, 故定义虽各有所虑而反复修正, 有关科举制起源于隋唐的认识却仍陈陈相因。而要断定科举制创设于隋唐, 就不能光是叙说士族衰落而寒庶崛起、经学蜕变而文风转盛、仕途拓展而科目调整之类的变化, 因为所有这类属于科举制背景、外围的事态, 都很确切地承自南北朝有关趋势, 对之申述也代替不了对制度本身发展过程的探讨。对于澄清科举制起源来说, 最为重要的问题始终都是汉以来察举制究竟是怎样向科举制演变的, 或唐代所示的科举制要素究竟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正是在这些方面, 1991年阎步克所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提供了扎实的研究成果。书中全面讨论了察举制向科举制演化的诸多环节, 重新梳理了各种史料和线索, 最终则以七个方面证明, 在南北朝后期进一步发展了的察举制形态中, 科举制已“呼之欲出”。5

   此书既出, 科举制脱胎于察举制并已大致形成于南北朝后期的问题, 差不多已经得到了解决, 唯一留下的一个问题, 则是“投牒自举”尚在“萌芽”而未形成。至此, 仍然坚持科举制创设于隋唐的学者, 实际已只能把投牒自举视为科举制的本质特点, 且其形成时期不得早于隋唐。但这也正是令人疑惑的一点。投牒自举在科举发展历程中究竟以何种形态出现并且占有何种地位?6此法究竟是否创始于隋唐?尚有不少疑问有待解决, 需要深入到其具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才讲得清楚。笔者当年亦以投牒自举为唐代科举相较于汉以来察举的重大差异之一, 而未意识到此法同样有其错综演进的过程。现在已可认为, 投牒自举之法主要缘起于两条线索:一是魏晋以来异地察举从时或有之到逐渐流行, 从而使游学被举和求举之风得以发展起来;一是北魏献文帝以来州郡官学生徒开始有了课试举贡的制度安排, 游学觅举者事实上已有寄学应举的通道。正是这两条线索在北朝后期游学大盛局面下的交织, 催生出了北齐游学之士可附于所在地方官学一体举贡的明确制度。由于此制已具备了士子投牒于州郡应举就试的内涵和形态, 唐初以后凡自举于州县而贡送省试者, 其实也多表现为士子寄附地方官学而获举贡, 遂可断言投牒自举在北齐非止“萌芽”, 而是与当时察举向科举过渡的其他方面一起完成了至关重要的转折过程。

   本文拟先明确唐常科贡士格局及其投牒自举之况, 再对上述两条线索及其交相发展之况加以申说, 以有助于对察举、科举相关问题的认识, 亦以此感谢学界同仁多年以来对《汉唐科举异同论》一文的批评指正。

  

   一、唐“投牒自举”要况与发展过程

  

   “投牒自举”是对唐科举贡士一种应举办法的概括, 学界公认其寓有自由投考之义。在究其缘起前, 先有必要明确此法在唐代的状态。

   《新唐书·选举志上》述唐科举贡士及投牒自举之法有曰:

   唐制, 取士之科, 多因隋旧, 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 由州县者曰乡贡, 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 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每岁仲冬, 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 谓之乡贡, 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 长吏以乡饮酒礼……牲用少牢, 歌《鹿鸣》之诗, 因与耆艾叙长少焉。既至省, 皆疏名列到, 结款通保及所居, 始由户部集阅, 而关于考功员外郎试之。7

   这大抵是唐初以后至开元前期科举制发展起来以后的状况, 其述常科贡士分为两类:一是弘文、崇文等馆、国学各学及各地官学的“生徒”, 皆可依法课试业成者举送省试;另一是“怀牒自列于州县”即“投牒自举”的“乡贡”, 亦即并非官学生徒前来应举就试合格的本地或外地士子。也就是说, 当时科举常科贡士在制度上主要是以整套官学培养体系为基础的, 同时也允许非官学生徒包括外来游学之士怀牒自列于州县以获举贡。

   唐代常科贡士的这一局面是武德四年 (621) 后逐步形成的, 《唐摭言·统序科第》:

   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 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 明于理体, 为乡里所称者, 委本县考试, 州长重覆, 取其合格, 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8

   此为公认的唐代科举之始, 武德辛巳岁即武德四年, 当时河北、河南及江淮尚未平定, 国学、郡县学虽已立制而百废待兴, 则各地州府每年十月所举各科士子, 自然多非官学生徒, 而是敕文强调须为乡里所称并经县试州覆的合格者。因而唐代常科贡士之始, 既没有投牒自举之法, 也无所谓“乡贡”、“生徒”之别。

   不过其况到明年即已改变, 《唐大诏令集》载武德五年三月“京官及总管、刺史举人诏”:

   朕膺图驭宇, 宁济兆民, 思得贤能, 用清治本。招选之道, 宜革前弊, 惩劝之方, 式加恒典。苟有才艺, 所贵适时, 洁己登朝, 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 其有志行可录, 才用未申, 亦听自举, 具陈艺能。当加显擢, 授以不次, 赏罚之科, 并依别格。所司颁下, 详加援引, 务在奖纳, 称朕意焉。9

   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武德五年引此以为唐制举之始。10但其文不类一般制举诏书之体, 各处载唐制举之始多在此后,故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政事门实有“制举”目, 却仍将之归在“举荐”目。据诏文主旨, 应当肯定其不是单纯为一次举贤所下特诏, 而是要同时为今后举士明确“苟有才艺, 无嫌自进”的原则。尤其所述“招选之道, 宜革前弊, 惩劝之方, 式加恒典”数语, 针对的显然不是早已设科举士并有举不以实等惩劝规定的前朝制度, 而是去年本朝始行科举, 强调贡士须“乡里所称”, 却因隋法已废而无相应惩劝之法的状态。故诏文所述“其有志行可录, 才用未申, 亦听自举, 具陈艺能”, 并令有司制订和颁下赏罚“别格”, 也就不止适用于这次举贡, 更为今后的常科贡士提供了规范。就是说, 此诏及别格颁后, 各地应举士子皆可准此前往州府“具陈艺能”, 经甄试后获其举贡, 这实质上就是投牒自举。由此看来, 这份诏书除命特定举主各举一人外, 更重要的是对武德四年诏定州府常科贡士之制的改革, 并且构成了唐代投牒自举之法的明确开端。

   武德五年所立关于举士的“赏罚之科”, 相关内容应修入了武德七年颁行的《武德律》, 并被后来的《唐律疏议·职制篇》“诸贡举非其人”条继承损益。考虑到其制订背景并与科举常科允许士子自举之法配套推出的事实, 则与《律》同颁的《武德令》中, 亦当已有投牒自举的相关规定。11至于当时官学生徒的试送应举之况, 高祖于武德七年二月下诏有曰:

   朕受命应期……所以捃摭遗逸, 招集散亡, 诸生胄子, 特加奖励。而凋弊之余, 湮替日久, 学徒尚少, 经术未隆, 子衿之叹, 无忘兴寝。方今函夏既清, 干戈渐戢, 缙绅之业, 此则可兴。宜下四方诸州, 有明一经已上, 未被升擢者, 本属举送, 具以名闻, 有司试策, 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 志希学艺, 亦具名状, 申送入京, 量其差品, 并即配学, 明设考课, 各使励精, 琢玉成器, 庶其非远。州县及乡各令置学, 官寮牧宰, 或不存意, 普更颁下, 早遣立修。12

   这表明高祖登位以来虽重建学制, 但至此其况仍颇凋弊。此诏命诸州有明一经以上俱应“举送”, 完全合乎前引武德五年三月诏“亦听自举, 具陈艺能”的精神, 无妨将之视为后来各地官学生徒举送明经的滥觞, 但当时似未专门就此立制。诏文又命各地申送吏民子弟为国学生徒而“明设考课”, 说明当时皆为官贵子弟的国学生徒尚无课试的明令。据此推想, 诸馆、学每岁仲冬举其生徒送赴省试的规定, 恐未必能修入一个多月后颁行的《武德令》, 或即便修入亦鲜其实。包括地方官学生徒在内的馆、学课试举贡之制, 应是贞观时期才确定和发展起来的。

   史载唐太宗时期的文教举措, 突出的表现是官学制度迅猛发展和科举制尤进士科已迅速臻盛。其中提到官学生徒举贡的, 如《旧唐书·儒学传》序极称太宗崇儒兴教:

   大征天下儒士, 以为学官。数幸国学, 令祭酒、博士讲论……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 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 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 以备艺文, 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其玄武门屯营飞骑, 亦给博士, 授以经业, 有能通经者, 听之贡举。13

   所述国学各学增置生员总计凡3260人, 应是《贞观令》规定的员数。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听之贡举”, 所述语次已明其比照的是国学各学的生徒举贡之法, 则各地州府学尤应如此。据此, 贞观十一年 (637) 正月颁行的新律令中, 国学和各地官学生徒每年课试业成者举送省试之制应已明确, 14《武德令》中有关贡举及投牒自举的规定亦必随之调整完善, 前引新志所述科举常科贡士以生徒和乡贡为两大来源的格局, 即是自此开始定型的。

   自高宗、武周至于中宗、睿宗以来, 政局跌宕起伏, 官学亦多波折, 而科举制仍在不断兴盛。官学生徒在常科举贡中的重要性则一直都在投牒自举者之上, 国学生徒更在极受时人推崇的进士及第者中占了绝大多数, 同时投牒自举之况也在变化。《唐摭言》卷1《乡贡》对其直至安史乱后的发展过程有所概括:

贞元以前, 两监之外, 亦颇重郡府学生, 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 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 率以学校为鄙事, 若乡贡, 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以前, 乡贡岁二三千人, 盖用古之乡贡也。咸亨五年, 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 时任考功员外郎, 下覆试十一人, 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 刘思玄下五十一人, 内雍思泰一人……景龙元年, 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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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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