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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演进及其省思

更新时间:2020-05-03 23:40:40
作者: 王东  

   【摘要】如果说1970年代是台湾思想文化从“西望”到“回归”的历史大回旋时期,那么,1980年代以降“本土化”思潮的滋生与蔓延,则是对此前十年间思想演进与人文嬗变的全盘性反转。经过这场全盘性的反转,1970年代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民族主义,不断地被内涵日趋窄化的“本土化”论述所挤压、遮蔽乃至覆盖。在“本土化” “台湾化”和“反中国化” “去中国化”的层层推进中,台湾当代的思想文化进路,视野日趋狭窄,格局越发逼仄,并成为台湾当下治理失据、社会撕裂、乱象丛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本土化”思潮演进的轮廓式梳理,以揭示台湾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迷思”以及诸多社会乱象的产生之由。

   【关键词】台湾 “本土化” “本土论” “去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2.009

   在台湾当代光怪陆离的思想文化光谱中,“本土论”或“本土化”无疑是一抹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色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式浮现在相关的思想论争之中,中经“解严”以后台湾社会与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激荡,原本局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本土”论述,终于汇成为1990年代以后的“本土化”思潮,同时还因为其所谓的“政治正确”而成为台湾朝野竞相引述的“主流”话语。[1]在1990年代以降台湾选举政治的操控之下,“本土化”可谓移步换景,从而演变成为不同政治势力和政治人物操弄的意识形态工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土化”不仅贯穿于近30年来台湾思想演进的全程,而且还深深地嵌入到台湾的政治、社会、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在“本土化”“台湾化”和“反中国化”“去中国化”的层层推进中,台湾当代的思想文化进路,视野日趋狭窄,格局越发逼仄,并成为台湾当下治理失据、社会撕裂、乱象丛生的思想文化根源。本文旨在通过对台湾“本土化”思潮演进的梳理,以揭示台湾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种种“迷思”及诸多社会乱象的产生之由。

  

   从“乡土”到“本土”:“台湾意识”论幽灵的浮现

   在由钓鱼岛事件而开其端绪的一系列外交挫败的强烈刺激下,从1970年代初开始,以“回归”为主轴的思想文化大潮在台湾蔚然兴起。在从“引颈西望”到“反转来看自身”的思想大回旋中,台湾的思想演进与人文建设的总体路径,开始走出1960年代以来的“西化”和“美(国)化”困局,沿着“关怀现实”与“回归传统”的两个面向不断迈进。1970年代蓬勃发展起来的乡土文学,正是以“书写现实”与“书写传统(乡土)”为主线,把“关怀现实”与“回归传统”的两大主题,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高度。[2]以乡土文学为表征的“乡土意识”的兴起与发展,是当时台湾思想文化领域“回归”大潮中的一环。这种“回归”,其最直接、最核心的指向,就是要“回归”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从而让严重“西化”和“美(国)化”而不断萎缩的文化传统接上民族的源头活水。正因为如此,“乡土文学”或“乡土意识”中的所谓“乡土”,其实就是中国这个“大乡土”。尽管在稍后的“乡土文学论战”中,有人主张要以“台湾意识”为出发点,要站在“台湾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3],但是,这时的“乡土意识”或“台湾意识”,也还是“中国意识”之下的一种“地方意识”,至少是“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共存。[4]这种“共存”当然蕴含着紧张,不过,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和话语背景下,两者间的张力还没有达到临界的状态。直到1980年代初,两者间的张力才随着政治情境的变化而突破了临界点。早先统一在“中华民族”或“大中国”范畴里的所谓“乡土”,转而被一种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本土”所取代,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与“中国意识”相背离的“台湾意识”,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开来。

   1970年代以降的台湾所面对的,一方面是整个国际局势的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则是其社会内部的急剧变革与转型。伴随着1960年代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到了70、80年代之交,台湾已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蜕变为现代的工业社会。[5]新出现的、数量巨大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成为一股全新的政治力量。他们以其多元的价值观念和民主追求,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日益发展的城市化,则又从社会组织的层面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与群体性的反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故而,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先就已存在的被统称为“党外”的异议政治势力,在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样态。与此前异议势力主要立足于体制内的革新等相对温和的诉求不同,到了70、80年代之交,随着台湾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党外为核心的政治反对运动,呈现出越发激进的态势。1979年,台美正式“断交”,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动摇。[6]恰在此时,代表异议政治势力的党外,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组织化和政党化趋势。这年6月,党外继《台湾政论》之后,又创办了《八十年代》。在该刊的创刊号中,党外已发出全面的社会动员:“我们深信,这是一个集体参与的时代,是一个群众智慧的时代……我们必须觉悟到,只有透过参与才能把许多个人对权利和机会的主张,融合成整体的权利和机会的主张。”[7]左一声“集体参与”,右一声“群众智慧”,党外在完成初步的组织建制和大规模群体性反对运动的集结之后,即将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发起全面的、实质性的挑战。

   差不多与《八十年代》创刊同时,党外又联合成立“美丽岛杂志社”,发行《美丽岛》杂志。这份杂志的支持者,几乎囊括当时台湾岛内所有重要的异议人士,因而成了党外势力的大集结。按杂志社总经理施明德的说法,发行该杂志就是“为了组织一个没有名称的政党”。[8]分布在全岛的十多个“服务处”,则发挥着“地方党部”的功能。党外力量的这种集结与组织化方式,包括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国民党此前一直没有碰到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该杂志从创刊伊始,就公开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黄信介在其撰写的发刊词中就宣称:“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许多多问题,扼杀了我们的政治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彻底从禁忌、神话中解脱出来,深入、广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们国家社会的种种问题,这有待于一个新生代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9]这种公开而又强烈的挑战,自然会引起国民党的高度警惕。这年12月10日,恰逢“世界人权日”。杂志社在高雄举办集会,借人权问题反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国民党当局派军警驱离,造成严重的警民冲突。这便是震惊台岛内外的“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

   以《美丽岛》的创刊和“美丽岛事件”为分水岭,反对运动的意识形态建构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全面突进。在黄信介所鼓吹的需要破除的各种“禁忌、神话”中,中华民族主义便是核心内容之一。他反复申说:“美丽岛杂志的目标就是要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我们将提供给所有不愿意让禁忌、神话、权势束缚,而愿意站在自己土地上讲话的同胞,共同来耕耘这美丽之岛”“让我们共同来深耕我们自己的土地”。[10]所谓“站在自己土地上”,所谓“深耕我们自己的土地”,其背后都有着浓厚的本土意识和政治隐喻。吕秀莲也撰文宣称:“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澎金马生聚教养,整军经武,既为不争的事实,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域只及于台澎金马,亦是不争的事实。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现实?台湾历史指出,历代治理台湾的统治者之所以未得善终,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会脚踏实地,认同台湾。”[11]字里行间,一种脱离中国的“台湾意识”已跃然纸上。

   “美丽岛事件”之后,党外的意识形态建构更趋激进。有人已经指出,进入1980年代以后,“大量的党外杂志出现,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反对运动。这批人后来成为反对运动中一股新的势力,主张要以理念、纪律与社会的动员为吸引党外群众的纲领,而要割舍传统反对运动中公职挂帅的山头主义。”[12]党外杂志的大量涌现以及大批知识分子的参与,使得“反对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种越来越清晰的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开始被建构起来。相应地,原先还很模糊的“乡土”,也开始被充满着“台湾意识”或“认同台湾”的“本土”所取代。

   伴随着反对运动意识形态的日趋激进,由党外所创办的各种政论杂志,遂开始建构各种各样的“本土”论说。20世纪80年代初,党外所发行的这类杂志“成了政治异议人士宣传政见、收集民意、组织动员的唯一机关”。[13]关于这类杂志的整体倾向,时人分析认为,它们“至少在下列三点是富有意义的新变化”:其一,“层级的全面下降现象”;其二,“台湾化倾向”;其三,“出现专业杂志党工”。所谓“层级的全面下降”,是指对读者的定位越来越趋向大众化。而“专业杂志党工”的出现,自然意味着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到这类杂志的撰稿与编辑之中。至于“台湾化的倾向”,便是指这类杂志的舆论倾向。该文作者还指出:进入1980年代以后,“党外杂志不论什么思想流派或什么传统渊源,无一不以关心台湾、认同台湾、讨论台湾为基调”,“总体来看,其与早期知识分子杂志之根本差别是:后期生比前期生更心甘情愿又心平气和地站在台湾本土之上,以台湾的观点去评述世事,而较少挟杂对中国大陆的幻想与妄想”。在具体的做法上,这类杂志一方面“勤于挖掘台湾史料,并以非官方的观点大加研究”,另一方面则“详尽报道国外台湾人团体的动态”“对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任何台湾问题讨论,采取立即的反应”。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以“台湾化”为导向的党外杂志中,“台湾化最彻底的是《深耕》系统、《钟鼓楼》系统以及受到影响后从宗教界跃入尘世的《台湾教会公报》”。[14]可以说,在1980年代早期“本土化”思潮的酝酿过程中,由党外所支持的政论性杂志,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就在党外的意识形态建构日趋激进,党外政论杂志一派“本土化”和“台湾化”的喧闹中,1983年,台湾的思想文化界又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结”和“台湾结”的论战(又称“台湾意识论战”)。在这场前后延续近一年的论战中,以《前进》周刊和《生根》等为代表的党外杂志,直接把矛头指向一直被视为岛内“中国意识左翼路线的健将”陈映真,借批评陈映真之名,鼓吹“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15],极力兜售所谓“台湾意识”。在他们看来,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同的历史经验,故而台湾人并不具有“中国意识”而只有“台湾意识”。根据他们的逻辑,早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全岛就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而“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16]从“台湾意识”的隐约浮现,到公开鼓吹“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这场所谓“中国结”和“台湾结”的论战,可视为分水岭。正因为如此,当论战尚在如火如荼之际,“台湾意识”论者就曾迫不急待地评论说:“战后三十年来,还未有过一场论战能够如此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使台湾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的本土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把这场所谓‘台湾结’与‘中国结’的纷争,视为台湾党外运动的里程碑,应该是恰如其分的。”[17]所谓“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自然是指这场论战首次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禁忌,公开讨论“台湾意识”问题。所谓“使台湾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的本土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自然是指这场论战对台湾“本土化”思潮的激发与催化。伴随着论战的落幕,“台湾意识”“本土化”开始被植入台湾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述之中。以“台湾意识”或“本土化”来建构台湾的历史与文化,以“本土精神”或“台湾的主体性”来消解1970年代以来澎湃激昂的中国民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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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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