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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为什么新冷战是不可能的?

更新时间:2020-05-03 23:34:46
作者: 赵可金  

   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和行动似乎也在印证着“新冷战论”已经成为现实。学界时下流行的“新冷战”论调,最初最主要的依据是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的一个措辞严厉的“政府对华政策”演说,[18]在演讲中,彭斯大肆指责中国搞所谓“不公平竞争”,“窃取美国高新技术”,批评中国道路(没有按美国的预想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批评中国保护人权不力(“迫害”国内少数民族、干涉宗教和言论自由),批评中国军力增长过快(中国最近几年扩张军备,危害世界安全,比如危害南海航行自由)等,极为罕见地将种种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单边主义的论调公之于众,核心无非是表达对中国不按美国模式改造自己的失望,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对中国施压。这一演说被不少人称之为新的“铁幕”演说,认为这意味着中美“新冷战”开始了。然而,如果将彭斯演说放在美国中期选举和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就会不难发现将其称之为新的“铁幕”演说是不适宜的。

   当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的背景是美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两大阵营,且在欧洲、亚洲乃至全世界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峙趋势,是先有“铁幕”的事实后有“铁幕演说”。然而,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中美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不仅在双边关系上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均有着庞大的共同利益,比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中美的确存在着竞争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合作事实,即便是在中美贸易争端激烈对峙的同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通过多边会晤、通信通话、谈判团队协商等渠道进行密集沟通,甚至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争端上保持合作。彭斯一方面对双方的战略竞争事实夸大其词,另一方面对中美务实合作视而不见,完全是一副斤斤计较的“怨妇”形象和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麦卡锡主义综合症”,根本不具备大开大合的战略家眼光,与在大战略问题上长袖善舞的丘吉尔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彭斯不是个别现象,一个彭斯尚不足以掀起“新冷战”的逆流。在时下的美国政府内部,集合了一批“新冷战论”的麻烦制造者,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策划和主导下,在冷战时期曾被作为对抗苏联的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被重启,据《纽约时报》报道,史蒂芬·班农、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人参加,该组织认为中美的战略冲突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复活原来的冷战,甚至幻想通过推动“脱钩”压垮中国并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崩溃。[19]不难看出,“新冷战论”逆流的要害是搅动国际舆论,配合中美贸易摩擦,试图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部分政客的喧嚣和鼓噪的确影响了舆论,左右了民意,导致美国战略界和公众舆论似乎朝着中美关系恶化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战略界,持“新冷战论”的典型代表当属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其历来主张“大国政治的悲剧”,[20]认为大国冲突是世界规律。在新著《大幻灭》(The Great Delusion)中,米尔斯海默再度批评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幻灭,中国崛起必然带来中美战略对抗。[21]2019年8月,他在澳洲“独立研究中心”(CIS)举办的辩论中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22]米尔斯海默的“新冷战论调”几乎毫无创新之处,但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来说,承认“新冷战论”意味着对《世界是平的》的背离,而当年发明“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更是犹如浴火重生,但两人都已经接受,“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弗格森甚至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23]在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鼓动下,“脱钩论”和“新冷战论”成为华盛顿各大智库讨论的焦点,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呈现出负面转化的势头。2019年8月13日,皮尤(Pew)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unfavorable)看法的比例从2018年的47%上升为2019年的60%,而好感(favorable)的比例仅为26%。[24]因此,不管“新冷战论”是否真的成为现实,仅就其所造成的舆论危害就已经足以令中美关系无法逃脱激烈竞争的结局。然而,如果从严格的学理而言,“新冷战论”并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各自的大局利益,甚至也不是中美各自发展的战略方向。迄今为止,“新冷战论”仍然仅仅是一种战略上的感觉,更多地属于战略焦虑,而非战略事实,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焦虑情绪。

   值得追问的是,西方人焦虑情绪的心病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恐怕还在于美国战略自身挥之不去的心魔,那就是意识形态偏见和“找敌人”的战略思维。长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始终被一种自我设定的“假想敌”思维所笼罩,凡是美国看不上眼的国家统统被纳入美国的“假想敌”,对中国的认识也不例外。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眼里,中国是最容易识别的对手,随着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始终有人把中国塑造成战略假想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究竟是通过遏制来打压中国,还是通过接触来演化中国,这在2000年前后集中体现在是否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地位的大辩论之中。这一辩论的结果是接触论占了上风,美国最终给予中国进入WTO的钥匙,希望通过国际体系捆住和驯服中国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转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发展,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差距,但中国却并没有如美国战略界所期待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反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稳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这一发展奇迹不仅令美国战略界对中国转型的期待彻底失望,而且导致所有的情绪转化为对中国展开一场“新冷战”的对抗情绪,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过去四十年对中国采取“战略接触”的方案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挑战美国的“修正主义力量”,美国唯一的战略就是把中国视作“战略对手”,发起一场新的“冷战”。这就是“新冷战论”的核心所在。

   然而,美国举国上下真的明确了对中国的“新冷战”共识了吗?非也。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并没有形成一致声音,所谓的“新冷战共识”也不过是表面上的一致。比如在推动中美“脱钩”问题上,彭斯、蓬佩奥、纳瓦罗和班农等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彭斯在2019年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明确否认“脱钩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25]蓬佩奥在2019年10月30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尽管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但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中美合作的可能。[26]可见,他们与纳瓦罗、班农等人的“脱钩论”不完全一致,这表明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的、稳定的对华战略。事实上,所谓“新冷战论”的鼓吹者基本上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的层次,真正的“中国通”并非持有“新冷战论”的立场。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7月3日,以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和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95位来自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公开表达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批评,认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建议与中国加强危机管控治理安全风险。[27]这些学者均是一些老成谋国的“中国通”,长期以来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比之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门外汉来说的确要更可靠一些。此外,哈佛大学的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加州大学谢淑丽(Susan Shirk)教授、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通过严谨深入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并非所谓“修正主义力量”,“接触+威慑”的对华战略框架仍然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28]迄今为止,“新冷战论”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战略共识”,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仍处于争论之中。

  

   非冷战也,实软战也

   既然美国仍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新冷战”共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目前喧嚣一时的“新冷战论”呢?它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毋庸置疑,“新冷战论”之所以沉渣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战略界人士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毕竟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在美国战略界塑造了一台强大的“冷战机器”。不仅有遍及美国社会各界的“深暗势力”(deep state)和规模庞大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还有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和战略博弈习惯。一旦遇上一个入得了其法眼的对手,这一冷战机器就会立即发动起来,就像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说,“如果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你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诚如美国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乔舒亚·希弗林森2019年2月8日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网站刊登的文章中所言,与中国的“新冷战”被夸大了,这才是原因所在。[29]

   在认识到“新冷战论”被夸大的一面同时,我们也要准确把握“新冷战论”所反映出的问题。“新冷战论”反映着当今世界矛盾的深刻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反应之一。纵观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都被卷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化体系中来。整个世界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和全球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水平也在呈现不可阻挡的强化趋势。[30]受此影响,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还会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31]尤其是一大批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地图。无论是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还是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均意识到这一变革可能引发世界秩序的深刻调整。置身于这一场大变局之中,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在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过程中,有关各方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巩固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关于战略竞争对手的重新界定、关于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框架政治、关于“保护的责任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论、关于气候变化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的分歧、关于汇率争端和国际金融改革方案的辩论,以及在利用核能与反扩散等问题上的争斗,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及其背后政治合法性的博弈。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明言,当今世界左右政治游戏的势力均衡游戏(balance of power)并未过时,但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均面临国内政治合法性的挑战(political legitimacy),整个世界秩序也面临着包括来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诉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世界政治越来越成为来自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正当性”问题,“话语权政治”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在步入“软战时代”(Soft War Era),而不是新冷战时代。在软战时代,世界政治中的纷争不再是二战之前热战时代沿着地缘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分界线而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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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0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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