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彭慕兰 史建云: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

————回应黄宗智先生

更新时间:2020-05-02 15:57:16
作者: 彭慕兰   史建云  

  

   摘    要:

   本文对江南农业和纺织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者收入提出了新的估计 , 并与同时期的英格兰进行了比较 , 充分证明了《大分流》一书提出的观点。本文也加强了《大分流》中关于长江三角洲妇女在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的作用的论点 , 表明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起点进行分析并得出同样的答案 , 证明了黄宗智 1 990年著作中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依据了一系列概念错误和统计错误 ;当统计方面的问题得到纠正后, 黄的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因而 , 对于近世中国最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力的水平和趋势 , 本文给出了比以前更大的确定性 , 扩展了对 1 6— 1 8世纪欧亚大陆一些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的理解 , 如手工业的发展、劳动的密集度、对劳动及消费的新的“现代”观念的发展 , 以及在农业竭力供养水平空前的人口、而很多区域可耕地接近极限时 , 农业强化带来的成就和问题。本文综合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 论述范围远远超过《大分流》一书 , 包括对现代早期欧洲工作模式及时间利用方面的变化的研究和对德川时期日本的研究 , 这使我们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 , 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

   关键词:中国; 欧洲; 长江三角洲; 经济发展; 比较历史;

  

   批评为推动学术讨论提供了机会, 感谢《历史研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愿意尽可能通过介绍一些新的论据和资料使讨论进一步深化。然而, 在讨论中重复《大分流:欧洲,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 的一些内容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它的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对黄宗智一部主题相关的著作中一些观点的评论亦是如此。由于他的评论的性质, 对先前已经展开的领域的回顾变得更为必要。首先, 他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书中的观点, 以及支持这些观点的某些论据。这里我不打算纠正所有这些错误, 但需要审视一些主要实例。其次, 他的评论中一个主要论点是,他1990年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始终是理解这整个时期三角洲经济的最好的框架。当然, 他有权利这样说, 但在重申那本书的理论以否定我的理论时, 他忽视而不是回答对那本书的批评 (王国斌1990,1992;马若孟[Myers]1991;李伯重 1998, 2000) 。他也忽略了亚洲和欧洲研究中的许多新成果, 这些研究认为, 通往现代性的道路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多, 其中大部分是完全可行的, 尽管在其初期要依靠比英格兰更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 (特别是在农业中) 。他在重申以前的观点现在没有改变时——尽管事实上他的书中几乎没有18世纪的资料, 而18世纪却是我的著作的重心——暗示同一个基本的单一变化过程 (以不断扩大的人地比率为不变的原动力) 可以超越巨大的时间跨度延伸:人口迅速增长和没有增长的阶段、政治稳定和政治动荡的阶段、生态稳定和生态危机的阶段, 以及科技变革较多和较少的阶段。我则认为, 为了理解任一地区不断变化的命运, 为了找到至少是粗略的方法,以评估在一个具体时期中哪些因素最重要, 我们需要观察更大范围的因素, 没有理由假定, 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 在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重要(或不重要) 的一种制约或一种能力会永远如此, 从而把社会锁定在不可改变的长期轨道上。

   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 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 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 (见下文) :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 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 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 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我将在以“内卷化?”为标题的一节中更详尽地阐述这个具体问题的含义, 并说明黄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既无经验依据又无理论依据。

   黄还一再用不适当的或错误的方法计量劳动密集度和其他重要因素。重要的是不仅要指出这些和其他错误, 还要估计出纠正它们后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黄的结论并证明我的结论。做出这些估计需要一些艰苦的工作, 希望读者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容忍。我相信它将不仅成功地显示黄的批评没有根据, 而且能够为江南经济的重要特征提供新的度量方法, 从而使我们对清中期的理解比我在《大分流》中的更为丰满。但为了那些不愿意与我从头到尾一起计算这些数字的读者起见, 我冒昧地在包含了重要计算过程的那几节的开头处, 简要概括出主要的结论。

  

   一 一般论点和比较方法

  

   按照黄的意思, 似乎我坚持在江南和英格兰之间寻找严格的经济平等和极端紧密的制度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相反, 我的观点是, 由于在一个相当近的时期仍然有大量重要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些看上去有利于江南的不同之处, 需要对这些地区19世纪的分流给以重视并做出具体的解释。把漫长的时间周期中任何一个区域综合描述为惟一的开创性或内趋性或内卷性, 都不如对某个具体阶段的具体问题——比方说, 能源供给或与贸易伙伴的关系——更有针对性的讨论有用处。事实上, 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我对于在具体时间由中国农业的劳动密集引起的问题所做的分析, 与黄的分析有一些共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 他视此为支配了中国历史600多年的根本动力, 而我认为它是在一个具体的时刻才成为一个具体问题, 这一时刻出现了具体的科技选择机会, 同时在其他时期起过作用的某些缓和因素却突然消失。

   当然, 我也没有如黄所断言的那样, 竟然认为英格兰和江南之间的重大差异出现在1800年前夜 (特别是在他讨论我对煤的看法时[黄2002a, 174—175;参看Pomeranz2000a, 59—61]) 。我用1750年作为基准像我用1800年一样频繁, 并再三提及在逐渐发展的环境中, 某些长期存在的有利于英格兰的差异变得更为重要, 另一些有利于江南的差异则变得极不重要。我认为, 公正地说 (如贝洛克[Paul Bairoch]和其他人通过完全不同的证据所证明[1975, 7、13、14。Maddison1995, 19;1998, 40]) , 19世纪中期观察家看到的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是相当近期的, 但几乎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的事情像大部分重大历史事件一样, 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缓慢形成的。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的人来说,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正如黄一笔带过的) , 与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和中国——这些特别先进的区域被包容其中。当然, 黄可以随意在他的批评中集中注意一个比较轴心, 但读者需要知道《大分流》中包括了这两种比较, 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分析方式。这部分是由于我关于这两个区域的命运最终为什么分流的论述主要依据它们与更大单位的不同关系;部分也是由于能够得到的证据类型多变, 使我们有时为一对比较对象做出的比较估计可能要比对另一对所做的可信得多。在下文关于纺织业的讨论中这将变得特别重要。

   江南/英格兰的比较由中国/欧洲的比较相伴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决定这两个区域之间任何具体的差异是应该被视为程度问题, 还是被视为把这两个区域归类为根本不同的范畴的基础时有重要意义。尽管我像黄和他高度倚重的欧洲中心论者一样 (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里格利[E.A.Wrigley]),一般强调英格兰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异, 我们都会记住, 在最近25年的文献中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缩小那些差异的长期意义, 克拉夫茨(Nicholas Crafts)和奥布赖恩(Patrick O'Brien) 与凯德 (Caglar Keyder) (1978) 对英格兰和法国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或许是最著名的实例, 但还有其他许多著作(Crafts 1977, 1985; Grantham 1989; Hoffman 1996; DeVries and van der Woude 1997) 。毕竟, 构成这一学术思潮基础的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在英国工业革命的一百年中,西欧几个重要地区取得了同样的或者更大的经济成就, 抵消了它们在前工业时期的劣势。所以, 无论工业化开始时存在什么差异——没有人怀疑即使在18世纪末以前, 英格兰就明显比大陆上任何地方更为富有, 或许荷兰除外——它们显然都不足以使那些被认为长期落后的地方陷入困境。这也不是大陆上不同地区沿着同一条道路赶上英格兰的简单问题。更认真的分析表明, 并没有一条惟一的通往20世纪的西欧道路, 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现在正在依靠东亚的经验以更大规模进行的辩论。所以当我们发现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 或者江南, 尽管以某些尺度衡量落后于英格兰, 但与后者的距离仍然比这两个先进区域中任何一个与甚至大陆欧洲相当富裕地区的差距更小时, 这也意味着18世纪的江南与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生活更为幸福的各种地区并没有分处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受资料的限制, 任何人能够做出的最好论证都是近似的等同。我在这方面没有秘诀——我认为, 这个论证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一) 具体的比较:农村劳动生产率

   当黄转向细节时, 他用了很多篇幅批评我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观点或他曲解了的观点。例如, 他的评论中一大部分用于证明英国农业比长江三角洲农业更为资本密集的命题。这当然是事实, 我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其他意见,尽管黄毫无根据地断定我的“主要经验基础涉及农业资本投入和人口转变动力” (黄 2002a, 150)

   1。尽管我确实证明了每英亩所用的肥料大致相等,如他所提到的 (黄 2002a, 153) , 但这里提出的是一个生态和土壤肥力的问题, 与资本的密集度无关。我确实认为在中国和欧洲之间 (以及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 核心区内部的生活水平、要素市场的有效性、劳动力配置的动力以及某几种生态压力大致相似。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 但黄仅仅触及了一个 (生活水平) , 完全忽视了其余三个, 却把注意力集中到《大分流》中没有出现的观点上。结果是他不仅误解了我们争论中的很多要点, 也没有觉察到我们事实上意见一致的范畴。

   所以, 与黄的断言相反, 我承认江南农业的资本不如英国农业密集, 然后对于黄和其他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发展的真正严重的阻碍提出疑问。然而, 黄对劳动密集度的讨论, 无论是江南和英格兰之间, 还是江南不同生产活动之间的比较, 都是扭曲的, 需要在两个方面纠正。他的错误中有三点应该特别注意:1.黄注重的是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投入, 而重要的是劳动投入与产量的比率; 2.他把成年男性、成年女性和儿童劳动不加区别地加在了一起, 好像我们应该期待他们都有同样的生产率; 3.由于在大部分例子中省略了每单位产量的劳动投入而不是每单位土地的劳动投入的比较步骤, 他不可避免地省略了进一步计算一个具体产量中有多少是一日劳动本身的报酬而不是土地或资本的报酬。由于这些错误互相配合, 从而导致了巨大的累积错误,

   黄的相对劳动密集度估计中有一些错了10倍以上。麻烦的是证明这一点相当费力, 特别是由于我希望读者能看清计算是怎样进行的, 并自己判断每一个具体的估计有多大误差。彻查这些数字尽管超出了这里的争论范围, 但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在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发展中, 什么是差异、什么不是差异。

黄比较了英国和江南每英亩的劳动投入, 却忽视了 (或者在一个例子中包括但弄错了) 每英亩产出中的重大差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136.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2003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