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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竹汝: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若干依据

更新时间:2020-05-01 23:00:39
作者: 程竹汝  
理论上,制度功能往往与制度的特定结构密切相关。总体来看,社会整合与塑造稳定权威的制度功能,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所具有的独特结构。本质上,制度体系是一个权力配置体系。如果说现代西方制度最具特色的是“分权”,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特色就是权力“分”与“合”的平衡或统一。这一特色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与“多”有机统一的内在结构之中。如国家制度中,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属性与“一府一委两院”多元结构相统一。“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8]在社会政治力量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和领导力量与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统一。经济制度方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即一元基础与多元经济成分并存。国家结构形式中,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为基础,与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制度相统一。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体制在上述结构特色的构成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9]

   第二,集中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功能和优势。《决定》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看做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又一奇迹。这一奇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社会动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必然结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优势。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因此,制度能不能有效保障和推动发展,是衡量制度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社会动员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主要是通过以下机制实现的。首先,政治制度体系本身具备适应社会动员的结构。如执政党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组织系统,这一形成于革命时期的系统其重要功能就是社会动员;现行政治制度中的各种会议制度如各级党的代表大会、一年一度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治协商会议也具有明显的社会动员作用。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直保有意识形态动员的功能特色。“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0]体现出意识形态动员的内在要求。意识形态动员方式之所以一直受到执政党的青睐,是因为通过思想引导可以释放群体性的强大能量。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功能。政策动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宣示与普及;二是利益诱导。前者依赖于全社会的“动员式学习”过程,表现为通过政策解读、政策宣示等所形成的社会动员。政策宣讲、党校培训就是其中常态性的环节。这一动员机制是西方体制所不具有的。后者依赖于政策通过对利益的刺激、诱导、分配进而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影响,表现为政治体系在政策推行中所形成的社会动员。第三,保障人民广泛有序参与和优化政策的制度功能和优势。“中国的经济社会成就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当然可以在理论上解释为是中国制度体系所具有的政策优化能力。”[11]从理论上看,制度体系仅是一个容纳各种政策要求的框架,而政策内容是由进入制度体系中的各种参与行为所决定的。“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2],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目标。通过有序参与实现政策的社会适应性,是我国人民民主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在我国制度体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个方面人民有序参与的系统:即政党系统、人大系统、政协系统、信访系统。中国共产党组织网络基本覆盖整个中国社会,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形成执政党的政策。这是中国政策优化的核心环节。以选举为基础五个层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威决策系统,是最正式的民众参与体系。运行越来越制度化的人民政协,为政策方案的优化和决策前置提供常态化的协商机制。而嵌入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信访系统,则主要是在政策实施环节实现社会反馈的价值。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有序参与提供多方面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安排保障了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总体上的正确性。第四,规范公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制度功能和优势。制度的本质就在于配置权力和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的独特性在于要“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1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度体系的规范公权和保障人民权利这一优势渐成强化态势:其一,在公权力的宏观运作中,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化程度有了相当的发展。宪法的权威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14]其二,在公权力的微观运行中,随着改革开放深度发展,政治体制中的规范因素也大量增长。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体系中,人大的监督功能在渐渐得到强化,对行政机关的质询在有的地方已多次发生;监察委员会制度的建立,使得专责监督形成了集约化力量;行政法治不仅在价值层面获得了提升,被人们普遍看作是法治发展的核心,而且在体制上又有了较充分的体现,比如行政诉讼、权力清单制度的发展;行政体制内其他的权力制衡资源也正在被调动起来,比如审计结果的公开制度;网络及传媒公共问责功能的强化更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在当代中国,网络及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规范权力不可缺少的保障性条件;《立法法》的实施在规范立法权的同时,也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作了法律上的区分,等等。其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保障是体现政治进步最具体的方面,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果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民与官”在法律关系上的不平等状态,并将行政机关行为纳入了司法监督之中。这一制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将是极为久远的。而民事诉讼中对抗制的采用,刑事诉讼制度中有关沉默权、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等规范都体现了制度和程序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社会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然而社会稳定特别是长期稳定,在人类历史上则是比较稀缺的,战乱、动乱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生活。经济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根本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但能够集中力量迅速推动经济发展的国家则十分罕见。就此而言,上述保持社会长期稳定和集中力量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功能特色,体现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破解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实践难题意义和比较优势。社会长期稳定,得益于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则依赖制度塑造稳定权威的功能和优势。权威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然而建立一套有能力塑造稳定权威的制度,则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难题或缺憾。由于制度缺乏塑造稳定权威的能力,一些国家长期失序,难以实现有机的社会团结,国家的有效治理便缺乏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另一些国家虽然具备构建稳定权威的制度机制,但由于国家组织的系统化程度不够,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则表现不佳。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塑造稳定权威和集中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特色,从推动发展的意义上集中体现着制度的进步性和比较优势。民主和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自身显著的特色。如上所述,这个特色即广泛、有序的参与民主从制度上提供了公共政策社会适应性的保障。如果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在根本上得益于公共政策具备社会适应性的话,那么,这种社会适应性则是由广泛、有序的参与民主所保障的。现代社会,制度体系价值和内涵充分展现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状态。在中国,这一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法治体系的进步正在不断显现。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共政策社会适应性以及规范公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的功能特色,从发展目标即现代性的意义上集中体现着制度的进步性和比较优势。总之,把超大国家有效发展和现代化的核心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比较优势。

  

   三、制度的文明内涵构成制度自信的价值依据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底蕴有二:实践表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就此而言,《决定》就是对这条生命线和幸福线制度化的总结和安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着中国社会高度的共识和价值追求,就制度是价值的规范形式而言,《决定》可以看做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进一步的制度凝练。理论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实践中融入我们的制度、凝练到围绕制度展开活动的行动者的行为之中的过程。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融入制度、凝练到行为中的程度,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程度。因此,我们坚定的制度自信,不仅要建立在“中国之治”事实和制度优势的依据上,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还必须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内涵的认知上。各种迹象表明,在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中,某些人制度自信的不足主要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明内涵认知不足。这一认知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影响。西方中心主义是中华文明近代落伍、西方文艺复兴促生工业革命进而殖民全球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为旗号的西方制度模式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奉为圭臬,此乃影响中国社会制度自信的客观原因。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实践的制度解释不力,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充分的基于实践的价值阐发。其中,关于中国特色民主的理论阐发就具有基础性和典型性。“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15],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6]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最具权威从而具备说服力、感染力的政治话语,因此,我们的制度自信必须建立在民主的中国价值基础上。基于我国制度实践的民主价值阐发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内涵极为关键和基础的方面。民主在现实世界无外乎是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民众选择由谁来掌握公权力,即基于民众意愿的公权力授权机制;二是民众参与公共政策选择,即基于民众意愿的政策选择机制。此两个基本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程序民主和实体民主。实践中,西方国家通过竞争性选举机制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具有基于民众意愿实现政策选择和授权的制度同构特点,即选政策的同时选人。虽然西方各国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在通过竞争性选举一套机制同时解决上述两个民主问题的特征上则是完全相同的。而中国的民主实践则与之明显不同。基于民众意愿的公权力授权和政策选择即选人和选政策是通过两种不同的制度机制实现的。前者是通过选举制度而后者则是通过民众广泛有序参与机制实现的。一方面,我国的选举制度及其实践只解决选人问题,而与政策选择没有直接关联。选人要解决的是谁有能力更好地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是候选人之间综合素质的比较而不是不同政策主张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我国的政策选择则是通过民众广泛有序参与实现的。如前所述,我国制度体系中的政党系统(特别是执政党组织系统)、人民代表大会系统、人民政协系统以及嵌入政治体系之中的信访系统保障民众广泛有序参与,进而保障政策的社会适应性。广泛有序参与是我国人民民主最具特色的现实展现,构成人民民主基本的实践特征。习近平总书记讲:“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17]通过选举和民众广泛有序参与,满足中国社会基于民众意愿的公权授予和政策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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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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