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这可以从该学科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体证。中西社会学都具有文化研究的传统, 如今, 尤其要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侧重于以方法和技术的定量化来界定社会学的学科规定性和学科本质的观点应该予以纠正, 这种认识上的改变有助于提升社会学的研究品位, 避免缺乏灵魂的研究的蔓延。社会学要关注人类道德生活及人类存在的整体性, 探究人类生活中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关键词：社会学; 文化根基; 道德议题; 学科规定性; 学科本质;

作者简介：岳天明 (1969—) , 男, 甘肃通渭人, 法学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政治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 (16BSH039);

一、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严肃”的解释, 含义有三:“ (1) (神情、气氛等) 使人感到敬畏的: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2) (作风、态度等) 严格认真:严肃处理; (3) 使严肃:严肃党纪, 严肃法制。”[1] (P1495) 以此来看, 说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自然是取“令人敬畏、认真严谨”之意。之所以要引出这个话题, 是因为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人们对社会学总是存在着不少误解。比如, 有人认为, 社会学就是讲故事, 认为在故事后面加上几句分析的话语, 就成了“社会学分析”[2] (P3) ;还有人认为, 社会学就是数字游戏, 伯格 (Peter Ludwig Berger) 甚至开玩笑地提及, 有人认为社会学家是行为统计数字的采集人, 社会学家就像间谍[3] (PP.7-9) 。

存在这样的误解不足为奇。社会学学科因为要透过事物的表面去揭示社会真相而被视为对社会表示不满的人的阵地[4] (P2) 。如果要取悦于某一类 (些) 人, 我们就得为社会学担忧了, 这就决定了社会学是批判性的[5] (P60) , 对社会学的误解甚至于批评与其说是属于科学范畴, 不如说是政治范畴[5] (P24) 。于是, 总有人自然会不断压制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 人们一直不太注意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整体而言,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 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是可以相互协助的, 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中也有可能会分道扬镳。比如, 在“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 就走上了这样分歧的路线。所以, “五四”运动所开辟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没有直接培育出社会学来。作为一门新引进的学科, 社会学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排挤在荒芜的田园里。“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 在社会主义的旁支里, 却因为社会学的批评性不适宜于早期的政治运动而加以拒绝了。”[6] (P414) 基于社会学总是处于被误解的现实考虑, 确立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的认识就是很有必要的。

(一) 从社会学的学科的产生来看

从社会方面来说,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纷乱社会是孔德 (Auguste Comte, 1798-1857) 思考科学和社会的关系的诱因。孔德深知, 他生活“的时代深刻地体现出既无序又缺乏进步的特点”[7] (P107) , 神学社会类型正在消失, 代之而起的是科学的和工业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神学家和僧侣的思想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惟有学者的思想方式具有新时代的特征, 适合引导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 是学者从僧侣手中接受一份神圣的遗产, 用人类社会的一致性和人类历史的一致性去思考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前的信念、意识形态已经解体, 工业文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意识还没有完全形成, 社会上形成了道德的真空。所以, 孔德社会学思想的出发点就是要研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内部神学和尚武社会以及科学和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8] (P48) 。这样, 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社会稳定和社会变迁观念的统一就成为其社会学思想的中心议题。后来的社会学家大都是在孔德所设定的框架内获得社会学发展的学科基础的。

从个人角度来看, 还是一名青年知识分子的时候, 孔德就浸润在圣西门主义的氛围里。作为私人秘书, 他在圣西门 (Saint-Simon, 1760-1825) 的门下度过了形成人生观的七年, 直至1824年自立门户。在经历了人生种种不幸的同时, 他开始发奋撰写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著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六卷本的《实证哲学教程》和四卷本的《实证政治体系》。他的研究规划旨在设计出一套政治方案, 希望基于新的社会科学, 解决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危机。孔德在穷困潦倒、精神空虚的情况下, 仍不放弃社会学能成为治世学科的内心追求和主观努力, 期望通过社会学所提出来的药方能够让混乱的社会获得有序的运作, 这种精神和毅力不能不令人敬佩。可以认为, 人们为什么选择社会学, 其初衷各异, 但对孔德来说, 自然是以社会学研究为使命和志业[2] (P271) 。谁愿意为一门并不严肃的学科而耗其一生呢?

(二) 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看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国内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二。

第一是费孝通的观点。费孝通在晚年对他的研究进行反思时曾经指出, 他初学社会学时, 没有从理论入手思考过社会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性问题, 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 只是直觉社会学是一门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行为科学。正是受这种社会观的引导, 他翻译了奥格本 (W.F.Ogburn, 1886-1959) 的《社会变迁》并以此作为他进入社会学学科的入门标记[6] (P220) 。不过, 后来的调查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费孝通认识到, 原来, 真真切切地存在着和社会实体相对抗的“个人”, 存在着个人生物体本性的顽强表现, 存在着与“社会的载体”相对应的“社会的对立体”——个人。因此, 在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中, 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基于此, 他提出了这样极富深意的学术命题:“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6] (P239) , 指出个人和社会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 从而实现了社会和个人两者的连接和包容, 而实现这一连接和包容的就是社会生活, 这是深具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看法。基于对“社会”概念和意蕴的独特阐发, 费孝通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指出“社会学看人与人怎样组织起来经营共同生活, 形成社会结构”, 因此, 社会学以“人在群体中如何生活”为研究对象。

第二个有很大影响的当属郑杭生的观点。郑杭生认为,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如果说, 费孝通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回答因强调“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 而还要看到人”而更具有突显个体生存的主体性意味, 1从而为中国社会学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开辟了前进道路的话, 那么, 郑杭生的“社会运行说”则更具有宏大的社会视角, 这样的视角有助于社会学学科在一个强调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度内的学科的合法性认同, 因而也更容易使社会学学科获得意识形态领域国家层面的支持[9]。

不管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怎样的看法和认识, 社会学对于现实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的关注决定了它的研究内容总要涉及到诸如:文化和社会、个人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制度、社区、城市化、社会变迁、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社会问题及其控制、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等等。社会学林林总总的研究内容自然有微观层面的个体分析, 也有宏观层面的整体分析;既有静态的结构分析, 也有动态的变迁分析。而所有这些内容无不指向于社会中的人及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有关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如果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 其意义指向于让个体在适应社会文化的前提下具备完全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能力, 其目的在于让个体能够成为符合社会要求而又不失自我特色的、具备社会化个性的个体, 这样的个体就是“人格健康、心态开放、温文尔雅、自立自强”的个体。因此, 社会学学科自然可以教给我们个体在社会中的合群基础上的独立性。

如果从社会层面来看, 社会学研究就是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就是要“增促社会发展, 减缩社会代价”。不管是从微观的个体层面还是宏观的社会层面, 其成长和运行总是不能离开社会文化, 而如果从文化的视角再来分析, 则社会学关注的是“人文世界及其面貌”, 关注的是人们在文化世界中“和而不同”地相处的逻辑[10] (P260) 。这就是费孝通曾经提出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美好境地。所以, 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社会学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三) 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看

如果说前面两点的说明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是“令人敬畏的”的话, 那么从研究方法来看, 社会学则无疑是“认真严谨的”, 是一门严肃的学科。

从技术层面展开经验研究是社会学的必要手段。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等三个层次。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都以客观描述社会现象、解释社会事实和预测社会发展为基本旨归。韦伯等强调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保证社会学研究和社会事实相符合。不过, 他的价值中立是有特定含义的, 不能望文生义地去理解。

二、文化研究是社会学的传统，要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

重新梳理社会学研究的古典传统就会发现, 那些被视为是实证社会学代表性人物的思想, 实则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诸如道德教化、社会整合和文化传统等都是他们十分热衷的议题。我们因此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重视文化研究是社会学的传统, 进而发出“要确立文化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的吁请。

(一) 西方社会学的文化传统

必须指出, 人们对于孔德关于社会学界定的理解具有片面性。诚然, 在孔德看来, 社会学就是要用物理学的方法客观地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 因此, 社会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证科学。但是, 孔德所说的科学并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坚决排斥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 而是把科学事实与价值判断统一起来的新科学, 他从来没有忽略人类的思想能力和情感能力, 反而强调借助于此来增加社会的道德内涵[11] (P29) 。他指出:“今后所有及时系统化的实际思辨会不断地尽可能促成道德的普遍优势, 因为道德观点必然要成为所有其他实证方面问题的科学纽带和逻辑调节器。”[12] (P50)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社会学以人类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 以追求社会生活的进步和秩序为己任, 这种规定就决定了社会学不可能回避价值评价和道德判断。他还指出科学精神和道德评价之间要相互协调, 指出“这样的协调在随时发展跟人类紧密关联的秩序与和谐的观念时, 不可能不趋向于使精英之士获得深刻的道德教养, 而且也教化一大群智者。后者根据普遍教育的相应体系, 全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这一伟大的启蒙工作。”[12] (P50) “一种既是实践也是理论的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评价, 把实证精神描述为:从其性质来说, 是惟一能够直接增进社会感情的精神, 而社会感情乃是一切健全道德的首要基础。”[12] (P51) 进一步说, 在他那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二者都包含在实证社会学的理论追求之中。可以认为, 孔德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指向在于对于“美好社会”的设计和追求[13] (P35) 。

由此可见, 虽然孔德创立了实证社会学, 但他并非坚持纯粹的客观性原则, 主观性追求在他那里仍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难怪斯宾塞指出, 孔德是在倡导对人的概念的进步做出完整的回答, 并批评孔德的研究过于主观[14] (P80) 。

涂尔干 (mile Durkheim, 1858-1917) 也批评孔德。他指出:“实际上, 时至今日, 社会学所专门研究的几乎都是概念, 而不是物。不错, 孔德说过, 社会现象就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自然事实。从这句话来看, 他隐含地承认了社会现象是物, 因为自然界中存在的只有物。但是, 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 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 他还是把观念作为进步对象了。实际上, 他的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是:人类从古至今的进步。”[15] (P39)

为了使客观性原则得到真正确立, 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 是我的方法的基础, 它引起了最大的争论。”“实际上, 我不是说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 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15] (P7) 。物质之物的地位即外在的客观性, 这是他反复论证的基本原则——必须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外在的客观事物。涂尔干为了使社会学从社会哲学和心理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实现社会学的独立地位, 极大地赋予了社会学严格的客观性, 并把这一点看作是社会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基本保证, 但这只是他在确立社会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时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取向。当他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并开展深入的社会学研究时, 客观性原则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坚持, 相反, 主观情怀却在不同层面上不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了。例如, 对于自杀的研究被视为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但他对于自杀的研究绝然没有离开对社会因素的分析, 反倒是单列一章, 集中分析“自杀的社会因素”, 他明确指出, “在任何时候, 决定自杀人数多少的都是社会的道德规范。”[16] (P321) 再如, 他关于社会团结类型的划分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 并不是对不同社会整合方式的客观性描述, 而是明确地表达了价值评价的意味:用道德伦理和集体良知整合起来的社会是流于形式、缺乏效率、压抑个性也是难以稳定的, 而依靠功能性依赖关系整合起来的社会, 不仅是实质的、高效的、肯定个性的, 而且能够保持社会的稳定性, 这也是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之一。顺便指出, “机械的”和“有机的”这两个语汇本身就表达了明确的贬斥和赞同, 即便在字面意义上都融入了明确的主观评价和取舍。

可见, 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 是一种在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上建构社会学的尝试, 揭示了实证社会学试图通过道德来重构人类的理论追求, 因此也是有着明确的价值追求的, 尽管有时他的追求和道德评价被客观性原则遮蔽起来了。“因此, 判断社会学家是否站在单纯的客观立场来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 不能仅仅根据他对这个问题的直接主张, 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社会研究中是怎样展开自己的理论视野和表达了什么样的理论观点。”[17] (P11) 一位社会学家的部分思想取向不一定和其总体的理论风格完全相一致,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如此看来, 在孔德和涂尔干的理论中都深具文化传统, 更不用提及其他西方古典社会学家了。历史地分析就会发现, 在社会学创立的早期, 社会学家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外部去分析它的运作及对个体的作用, 这种理论追求难逃文化分析的理路。随着时间的推移, 社会学家的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了个体的日常生活, 关注人们在生活中的事情和具有意义的事件的发展过程[13] (P32) 。其实, 生活样态分析就是一种文化视角的分析。

总体来看, 以特定的社会学眼光对包括艺术、文学及文化生活的关注, 并从这种关注中探讨整个社会生活的意义就成为社会学自创建以来深具实质意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倾向。即便是主张“只问是什么, 不问应当是什么”的实证社会学, 也不可能真正放弃理想追求, 申言之, 它“只问是什么”的主张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叙事提出的“只有面向实践、改变实践才能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生幸福”的应然性理想[18] (P327) 。

(二) 中国社会学的文化传统

师从奥格本等的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 (1934) 中明确写道:“社会学何为而作乎?曰, 为研究人类共同生活之原理原则, 而求所以改良进步者也。”人类需要之满足, 侵迫之解除, “其枢纽惟在文化。”[19] (P1) 其实, 孙本文诸多的学术论文, “都是发挥文化理论的作品”[20] (P257) , 在社会学分析中都重视文化的因素。

如果认定社会学对于中国来说是舶来品的话, 就必须从西方文化传统中探寻中国社会学的产生脉络, 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又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具有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的特质。从中国学术“必先言一共通之大道”[21] (P40) 出发, 可以认为, 中国社会学具有双重发端, 那就是它的“西学的来源”和“经学的渊源”[17] (PP.42-68) 。“人必尚群, 而无个人主义”[21] (P207) 。严复借用荀子的概念“群”, 把西方语汇中的“社会”翻译为汉语中以“合”为要的“群学”, 指出“群学者, 将以明治乱盛衰之由。”[22] (“译《群学肄言》序”, P1) “东学以一民而对于社会者称个人, 社会有社会之天职, 个人有个人之天职。或谓个人名义不经见, 可知中国言治之偏于国家, 而不恤人人之私利。”[22] (“译余赘语”, P2) 严复“攘臂疾走, 谓以旦暮之更张, 将可以起衰。”[22] (“译《群学肄言》序”, P1) 可见, 从当初翻译西方社会学开始, 国人即赋予它合群保种的使命, 这使得社会学就承担着道德教化之使命。这和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目标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 在孙本文看来, 社会学的目标有二:一是纯理论的, 即以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二是实用的, 即预测与控制社会的发展, 去改进实际社会生活。他以自然科学作比喻, 强调社会学的应用价值, 他提出, “有社会学的知识, 人类就可革除社会痛苦, 增进社会幸福。”[19] (P66) 以上表明, 从一开始, 中国社会学就与西方社会学发生了重大分歧。考虑到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经学具有“主会通和合, 成一共同的, 一贯的, 有传统性的”[21] (P26) 属性, 其很多内容都是探究心意和精神的钥匙。

费孝通曾经深刻地指出, “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审视这些前人的成就, 会给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很多新的启示, 十分有助于开拓中国社会学的探索领域。”[10] (P462) 所以, 包括宋明理学等在内的经学渊源实质上就是在研究中国社会, 如能扩展其边界、展开新视野, 必会有助开凿中国社会学的深厚文化底蕴、展开自己的学识视野和理论空间。

正如阎明所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是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学界较为重视的领域之一。中国社会学者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 将文化看作是社会研究的基本问题。同时, 他们认识到, 文化研究对中国的现实社会极为重要。因为从大的思想脉络来看, 如何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一个争论热点;在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如何行进, 其关键在于文化的取舍和建设。再者,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即表现在其漫长而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中, 因此, 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 是对世界学术界的一份独特贡献。”[23] (P198)

应该说明, 大体说来, 重视文化研究也只是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学的传统, 此后的中国社会学历经曲折的发展历程。即便是自恢复和重建以来, 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也没有随之而复兴, 相反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

当代中国社会学之所以会淡化文化研究, 首要之因在于学科研究的内容和重点的选择受制于学科本身的发展现状。在“反右斗争”中, 社会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刚刚恢复与重建的中国社会学亟需通过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发现和描述获得学科合法性认同, 而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研究自然不是非常迫切的研究选择。在这个意义上, 并不过于重视文化研究就意味着得强调社会学的应用性, 这无疑有益于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其次, 和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途径选择有关。按理说, “恢复”和“重建”是两个互有矛盾的学术表达, 因为恢复是恢复, 重建是重建, 而把二者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纠结的选择。可以认为, 在费孝通等人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相对来说, 走了一条“捷径”2, 两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和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的举办, 都以聘请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为主要授课教师, 这就决定了在恢复重建社会学之始, 特别注重实地调查, 因为实地调查能够更快地产出有社会影响力的成果, 确立社会学的学科地位[24] (P68)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在不得不忽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前提下, 又不适当地高估了量化研究和客观分析的普遍有效性。

历史无法选择, 但对过往路径的适度反思和理性思考则无疑是必要的。如果说, 当初的恢复重建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 重提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意义, 重视文化研究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应该是当下的必然。

如前所论, 从社会学创建开始, 文化研究就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和研究领域。古典社会学家所具有的广阔视野和远大追求决定了他们不能不关注与社会共生的文化现象;当代社会学家针对理性化、碎片化的现代文明社会, 全面审视文化在权力、不平等、性别、社会分层中的渗透。如今, 有许多人认为, 坚定不移地关注于文化研究是推动社会学研究不忘初心、动力饱满的基本条件。于是, 我们就能够理解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在这种转向中, “文化从作为一种社会学的考察对象, 转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的’或美学的社会学关注形式。”[25] (P431)

在我国, 社会发展进程绝不会因为进入新时代而自发减少各类社会问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条件的改善, 精神层面的迷惑和理想信念的摇摆将会成为常态。费孝通早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至少在上个世纪90年代, 他就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进入小康之后, 我们的路子应该怎样走下去?他得出的判断是, “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6] (P42) 这里的“心态研究”就是文化研究, 就是强调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他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能够在世界发展中发挥融合作用, 防止只重视物而忽视了人。他警告, 一个重物轻人的世界是个危险的世界。在现今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 这样的警示也具有重要启示和现实意义。

三、如何认识社会学的学科规定性问题？从方法和技术方面能否清晰地界定社会学的本质？

与此有关的话题, 笔者在几年前已有提及[26]。事实上, 早在反思恢复重建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学的危机现状时, 有学者就指出了研究方法上片面的定量化倾向[27]。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不能走出这样的片面化认识, 那就是侧重于以方法和技术的定量化来界定社会学的学科规定性和学科本质, 甚至于将研究之中是否运用了量化和统计作为社会学研究能否晋升学科殿堂的判断标准。事实上, “技术层面上的方法不仅无法使社会学同其他学科相区别, 反而却加强了社会学同其他学科的交叉性。”[17] (P17) 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 研究方法和技术只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 对研究方法的重视, 决不能独立于研究内容, 更不能冲淡其该有的研究内容。

不错, 为了认识和描述社会, 社会学研究离不开数字但又不能仅仅停留于数字, 用数字来表示的定量数据固然比用词语来表示的数据更好, 但定量数据也附带着数字本身的不足, 这其中就包括丰富的意义的潜在损失[28] (P25) , 而人类社会现象的真意, 常在数字之外[19] (P24) ,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 则只能“使用一种大话来掩盖概念的空泛”[29] (P295) 。

社会学定量研究中的数字和统计概念, 都一直负载着特定哲学思考所预设的意识和观念, 都不可避免地为特殊的文化和历史色调所浸染, 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涵和历史期待。没有超越特殊时空的绝对的客观中立性, 不可能具有独立的存在性意义[30] (PP.144-204) 。如若不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数字及统计概念的内涵, 难逃会有误用、误读甚至滥用的危险, 难逃对气象万千的社会世界的忽视从而导致研究缺乏灵魂。国外学者早就指出, 如果单纯的问卷调查代替了其他的研究方式, 则会隔断研究者向社会提出问题的机会, 过多的信息有可能使思想窒息[31] (P58) 。

如果“自然”真的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种具有数学性质的设计, 则理性与自然之间无疑就会有一种预设的和谐。但19世纪后半叶以来, 现代人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虚幻“繁荣”和生活中的苦涩失望, 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曾经被漫不经心地抹去了的至关重要的问题[32] (PP.6-8) 。纯粹的数学研究当然可以忽略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的“理念”而只是提供数字和“概念”,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有人正是据此认为, 西方科学的危机即源于数学化, 因为它丧失了生活意义, 忽略了科学最为深刻的本质在于现象学, 进而经营出高度抽象和系统化的“理性”认知和诠释框架[30] (PP.81-84) 。

其实, 字面含义为“结成同伴过程的研究”的社会学本身就具有温暖、人性的内涵[13] (P27) 。从每类专家都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呈现各自的研究发现来说, 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 (因为为了搜集材料和解释事实, 他们各自所采取的策略都颇为相似) [33] (P4) 。那些即便是纯粹的科学研究, 也不可能不受到文化的限制, 或者我们可以承认, 科学文化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34] (PP.67-68) 。就社会学研究来说, 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学真问题”虽然会呈现出多样而复杂的面相, 但它不可能摆脱创始人所设定的基本架构, 总是或明或暗地与整个学科知识进展的脉络保持着高度的相关性[35] (P19) 。如果从更高的层面去分析, 则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会涉及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问题”[13] (P23) , 都会关注个体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变迁及其后果这一核心主题。而在布洛克看来, “任何以调查和了解人是如何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不断改变的新情况为目标的研究, 都有充分理由可以被认为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部分。”[36] (P208)

恰如人们倡导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与后经典时代的社会学之间进行对话, 让统合连贯战胜支离破碎以重新燃起社会学的雄心抱负[11] (P264) 一样, 社会学研究的关注议题自然不能偏离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形式并以对社会整体命运的深刻在意获得学科存在的原发性和统合性基础。

按照社会学创始人的观点, 不管社会学研究的论题多么地纷扰繁杂, 它总是指涉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变迁的。借用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先生的观点[30] (P263) , 作为编织“理想类型”故事的艺匠人, 社会学家的论述议题是对可能性的变形浓缩, 这种在选题和论述中带有动态扩散的不断翻转的过程, 融入了对人类文明命运的一种预言性渴求和宣示。如果套用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未预期结果”说, 则社会学的诠释和研究不仅仅是使隐者显或浊者清, 而是要通过对未预期结果的关注, “体现出与关于社会生活的‘常识性’知识的更大分离”[37] (P178) , 不断挖掘社会学知识的增长并使未来更为充满希望, 让人们更能激荡出感动的涟漪并因此而惊叹不已。以此来看, 为了探求和追问隐藏在行为与社会现象背后的意义性问题, 绝不能简单地强调对表象的量化研究之策略。

其实, 具备量值并不是事物原有的“本质”属性, 与自然现象比较起来, 社会现象只能运用纤细式的心智来处理。因此, 社会学家不应该是以刚性和理性而见长的科学专家, 而应该是以有温度的柔软和感性分析见长的社会思想家。恰如叶启政所言, “只为了期待把社会学推进以物理学为典范的‘科学’殿堂而向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倾斜, 将只是一种东施效颦的作为, 更是一种自我矮化与异化的行止, 这一切得我们进一步地深思。”[30] (P132)

下面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实例来说明人们对学科本质的认识对学科发展走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一般认为, 明确而学科化的“社会学的危机”开始是由美国社会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38]。那时, 如果有人自称是帕森斯的信徒, 一定会被人嗤之以鼻[30] (P3) 。在美国, 自激进社会学家Alfred McClung Lee担任学会会长期间, 开始改革学会的运作, 极力鼓动更多的人分享资源, 这虽然让社会学一时成为显学, 但精英大学的社会学系仍然坚守原有的学术典范。为了应对美国社会的危机, 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方针变得更为强调实用。社会学研究的实务性追求必然会让招生单位 (院系) 采取讨好学生的策略, 尽量安排“实用性”的课程, 通过形塑专业以吸引学生的做法让课程的设置过于强调量化统计研究的方法从而彰显了社会学的学科实用性, 这在专业面临着招生危机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样的时代背景, 使得美国社会学不再重视学科的本质性问题, 从而加剧了社会学专业的脆弱性[30] (PP.6-7) 。顺便指出, 法国学者则有针对性地认为, 社会学专业的培养不应该过多地对市场负责, 只需提供良好的教育质量[5] (P143) 。据此, 我们多多少少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后来社会学在法国有了蓬勃的发展。

上述种种, 使得美国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就没有以对知识论的追求为初心, 从而导致美国社会学总是以高度客观的科学性模式来经营自身的知识体系。因此, 即便会有1960年代欧洲激进革命思想为美国社会学注入了新的论述课题, 但也终因强烈的“美国例外主义”[30] (P10) 而被美国化/实证化了。美国大学和学术界对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本质及哲学性的预设命题的轻视, 很难在更高层面上触碰到社会学的学科规定性等与此相关的问题。在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引领下, 美国社会学对于学科的检视性讨论亦难以涉及到整个问题的核心, 尤其是社会学本身作为社会科学的知识本质问题。有的学者据此指出, 美国社会学应该在重视直觉的基础上多多增加学科的智慧能量[39] (P156) 。

不该忽视这种倾向对美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大影响。截至1960年代, 美国社会学主导着世界社会学, 但后来, 社会学研究的重心发生了世界性的偏移。如今, 社会学的重心已经到了欧洲。在吉登斯看来, 美国社会学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地步, 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学过度专业化, 其量化的强迫症只能导致缺乏创造力的结果[4] (PP.2-5) 。反观英国, 在1960年代以前, 还没有真正建制性的社会学, 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 能够不断吸收欧陆思想的英国社会学家们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他们在社会学理论、文化与消费社会学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是美国社会学家难以比肩的。

四、社会学可否从人类道德生活及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关注出发, 探究人类生活中更具根本性的议题？

19世纪30年代兴起的经典社会学, 试图把握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间变动不居的复杂关系[11] (P3) 。当代社会学家在开始反思自己的研究主题时, 总会批评某些曾经在经典理论家著作中被归于正题的特定议题的边缘化, 于是, 道德议题就常常会重新浮出水面。可以认为, 不管社会学在日后的发展中表现出怎样的根本性断裂, 社会学议题在实质上高度共同关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以此来看, 社会学的雄心抱负具有持久的社会意义和坚韧的学理追求[11] (PP.3-4) 。社会学最古老、最根本的使命在于对社会生活的重建条件的思考[5] (P86) , 如果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不能有意或无意地集中于对人类生存的长远世事的追问, 则社会学终将脱离滋养它的思想源泉, 其社会价值和思想意义必然会丧失殆尽。莱文 (Levine) 在研究社会学传统时旗帜鲜明地指出, 这门科学之所以没有能力探讨现时代紧迫的社会道德议题, 那是因为它抛弃了我们的思想遗产[11] (P17) 。可以预言, 社会学及其研究如果不再关注于社会道德议题, 则即便20世纪70年代所阐释的那种危机早已度过, 但它迟早也会在实质上偏离本不该偏离的学科内涵、边界和抱负。

“社会学思想不必以陷入实证主义的泥潭为结局”[3] (P158) , 也绝不以科学为典范[34] (P106) 。人的行为不是对直接刺激的即时反应, 哪怕是最为细微的反应, 都是这些人及其关系的全部历史孕育出来的产物[40] (P54) 。社会学如果简单化地向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靠拢, 只能不断萎缩其道德议题和生活根基。社会学如果想要不落伍于时代, 如果还想保持与时代的关联性, 就有必要做出彻底的调整和变革。

在吉登斯看来, 如果社会学的目标是解释促使当今社会发生转型的那些发展的话, 就日益需要改变以及更新过往的理论视角, 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对旧有视角的完全抛弃, 但绝不能通过内部的争论取得成功, 必须通过对当下的关键性问题作出富有洞见的回答, 不断激发对我们的时代所涌现出来的根本性议题进行敏感阐述的解答能力[41] (P98) 。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 美国学者卡尔·莱特纳根据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授课体会, 富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关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建议, 其中有一点就是认为应该重视社会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重大影响[42]。如果认定“道德关注依然塑造着社会学的发展轨迹”[11] (P4) 的话, 那么, 社会学思想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德法传统, 那种将社会看做是自由个体基于道德意向行事能力的表达, 那种将社会视为道德秩序的源泉, 个体对于社会生活与道德生活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追问等诸如此类的观点, 始终应该成为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11] (P14) 。费孝通在生命的晚年撰写《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侧重于分析社会学的“人文”性格, 而社会学的科学理性性格, 本身就是一种人文思想[10] (P438) 。十余年之后再研读这篇振聋发聩之作, 仔细品味一位世纪老人的写作深意, 也许给后人提出了这样的思考路径:社会学必须从人类道德生活及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关注出发, 探究人类生活中那些更具根本性的议题。对此, 中国社会学责无旁贷。

总体说来, 社会学应该在关注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上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生活现状, 重新挽回我们曾经极大地忽视了的东西, 以有助于对人类在未来将会走向何处、该如何实现未来目标等重要问题作出更加明智而超前性探索。如此才能保证社会学研究能给我们带来希望, 让我们的实践和未来充满光明, 进而为行动开辟新的可能[13] (P326) 。其实, 有时细细想来, 德国的“悲剧论社会学”将理论和方法论的焦点更多地置于个体的层面进而流露出来的悲观主义情调, 恰恰蕴含着由于意义和真诚的越来越渺茫而对于道德拯救的英雄主义般的呼救。事实上, 对于诸如死亡和生命意义等这些涉及到群体共同命运和终极关怀等议题的关注, 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面对的社会规范和受社会安排的伦理两难的聚焦, 始终是社会学的雄心抱负中的关键内容[11] (P263) 。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出发, 可以认为, 每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学或许总是和某一群体的立场相关联, 但不管怎样的理论及其分析, 如果仅仅受到此类群体所具有的特定历史性和文化特定性特征的约束和限定, 则这样的理论显然是危险的。吉登斯在分析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时指出, 人类学的感受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 借助于这一人类学的维度, 我们自然能以欣赏的态度察视多姿多彩的人类生存方式[43] (PP.10-15) 。每一个特定的群体自然会隶属于“男人”、“女人”、“黑人”或“白人”, 但它总归都属于“人类”, 总会受制于特定的身体化约束和潜能, 面临着特定的生存性困境, 也承受着社会道德生活的种种挑战。

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并不只是一个经验的世界而仅仅由种种事实和命题所构成, 这是一个现象学经验的世界, 一个反思性判断的世界, 也是一个实践行动的世界。因而, 社会学的角色不能仅仅局限于客观的量化描述和专门的技术活动, 伸张民主、开启民智完全可以是社会学的学科担当, 对公共话语的关涉本身就是社会学自古以来的学科内容。可以认为, 失去了对人类道德生活及人类存在的整体性关注, 失去了对人类生活中更具根本性议题的探究, 社会学终将会失去存在的学科理由。社会学应该将包括构成日常生活和公共话语的那些概念、共识性理解以及文化范畴都交付批判性的理论反思之中, 以实现经验性的学术活动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研究的密切交融, 防止社会知识纯粹变成对于既存状况或理解的简单确证[25] (P606) 。

社会学之思一定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 它会拓展我们的理解领域。面对未来, 社会学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并使之成为人们共享自由的至高条件[33] (P182) 。社会学不能缺乏有价值的理论视角的指导, 也不能失去为不同分支的社会研究提供统一中心的能力[4] (P3) 。一门学科的兴衰起落与其研究主题是否回避现实社会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问题直接相关[44]。“没有思考的行动, 也就没有自由的行动。”[45] (P105) 我们预判, 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 社会学思考和研究的反思性视角将会不断延续和强化[46]。社会学研究只有在直面社会现实, 了解自身和他人的基础上, 通过不断关注自身的欲念、行动与我们所栖居和创造的社会境况之间的关系, 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铭记在心, 才能保证通过实际研究让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注释

1. 国内有的学者认为, 费孝通先生在西方社会学谈论较多的社会外显结构内部发现了隐性在场的社会生活这一核心概念, 从而建立了从生活出发, 以生活为核心的内外结构要素、显性与隐性结构互动生成的社会概念体系框架, 这种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生活论”的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研究范式。这种生活本体论的社会学信仰, 为探寻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实体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等基本理论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参见王雅林:《论费孝通先生晚年的重大学术贡献》, 载于《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期。

2. 按照费孝通的说法, 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的基本方针是, 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为了培养专业人员, “我们是从无到有, 在借重外力努力自学的基础上, 通过紧张、浓缩、示范的速成方式培养出一些年轻的初入门的社会学工作者”。参见费孝通:《费孝通全集 (第十四卷)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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