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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玲 魏箭箭:从“伴工互助”到“土地入股”:上海市郊农村互助组的兴起与转变(1951—1953)

更新时间:2020-05-01 08:20:51
作者: 葛玲魏箭箭  

   摘    要:

   1951年的上海郊区土地改革,没有改变市郊农村半工半农的社会形态。受此影响,伴工互助组成为市郊农村互助合作初期的主要形式。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部分互助组组长为了避免在记工评分、农活安排方面出现的混乱或矛盾,兼业农户为了避免雇工带来的剥削风险,共同选择了“土地入股”的经营方式。这表明,土地入股内含一定的乡村自发性。不过,中央缩减互助合作发展计划和随后的政策调整,又使初期的土地入股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定性之变。

   关键词:市郊农村; 伴工互助; 记工评分; 土地入股;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至高级社的阶段性发展过程。由于在中共中央看来,简单的劳动互助也是农民走向集体化道路的重要形式1,因此,学界的既往研究多视互助组为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少量研究注意到了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不可能“长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2。在笔者看来,农村地区的互助组无法“长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原因之一是二者依存的所有制基础不同。在一般农村地区,1950年6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确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正因如此,中共中央认为,即便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还是私有或半私有基础上的合作社3。那么,经1950年11月政务院颁布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确立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市郊农村4互助组,其兴起和发展进程是否有别于一般农村?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否遇到了与一般农村互助组相似的问题?如果存在这样的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

   在华东地区,华东军政委员会认定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适用地区主要包括上海、南京、济南等21个城市的郊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土地占有分散、租佃关系复杂、租额较轻、特殊土地多、土地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这些特点在各城市郊区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以工商业发展程度较高的上海郊区最为典型5。既往研究成果,仅在济南市郊农村变迁的研究中,关注到了市郊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但并未结合市郊农村的特点对互助合作发展的过程作深入分析6。有鉴于此,本文拟以上海市郊农村为例,通过梳理市郊农村互助组兴起与转变的历史进程,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半工半农:互助组兴起前的上海市郊农村

   自近代开埠以来,上海在成长为全国发展最快都市的同时,也带动了近郊农村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的带动下,上海市郊农村的农业种植结构和人口就业选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并逐渐形成一种“靠城吃城,与城市经济互动发展的局面”7。及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上海市郊农村已经成为全市蔬菜、牛奶等副食品以及花卉等园艺品的重要供应基地8。

   与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动同步,市郊尤其是近郊农村人口的职业选择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比如,与蔬菜种植业兴起相伴随的是菜农队伍的迅速壮大。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同,菜农因为在种植蔬菜的同时还要兼顾贩卖,因而具有农商结合的职业特征。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在江湾乡的调查显示,“该乡纯农民为数很少,大部分都兼有其他职业,种菜兼菜贩者占多数”9。此外,城市发展对服务业人力的需求,也吸引着郊区人口向市区流动。上海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1950年12月在四个村的典型调查显示,市郊尤其是近郊农村“从事或兼有其他职业者甚众”10,其中大部分人有不固定职业或从事副业生产,如小贩、车夫、工匠、各种手工业等。在靠近工厂的地区,也有不少农户家中会有一两个产业工人。如此情形也使郊区农村的纯农业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如江湾区薛沈村,全村59户中纯粹依赖农业收入生活者仅有13户,全部依靠做工或是半工半农而以做工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多达32户11。

   不过,市郊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职业选择倾向,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土地。江湾乡的调查显示,不少入城成为手工业者、小贩、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的农民,仍然会耕种若干土地12。这样的职业选择也影响了郊区农村的租佃关系。如江湾乡地主的土地占有数量,就远少于一般农村13。与此相应的是,土改前上海市郊农村的地权结构较为分散,总出租土地中占比较大的是小土地出租14。在小土地出租者中,又有不少是农民因占有土地太少而将其出租,以便从事其他工作15。因此,相较于一般农村,土改前上海市郊的租佃关系虽然较为发达,但与一般农村以地主和富农为主要土地出租者的情形不同,半工半农的社会使不少进城寻找生路的农民成为土地出租的重要群体。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上海市郊的吴淞、江湾、新市、大场、真如、新泾、龙华、杨思、洋泾和高桥等十区先后解放16。郊区解放后,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成立了市委近郊工作部和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代表市委领导十个区委的工作17。同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又设立了市郊行政办事处,并设财政、民政、文教等部门18。至此,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郊区领导机构基本建立。1950年11月《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颁布后,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在组织干部学习后,即派出年初组建的土改实验工作队,分赴远郊的新泾区诸翟乡、龙华区的梅陇乡以及近郊江湾区的江湾镇和吴淞区淞北乡,进行土改工作试点19。

   《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规定,市郊农村土改中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再由乡农民协会连同国家所有的其他农业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意味着土改结束后的市郊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20。最终,上海市郊土改中没收、征收的167582.85亩土地全部被收归国有,其中146656.52亩土地被分配给259894名无地少地的农民,人均得地0.56亩。同时,为了兼顾郊区农村的特殊性并保证城市生活不受影响,市郊土改没有完全遵循土地使用权平均分配的原则,而是根据郊区实情制定了兼业者少分地、菜田尽量照顾原耕等做法21。

   上海市郊土改对城郊农民兼业现象的许可以及照顾原耕的做法,表明土改实施者无意完全阻断城乡之间的人员、物资交流,这点与学者讨论的北京郊区土改有所区别22。上海之所以没有禁绝城乡之间的人员、物资交流,一是为了满足城市生活需要,比如对菜农的适当照顾就是如此;二是市郊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并未因土地改革而发生改变,在可耕地资源不足的条件下,郊区农民如要维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就必须在耕种土地的同时,开辟其他生活来源,继续到城市兼工是最便捷的途径。比如1953年诸翟乡马弄村的调查显示,从事贩卖和到城市踩脚踏车仍是土地不足家庭增加收入的重要选择23。

   半工半农社会形态的维系,弱化了土地在兼业农户心中的重要性。上海市郊土改结束不久,即有家居郊区的工人因生活情况好转将原分配的国有土地退回或者私相赠送24。多数到城市兼业者,虽然没有退回或赠出已分得的土地,但也采取了有偿互助或是雇人耕种的方式。这两种做法,土改前就是市郊农户缓解劳力短缺的重要手段。比如新泾区诸华乡的庄家泾大量种植蔬菜,而蔬菜收获又必须及时,所以在土改前形成了“户户都与人伴工或雇工”的耕作习惯25。类似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所辖各地都较为普遍。据华东局的调查,多数如上海市郊这样的新区农村,在1950年春的生产救灾中都开展了互助合作,并“战胜了严重的灾荒”26。互助合作对救灾和生产的助益,也使华东军政委员会在1951年2月发布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中,肯定了劳动互助和“雇佣自由”的积极作用27。

  

   二、“伴工互助”:市郊互助组的兴起及其初期形态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要求各地党委将其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同月,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就要求已经完成土改的地区开始试点创办互助组28。在此之前,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对劳动互助的提倡之策29,已在上海市郊农村显现效应。截至1951年9月,上海市郊农村出现了431个互助组。

   政务院1951年初提倡的劳动互助,充分考虑了农民原有的互助习惯。此要求在上海市郊农村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初期互助组的组织形式上。根据市郊农民协会的调查,市郊农村最初兴起的431个互助组,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建立在原有互助习惯基础上的伴工互助组,二是政府提倡的代耕帮工组。

   伴工互助组的最大特点是自愿互利,没有固定的领导和组织,参与其中的家庭多是习惯于“互相伴工、换工,大家有来有往,两不吃亏”30。如江湾区的临时性伴工组,就是“甲在忙的时候,乙帮着做,吃了饭,6000元31;或到下次和乙做还”32。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的调查发现,类似的伴工组在江南农村相当普遍,大体有三种类型,即人力或农具互助调剂的“换工”“调工”,畜力互助调剂的“搿犋”“伙养牛”,以及集体卖工33。

   除了建立在原有互助习惯基础上的伴工互助组,优属名义下的代耕帮工组也是早期互助组的重要形式之一。优待军属是中共在战争时期就广为提倡的一项拥军政策,代耕是各地普遍实行的优属做法。沪郊农村兴起的早期互助组中,就有不少是代耕帮工性质的,而非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互助组。如前述的431个互助组中,就有183个是“帮助人占多数”的,其中属于替军烈属代耕的有95个。这种互助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有固定帮助对象的,比如以军烈属和鳏寡孤独为对象,完全代耕不记工算账;另一类是没有明确的帮助对象,只是由青年人带头帮助别人,同样不记工算账34。

   不同于建立在历史习惯基础上的伴工互助组,多数代耕帮工组是在政策提倡抑或干部发动的背景下兴起的。1951年华东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农业生产十大政策的第八条,就要求各地做好烈属、军属的代耕工作35。上海市郊农村的优属代耕组就是在此背景下组织起来的。优属代耕内含拥军诉求,又有一定的历史传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相较而言,那些没有特定帮助对象的纯粹帮工组,虽然受到青年团员和干部的欢迎,却遭致团员家属的不满。因为有些青年为了参加互助组,忽略了家庭实际情况。如大场区第十村的一对母子,母亲是盲人,家中本就缺少劳力,结果儿子仍坚持外出帮工,导致母子不和36。

   比较伴工互助组和代耕帮工组的兴起原因以及目的不难发现,代耕帮工组很难坚持伴工互助组那样的“等价互利”原则,这影响到它的长期存在。比如,有的代耕帮工组无偿使用中农或富农的牲畜或生产工具,也有些受助者完全依赖帮工者。参与的年轻人初期虽然较为积极,但在家人的反对下,很快也会消极下去,“情绪不高了”。因此,这类组织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在1951年8月市郊农民协会统计之时,183个代耕帮工组中有53个已经解散37。事实上,从农民的角度而言,他们更希望参与的是在自愿基础上兼顾互利原则的互助组。比如肖庙乡互助组组长就直言,他所期待的互助组应该是由土地、劳力相差无几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样能够避免劳动力的空闲与浪费38。

   综上而论,如果不考虑规模,只关注互助组出现的时间点,在政务院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共同提倡下,上海市郊农村在1951年初就已经出现了少量的互助组。虽然这还难以称得上“兴起”,但初期互助组的出现及其巩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还是为接下来互助组的全面兴起提供了参照。比如市郊农民协会的报告就提到,要定期召开互助组会议,时常交流经验,研究与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使郊区的农民逐步走向组织起来”39。这样的经验累积,无疑为此后互助组在市郊农村的全面兴起奠定了基础。

1951年初的政务院农林生产决定,在提倡互助合作的同时,也表明了反对“强迫命令”的态度;加之同期开展的土地改革40,因此在1951年全年,互助合作都未成为上海市郊农村工作的重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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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1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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