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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

————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20-05-01 08:11:18
作者: 小野寺史郎  

   摘 要:1947 年 10 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斯大林并无意在亚洲也建立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国际 组织。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与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 虽然提出让中共领导亚洲革命,并原则上同意建立东方情报局,但不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中共得到莫 斯科的原则意见后,立即开始培训亚洲各国共产党干部。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实际上取得了对亚洲 革命的主导权,虽然考虑到国际形势,没有建立东方情报局的机构,但是通过开办马列学院和各种专门 学校,以及把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聚集到北京,中共已经开始领导亚洲革命,特别是朝鲜问题的主导权 也已经向中国转移。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苏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不再提起,但 直到 1960 年代初,中国始终是亚洲革命的中心。

   关键词: 万寿圣节; 国庆日; 纪念日; 政治文化; 新政

  

   吾国自推翻专制改建共和以来,莫不效法于美法。即纪念问题,彼邦人士甚为注重。吾 国今欲立民国立国纪念。

   法国国节含有革命性质,美国国节含有独立性质,故法美各国均以革命独立之日为国节。我国国节亦应效法法美,自是一定办法,即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

   窃以为世界有永远纪念之日三。一为美之七月四号。一为法之七月十四号。一即我中 华民国之十月十号是也。

  

   一 前 言

  

   哈里森( Henrietta Harrison) 在 2000 年的著作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中主张: 辛亥革命 以后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政治文化( political culture) 。所谓新的政治文化包括: 悬挂国旗、穿西装、男性 剪辫、女性废除缠足和进入公共领域、使用西历以及庆祝国庆日等等。哈里森认为,通过这些政治文 化,出现了新的国族认同感,而一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以参加这些政治文化活动来表达自己对民国 的忠诚。这个新的国族认同概念就是“民国国民”( republican citizen) 。

   哈里森的著作发表之后,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符号的研究开始盛行。笔者 2005 年也发 表过一篇文章,探讨民国初年国庆日的成立过程,姜瑞学与李学智等文章也论及此题目。姜瑞学主 张: 北京政府试图通过动员民众参加“双十节”的仪式活动,来获取民众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李学智 批评姜瑞学,指出: 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到后来官民分立与对立的变化过程。1920 年代以后,国庆活动成为各界民众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

   然而,以上文章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民国初年国庆日所具有的划时代性质。例如藤谷浩悦指出: 以往清政府将民间信仰吸收在国家祭祀之内,试图宽松地统合地域社会。但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开 始以“文明”与“富强”为目标,将以城隍赛会为代表的地域社会风俗,视为“野蛮”行为而加以压制。因此,现在有人提出了强调辛亥革命前后的连续性,将 1900 年代的“新政”视为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之起 源的观点。 

   本文试图探讨如下问题: 清朝末期,“纪念日”这一新的政治文化是如何被导入中国且发展开来的。 “大清臣民”,在其中是被如何定位的。民国的国庆日,到底是否具有划时代性质。

  

   二 各国君主诞辰与清朝万寿圣节 

  

  

   清末派遣到欧洲与日本的外交官,均在其日记中,纪录了与祖国相异的其他各国的多种政治文化。 

   同治五( 1866) 年,总税务司赫德( Robert Hart) 获赐假回国,清朝首次派遣欧美视察团与其随行。 参加该团的张德彝在英国滞留期间,于四月十一日( 5 月 24 日) 日记中写道: “中历〔四月〕十一日,即西 历三月二十二日,系英国君主诞辰。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当晚乃第三日也。遂于 戌刻乘车街游,见市廛阁巷楼檐皆燃煤气灯,……是夜车声辘辘,游人济济。”③ 维多利亚女王( 在位 1837—1901) 的诞辰应是 5 月 24 日,文中的“西历三月二十二日”有误。对张德彝来说,在君主诞辰之 日,街上悬挂灯笼彩绸,老百姓大举上街游逛,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情景。所以他将这些情景用“元宵”来 比喻说明,而不是清朝皇帝的万寿圣节。同视察团的斌椿亦在此后赴法时写道: “〔七月〕初六日,晴,系 彼国八月十五日,国王生辰。街市皆立大旗,通衢安玻璃灯数百万盏。城乡游人填塞宫前大街长数里, 陈百戏,夜放烟火,……五色明灯,璀璨满天,灯火通宵不息,有用电气灯照耀楼台,异光夺目。”④ 这里所 谓“国王生辰”就是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在位 1852—1870) 的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生日。斌椿亦 兴致勃勃地记载了街上悬挂灯笼,人人上街庆贺,以及到处悬挂“大旗”的情景。

   对于清朝官员来说,庆贺君主诞辰这一习惯本身并不足为奇。自唐玄宗将自己的诞辰定为“千秋 节”以来,历代王朝均举行仪式来庆贺皇帝诞辰,百官朝贺,大兴宴会。清廷亦早在崇德元( 1636) 年定: 元日、长至( 冬至) 及万寿圣节京官进表庆贺。顺治八( 1651) 年又定: 元日、长至及万寿圣节为三大节, 外官均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与京官同⑤。那么,在英国与法国,令张德彝与斌椿惊讶的是什么呢? 他 们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个是煤气灯或电灯造成的明亮而灿烂夺目的夜景,另一个是官员以外一般老百 姓的热闹与“各处悬灯结彩”、“街市皆立大旗”的情景。

   光绪三( 1877) 年,清朝在英国首次设置驻外公馆。与第一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同行的副使刘锡 鸿,正遇当年女王之诞辰,亦作纪录,称: “〔四月〕二十一日,即西历六月初二日,维多理亚庆生辰。伊国 无朝贺之典,惟伦敦数百街中,结彩悬灯,花气芬馥,男女往来如织,歌乐之声阗然。”如上所说,维多利 亚女王的生日是 5 月 24 日,但因 5 月 20—30 日英国政府休假停止办公,所以此年在 6 月 2 日进行庆 祝。刘锡鸿亦将英国君主诞辰不受朝贺而街上悬彩,老百姓游行的习惯看作与清朝不同的政治文化⑥。 光绪四( 1878) 年,随同郭嵩焘、刘锡鸿赴英以后,又随同出使俄国钦差全权大臣崇厚赴圣彼得堡的张德 彝,对俄国的情景亦有记载,称: “俄历八月三十日,为东教先贤阿来三德诞辰,其名为俄皇〔亚历山大二世( 在位 1855—1881) 〕御名,故市肆关闭,人工休息,各处挂旗庆贺。……晚各处燃灯,夏园旁之演剧 处尤为繁盛,五色迷离,远近莫辨。”①

   光绪三年,作为第一任出使日本国大臣的何如璋,赴明治维新后已过 10 年的日本,在神户登岸后, 看到沿途排列的老百姓,人人手中挥动小旗欢迎,每家悬挂国旗灯笼,解释其为“国主临幸”时之礼法。

    户户高悬画日旗,连宵华炬列千枝。飞觞忘拜东邻赐,错认春灯夜燕时。 

   〔十一月〕初四日上岸,东人肩摩毂击,夹通欢迎。每户皆悬旗,小儿嬉戏亦手执小旗,意以致敬。连夕沿岸张 灯千万计。其国主临幸,盖用此礼。②

   有趣的是,与张德彝对英国女王的诞辰觉得“胜似元宵”完全一样,何如璋亦对此情景怀有“错认春 灯夜宴时”的感想。

   黄遵宪当时以参赞的身份随同何如璋赴日,看日本“三大节”的情景,吟诗称:

   堂堂黼座设朝仪, 神武初元立国时。 一百一声闻祝炮, 满城红日早悬旗。 

   朝贺大礼岁有三大节。曰新年。曰天长,十一月三日。二月二十相传为神武即位纪元之日,曰纪元节,尤重 之。官皆大礼服,诣宫朝贺,放祝炮一百一声,人家皆悬画日旗以伸庆也。③

   “天长节”是明治天皇的诞辰。“纪元节”是阳历 2 月 11 日,所以黄遵宪应该是笔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在明治元( 1868) 年以明治天皇的农历生日 9 月 22 日定为“天长节”,并在 明治五( 1872) 年将农历 1 月 29 日定为“神武天皇即位相当日”,均为假日。明治六( 1873) 年改用新历 以后,废除以往农历的传统节日,决定将神武天皇即位日改称为“纪元节”,开始用新历来庆祝纪元节与 天长节。据说,在 1873 年 11 月 3 日天长节上,日本老百姓第一次悬挂国旗④。二战以前的日本,以“三 大节”为代表的国家纪念日,俗称为“旗日”。因为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纪念日首先是悬挂国旗之日。

   同治元( 1862) 年,清朝为了将欧美各国的船籍区分开来,决定以“黄色龙旗”为“中国官船”之旗 帜⑤。同治七( 1868) 年,清朝首次派遣正规外交使节团“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使节团”时,各船只 与车辆均插黄龙旗,又在与各国的外交仪式中使用此旗⑥。同治十一( 1872) 年,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所 有福州船政局,上海洋炮局所制的轮船及各关口的巡河船均扬此旗⑦。但是,早期黄龙旗的使用基本上 限于船籍表示或外交仪式,在国内,官员以外的一般人没有机会使用此旗。 那么,国内的老百姓,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悬挂国旗的? 有文章写道: 光绪二十六( 1900) 年庚子事变 之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的路上

   ,随同之保镖“车高插黄龙旗,云是太后所赏。是时 国内商民尚无插国旗之例,以为异数”⑧。另一篇文章亦有记载: 以前黄龙旗“仅限于税关暨官有之轮 船,商家未敢僭用。迨光绪辛丑〔1901 年〕,醇王〔载沣〕衔命赴德谢〔义和团〕戕杀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公使之罪,取道申江,沪商会以此举有含垢忍辱之意,遂一致悬旗欢送,以表爱国之诚,……商 店用国旗实自此始”⑨

  

   虽然这些文章均是后来写成,但由此可以推测,庚子事变以后,清朝对于“商民”、“商家”的黄龙旗 使用方针有所改变。 

光绪二十八( 1902) 年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北京以后第一次万寿圣节 ( 光绪皇帝的诞辰是六月二十八日,但因为七月一日是孟秋祀礼而前 3 天要斋戒,加以六月二十七日亦是斋戒日,所以二十六日举办万寿圣节,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 3 天为假期①) 。据此年创刊的《大公 报》所记载,当天在天津“商民庆祝圣寿计,自闸口以及估衣街,天津城内外,河东河北各国暂领,地面方 数十里,无不高揭国徽以志庆贺”,因此“各界领地居民,临时备办措手不及,群向彩绘店,争先购买盈尺 之布。稍为涂鸦亦售重价。可见此时之盛矣”。“公所”亦大规模装饰。“将正厅悬挂大小黄彩,四围 上下遍布五色彩绸毡垫等物。内外悬挂东西洋各式明灯,几无隙地。客厅亦悬灯结彩,四壁遍张历代 名人书画。陈设桌椅,悉仿西式,井井有条。院中巨竿高揭黄龙旗帜,四面悬缀各样彩灯,密如繁星。 大门外以松柏织成门楼,嵌以无数鲜花,妍丽夺目。门楼上复悬挂各式灯彩及黄旗。东西墙壁悬挂巨 灯八枚,制成‘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八字,钜盈五尺”②。加以当天下午 5 时开始,在日本租界“日出学 馆”召开“万寿祝典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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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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