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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

————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

更新时间:2020-05-01 08:11:18
作者: 小野寺史郎  
“中华官绅衣冠到者二十余人,皆按班行礼,整齐严肃。华商到者百数十人,分 二十人为一班,共分七班,皆行三鞠躬礼。华人之以三鞠躬礼施于君者,自此会始”。会上还有参加者 夫人等女士,她们亦仿行三鞠躬礼。记者称: “皆能以开风气为己任者”。会场配有西语译员与东语译 员,东西各报馆主笔及日本总领事伊集院彦吉等十几个日本人也参会行礼。7 点方皋演说“士农工商四 民与国家之关系,华民与光绪皇帝之关系及其责任,又勉励与会诸君宜合群力扶助皇帝复位,以顺民 心”③。法租界的北洋医学堂“高悬国徽,内外遍悬灯彩,十色五光”,招商津局、青年会等亦张灯结彩, “估衣街各铺户亦添悬彩绸”,因此“异常热闹”。加以“北清印字局又粘出灯谜无数,酬赠极丰,津郡士 夫闻之而往者颇众,争先恐后,济济盈门,诚自埠未有之钜观也”④。当天《大公报》亦登载《万寿祝辞》, 称赞“我皇上忠于国事”,其英明“实超越乎汉之孝武,虽俄之大彼得、日本之明治不是过也”,而呼吁 “伏愿凡我国臣民感激奋发,力洗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斯无负我皇上保国爱民之至意”⑤。在上海有人 亦计划“庆祝会”,因为“庚子岁万寿圣节,如旅居外洋檀香山、槟榔屿、新架坡等埠之中国商民,皆张灯 悬旗虔伸嵩祝,惟上海独付缺如”,其章程规定: “是日会中高悬国旗以崇国体”,“是日会友齐集各抒所 见,演说此会宗旨”等等⑥。这些报道所介绍之万寿圣节之景象,与清朝外交官在欧洲及日本所见到的 各国君主诞辰之情景完全一样。

   有趣的是北京的情况。《大公报》报道: “去年〔1901 年〕万寿之日,京师臣民西望遥祝,比户多悬灯 结彩,各局所亦有高挂龙旗者。今幸两宫回京,故物依然,乃此届圣节,民户之灯彩盖甚寥寥。呜呼,上 下之际可以观国,君子于此觇文明政化之进步也”⑦。此年慈禧之万寿圣节( 十月十日) 时,反之“所有 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及洋商铺均高悬国旗以伸庆贺,其城外各民居铺户亦奉传谕一律结彩悬灯,同祝万 寿”⑧,报道解释: “自去年联军在京时,京城铺户遇有庆贺始悬灯彩。今夏皇上万寿,五城练局未曾晓 谕,是以居民未敢冒昧,街市全无灯彩。兹届太后万寿,各街铺户皆挂绸布红条于门,实系练勇逐户招 呼之故”⑨。这可以说是庚子事变以后“铺户”开始万寿圣节悬挂国旗的证据。虽然在天津一般“居民” 好像是主动地“高揭国徽以志庆贺”,而在北京,“铺户”没有“传谕”、“晓谕”或“练勇”的招呼,是不敢 悬灯笼龙旗的。这可能是因为天津、上海等城市有租界,居民对于西方人在各国君主诞辰悬挂国旗庆 祝的习惯比较熟悉。 

   光绪二十九( 1903) 年光绪皇帝的万寿圣节之报道中有记载: “每遇万寿,各家悬彩,自乱后已为 例”⑩,同年慈禧太后的万寿圣节之际,在北京亦“本日为皇太后万寿之期,照例由各地面传知铺户悬挂彩绸”①。可以看到,庚子事变以后开始的各家在万寿圣节高悬国旗庆贺的习惯,1903 年“已为成例”。

   光绪三十( 1904) 年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 70 岁诞辰,所以此年万寿圣节活动格外盛大。在北京,所 有祝寿人员均前往颐和园行礼,各国人士前往瞻仰者也不少。祝嘏者,约有民二千余名,官六百余名②。 京中官立学堂,门首均悬挂彩绸灯笼龙旗,且初九日初十日停课两天③。在天津,各国官绅及女眷齐到 督署〔直隶总督衙门〕,庆贺以茶会观戏,各行商董奉谕列摆灯棚,商务公所门前高搭彩棚列摆陈设。而 且,采纳县署恳求,当天允许皇会作赛,于是天后宫泥像用黄辇舁出,绕走城内④。当天,正在赴日留学 途中路经武昌的宋教仁亦在日记中写道: “余乃至街上游览,是日为清太后祝寿之期,满街悬灯结彩,家 户皆挂龙旗一只,市上人往来杂踏,车马之声如鼎方沸,大有歌舞太平之象云。”⑤ 

   这次慈禧太后万寿圣节之报道记载: “是日自早至晚街上游人纷纷如蚁,兼之官所民宅皆高揭龙旗 以伸庆祝,实为庚子以前从来所未有云”⑥ ,“自庚子年后,凡遇两宫圣寿,即由各段巡勇传谕铺户悬挂 彩绸以表贺”⑦。在这里亦可以看到,街上商铺民居悬挂国旗这一新习惯,无疑是新政时期才开始的。

  

  

   三 万寿圣节与纪念日

  

  

   如上所述,清朝在新政时期,导入臣民悬挂国旗以庆贺君主诞辰这一全新的政治文化,无疑是以清 末外交官在欧洲与日本目睹之各国的习惯为参考的。外交官们于 1870 年代访问欧洲或日本,那时,据 霍布斯邦( Eric Hobsbawm) 所指出,正值选举制民主主义广泛开展以及大众政治的开始出现,在这一环 境下,为获得臣民的服从与忠诚,欧洲各国采取新的方法,大规模制造公共仪式、纪念日、建筑、广场、纪 念碑等“传统”⑧。因此,模仿以上诸形式的清朝万寿圣节,其目标亦可说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统合。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祝典”的概念传入到清末文化界。其来源是当时世界上罕见的非君主国美 国,以及经过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最终回归共和制的法国。

  

   祝典呜呼起? 所以纪念旧事业而奖励新事业也。……其祝之也,或以年年,或以十年,或以五 十年,或以百年。要之借已往之感情,作方新之元气。其用意至深且美。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 之七月十四日,为开国功成之日,年年祝之勿替焉。……大抵凡富强之国,其祝典愈多,凡文明之 事业,其祝典愈盛。岂好为侈靡烦费以震骇庸耳俗目哉? 所以记已往,振现在,励将来。所谓历史 的思想,精神的教育,其关系如此其重大也。

   中国向无所谓祝典也。中国以保守主义闻于天下。虽然,其于前人之事业也,有赞叹而无继 述,有率循而无扩充,有考据而无纪念。以故历史的思想甚薄弱,而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亦因 以不生。⑨

   这篇文章是新政开始的光绪二十七( 1901) 年末,梁启超为纪念《清议报》第 100 期刊行而写下的, 亦是清末最早明确主张近代国家中“祝典”重要性的文章之一。

   众所周知,下年梁所发表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舞台是: “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 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⑩。

   光绪二十九( 1903) 年元旦,梁启超又谈到“祝典”:

  

   东西各国,每年中必有一二日之大祝典,为国民荣誉之纪念。若美国之七月四日,法国之七月 十四日,皆举国胪欢,鼚鼓轩舞。使人际其日,参其会,忽起历史上无限之感情,向往先民,而益以 增长其强固勇猛进步自立之气。若我中国则何有焉。所号称一年中普天同庆者,惟此一元旦。夫 元旦则何奇。不过地球绕日,一周而复云尔。国民众族以居此土者既四千年,乃曾无人事上历史 上可纪念可庆祝之一日。① 

   发表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梁启超应以美国华侨为基础的保皇会之邀而赴美,当地亲自经验美国独 立纪念日的“祝典”,写诗如下: 

   此是君家第几回, 地平弹指见楼台。 巍巍国老陪儿戏, 得得军歌入酒杯。 

   十里星旗连旭日, 万家红爆隐惊雷。 谁怜孤馆临渊客, 凭陟升皇泪满腮。② 

   保皇会在光绪三十一( 1905) 年制定的《保皇会公议改定新章》中规定: “每年六月廿八日为皇上万 寿,会员应行恭视礼。六月十三日为保皇会创始日,应行纪念。”③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皇上万寿”与“纪念”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与上述梁启超的“祝典”的定义有所 关联。梁启超的前文中,“纪念”的对象只是过去的所谓“事业”。所以,假如遵照这项定义,则君主诞辰本 身不会成为生“爱国爱团体爱事业之感情”的“祝典”。这一点,与上述《大公报》之《万寿祝辞》中通过强 调光绪皇帝“忠于国事”,以及“万寿祝典会”的演说通过强调“士农工商四民与国家之关系,华民与光绪皇 帝之关系及其责任”,而将臣民、光绪皇帝、国家三者结合起来的尝试,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梁启超写这些文章的时期,在世界“富强之国”之中,极少有国家在君主诞辰、即位日或宗教 祭日之外,以某种“事业”的纪念作为主要的国家祭日。仅有德国为庆祝普法战争中胜利的色当会战 ( 1870 年) 之“色当之日”等一二例而已。日本亦从来没有过“明治维新纪念日”。总之,梁启超虽然说 是“东西各国”,但当时有其描述的“祝典”的国家,世界上也只有美国与法国。而且,美国独立纪念日 暂且不提,7 月 14 日成为法国“国民祭( fête nationale) ”且每年举行“祝典”,是法国大革命后近一百年 的第三共和政时期的 1880 年才开始的④,从 1901 年算来仅仅 20 年以前的事。

然而,梁启超的这些文章,对于当时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可以说是影响巨大。例如,光绪三十二 ( 1906) 年七月十三日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上谕时,各地召开“祝典”。在上海,响应学界商界的号召, 七月二十一日各商店民居均悬国旗,召开演说会与宴会,商学补习会体育部、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 体操会等团体,穿着军服或体操服,随同军乐队游行于市内⑤ 。下星期天七月二十八日,申报馆、同 文沪报馆、中外日报馆、时报馆、南方报馆等在张氏味莼园召开“恭祝立宪会”。园内遍悬灯彩,门首 树立龙旗,奏军乐,由郑苏龛〔郑孝胥〕及马相伯等演说,看戏。官界、学界、商界等参会者约有千 余人⑥ 。 

  

   另外还应该注意到,前述通过万寿圣节实现统合国家之话语,多依靠决心变法自强的光绪皇帝这 一英明君主的个人形象。 

   宣统二( 1910) 年正月,《教育杂志》登载了一篇名为《宣统二年庚戌学历》的记事。这是学校一年 中各项仪式的日程表,除了星期日、元旦、二月八月的上丁,以及端午、中秋为假日外,还记着很多“纪念 日”与“国耻纪念日”( 表 1) 。

  

  

   “附说”有说明: “每届纪念日,或于下午最后一时间停课开会,为学生演说当时之历史,或不停课而 于课毕后延长一时间以内行之。演说之际,当以今日情形互相比较,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大有裨益。” 该“宣统二年庚戌学历”亦将“皇太后万寿”、“皇帝万寿”( 及“孔子生日”) 与“纪念日”、“国耻纪念 日”明确区别。

   该“学历”通过以“纪念日”、“国耻纪念日”纪念“事业”,期望“于养成国民之爱国心大 有裨益”,但并没有期待“皇太后万寿”、“皇帝万寿”等能够发挥同样的作用。这样的想法的确与梁启 超之“祝典”概念相通。虽然该“学历”作者不详,但可以说有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在能够以个人形象来 获得臣民忠诚的君主光绪皇帝( 以及慈禧太后) 死后,为了“养成国民之爱国心”,与其庆祝当时刚 4 岁 的宣统皇帝之万寿,不如纪念鸦片战争以来“国耻”与新政的“事业”。

  

   四 结 论

  

   对于以打倒清朝为目的的革命派来说,其理想目标自然是施行共和制的美国与法国。因此如开头 所述,辛亥革命以后,模仿美国独立纪念日与法国革命纪念日而制定国庆日,也是顺理成章。 

   1912 年 9 月 28 日,民国政府正式决定“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初十日为国庆日”。并且列举国 庆日应行之事如下: “一 放假休息 二 悬旗结彩 三 大阅 四 追祭 五 赏功 六 停刑 七 恤贫 八 宴会”①。

   然而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发现这些活动并非全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本文仔细探讨了万寿 圣节“悬旗结彩”成为习惯的过程。“追祭”亦算是清末被落实的政治文化② 。“鞠躬”与妇女参加仪式 等现象,也已经在新政时期的万寿圣节中出现。以美国与法国为榜样设立纪念日,此想法本身亦在新 政时期即十分普及。此等新的政治文化,在构成“民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之前,被赋予构成“大清臣民” 的新自我认同之期望。所以以上诸变化,与其说是辛亥革命以后突然出现,不如说是 1901 年以后在持 续性的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注释从略,详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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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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