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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中国外交70年: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更新时间:2020-04-30 00:42:01
作者: 赵可金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教授。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而且也深刻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也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个基本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环顾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外交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变动不居的国际国内形势,充分汲取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未来中国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外交;大历史观;历史逻辑;基本经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外交的核心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国外交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外交工作的历史使命、工作主题、战略布局、优先次序以及方式方法都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甚至有人概括为“十年一变,逢九必变”。因此,如何理解中国外交70年的内在历史逻辑,一直是令各方困惑的研究难题,几乎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在解释中国外交的时候都存在“水土不服”和“理论失灵”的问题。因此,通过构建中国外交经验研究的方法论,确立中国外交的“大历史观”,提炼中国外交变革的历史逻辑和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路径。

  

   一、中国外交经验研究的方法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方法论。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强调“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更加重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学习进步的历史。

   其实,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纯粹经验的方法”,恩格斯也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也深刻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基本经验,亟须坚持唯物史观“纯粹经验的方法”,镜鉴当代,指导未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增强战略定力,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外交历史经验存在着众多研究路线。有的学者从中国外交档案的角度,重视对中国外交历程进行档案挖掘,努力刻画出一幅锱铢必究的中国外交“工笔画”。外交档案的解剖虽然有助于刻画中国外交的细节,但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野局限,且需要数十年的皓首穷经,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外交70年的整体逻辑。还有的学者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以特定领导人的任期为经,以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为纬,铺陈出一幅条分缕析的中国外交“风景画”。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铺陈虽然能够照顾到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但缺点是面面俱到反而难以体现出真正具有规律性的经验知识。还有的学者从中国对外政策的角度,考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揭示出一道纵横捭阖的中国外交“连环画”。考察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一条通行的研究路线,有助于理解中国外交的来龙去脉,但却很容易卷入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情境性因素,纠缠于一些政治问题而难以自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般来说,所谓经验,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对新中国外交70年基本经验的研究,意味着对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实践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和归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知识。这些基本经验作为规律性的知识,对未来中国外交必然也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黄仁宇先生倡导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方法可能是一种总结中国外交70年经验的适合路径。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历史卷帙浩繁,剧情复杂,短时间内难以探明究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仁宇先生不以道德论史,流连于对历史事件的评头论足,也不以考据为文,痴迷于丰富史料的堆砌,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近代以来的150年时间内推动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因此,他倡导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从中把握中国历史的大逻辑,关注的不是“应当如何”的“资治通鉴”,而是“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因此,遵循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总结中国外交70年的“大历史”,是一条研究中国外交70年经验的可行性研究路线。

  

   二、中国外交“大历史”

   关于现代国家成长逻辑的解释,西方学界的研究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权力容器”的研究,查尔斯·蒂利关于资本和强制在国家成长中的角色研究,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性权力成长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以权力的集中与制度化”为线索的现代国家成长框架。

   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绝对主义国家,消弭了各种领主、贵族、教会等独占的额外权力,确立了国家主权(最初主要表现为君主主权)的至高地位;

   第二步是在国家主权确立稳固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成长,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推进,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

   马克思唯物史观则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国家成长的唯物史观逻辑。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仅仅从国家自身系统的角度,阐释现代国家成长的内部逻辑,而忽视了国家成长的外部因素。

   如果将国家成长置于开放的世界舞台上,考察现代国家成长的外部因素及其影响,则会呈现出一幅新的画面。从大历史观的技术逻辑出发,则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在世界舞台的成长必须解决生存、发展和责任三个问题。首先,所有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生存,必须首先赢得主权和安全,获得其他国家对其合法地位的正式外交承认。其次,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国家还需要推动壮大国力,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成长为一个物质丰裕的发达国家。再次,在成长为发达国家后,还需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获得更多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追随,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强国。“立国—富国—强国”是大国成长的三个阶段,也是一个解释现代国家在世界舞台成长的大历史框架。

   从大国成长的“大历史”出发,中国外交70年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国家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在中国成长的不同地位和发展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着不同的核心问题,中国对外工作的阶段目标和先后次序不同,在实际外交工作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法。

   按照中国赢得生存、谋求发展和走向强大三个不同阶段的成长阶段来划分,中国外交7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革命外交(1949~1978年),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中“站起来”,在世界舞台上赢得生存,关键词是坚持独立自主,实现站稳脚跟。

   对一个国家而言,首要的使命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社会中赢得生存,站稳脚跟。衡量一个国家赢得生存的主要指标就是获得世界各国的外交承认,并作为合法成员加入主要的国际组织。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与古代中华帝国的汉唐盛世相比,近代中国在列强林立的世界舞台上受尽屈辱,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基本上是“跪在地上办外交”,不得不接受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从巴黎和会上列强关于青岛问题的不公正处理到美苏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屈辱外交成为近代中国外交不得不接受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主权和安全等权益在近代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中国并不是一个获得生存权的现代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欧美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不承认的外交孤立政策,国内则仍然存在受到美国和西方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的威胁,只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中国的生存压力很大。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革命外交的路线,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其核心是独立自主和革命外交,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承认和孤立政策,中国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对策,反而通过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在朝鲜、越南、中印边界尖锐对抗,以实力求生存。

   同时,中国也重视积极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坚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先后同苏联、东欧、西欧、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并在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功打破了欧美列强的外交封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中顶住了压力,站稳了脚跟,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有61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比建国20年内建交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等。

   与对外彻底割裂和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相对应的,是组建一只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革命外交思想的另一层含义。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外交队伍”,这支新的外交队伍,应该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致力于解决“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以“将军大使”为代表的一大批职业革命家,当时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兵团级干部,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比如黄镇、韩念龙、耿飚、伍修权、袁仲贤等,在外交界享有“将军大使”的美誉。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这些“文装解放军”大多具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开展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第二阶段:发展外交(1978~2012年),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中“富起来”,成长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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