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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帝国封建和主权国家的知识转型:以欧洲法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4-30 00:39:48
作者: 孔元  

   摘要:欧洲从帝国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的近代转型,是一场深远影响欧洲和世界政治的大事件,但这场转型在法学领域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学术界并没有深入研究。罗马法研究主要集中在私法领域,历史学研究基本不触及法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一个理论空白点。本文通过挖掘欧洲罗马法解释传统,呈现出欧洲中世纪帝国—封建和近代主权国家两种政治模式的法学逻辑,肯定了注释、评注和人文主义法学家在欧洲政治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展现了罗马法在欧洲公法研究传统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所有权;管辖权;治权;帝国;封建;主权;人文主义法学

   作者: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封建”及其法学含义

   三、帝国与封建的法学建构

   四、主权政治的法学逻辑

   五、结 语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者对于欧洲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法学史的研究,在法学和史学交织的尴尬地带徘徊。作为欧洲中古社会的核心命题,封建问题一直是史学界的兴趣点所在,但囿于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封建史学研究一直存在“法学缺场”现象,封建概念的法学含义一直未受到充分重视。法学研究以实务为导向,这导致法学史地位日益边缘化。而在一种断裂历史观念支配下,既有的欧洲法学史研究又被破碎的学科意识所肢解。这种研究建立在一种“反封建”的革命意识之上,它通过反对欧洲封建时代政治和经济相统一的领主权力,确立起自己的学科意识。这种学科意识表现为一种分割政治、经济的研究建制,它在国家和社会相对峙的自由主义价值关照下,形成公、私法无法相互通约的对立情势。公法研究将自己的理论起点追溯到大革命开启的人民制宪权,私法研究推崇《法国民法典》确立的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原则。公法学者关注国家结构问题,不关心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私法学者关注财产占有和流通问题,不关心其赖以开展的政治制度环境。受这种学科视野的局限,中世纪公私混合的封建制度成为一个无法被解释的理论怪胎,成为各路学者不得不追溯,但又不得不基于自己的学科准则来裁剪的“史前史”。

   作为对这种研究路径的反思,本文试图在一种更为整全的方法论视角观照下,通过对中世纪罗马法研究传统的再诠释,呈现欧洲近代从帝国—封建的二元结构向主权国家结构转型的法学史。《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以下简称《大全》)中的条款支持普世皇权,但欧洲现实却被封建秩序分割,意大利法学家通过“曲解”《大全》文本的方式,来弥补合法性和事实性的断裂,从而一方面维持罗马法的至高性,另一方面使其兼容于封建法的现实,完成了帝国和封建的二重法学构造。在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教义体系被挑战,人文主义法学家“托古改制”,通过一种历史考据的研究,瓦解了意大利法学家建构的理论神话,通过发掘绝对的罗马财产权原则,这些法学家为当代主权政治确立了法学根基。

  

   二、“封建”及其法学含义

  

   研究欧洲中世纪社会史,“封建”是一个绕不开的概念,但也是一个无法厘清的概念,这种困难一方面来自中西方跨文化语境的干扰,另一方面来自缺乏共识的欧美封建研究状况。学者建构“封建”概念的理性努力,无处不面临着广泛多样的个别性的挑战,不论这种挑战来自对中世纪欧洲的研究,还是其他地区和社会。对于封建主义的具体内涵的讨论,同样是分歧大于共识,对于封建主义的界定被多层悖论所笼罩。

   但在广泛的争论之外,封建研究的理论内核仍然比较清晰,那就是无法撼动的封臣封土范式,在此范式下,封建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持有关系、支配和管辖关系、多元层级关系这四方面内涵。封臣关系体现为以委身和效忠构造的臣服礼,封土关系体现为伴随着这种臣服的土地封授。封臣关系的人身性,结成一种道德上的信义和情感关系,在客观上形成一个从首领到从属无限展开的人际关系纽带,并进而决定了封土关系的两个特性:其一是土地封授的终身制,其二是土地占有的私权性质。由于不具备罗马共和传统的“公共”意识,它形成统合了公、私属性的日耳曼法传统,这使得对于土地的个人占有延伸到对于该片土地的管辖和统治,从而使得采邑权发展为一个政治权和经济权的结合体,而占有人则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主”。如果我们不计较比森的领主权研究所界定的狭隘形式,也不妨将之视为一种“政府权力”。这种重叠使得公职也成为可以附随所有权继承和转让的财产利益。

   对应于这种社会结构形式,中世纪发展出独特的财产法原则。作为封授关系的附属物,土地在起初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它因为不具备完全自主的产权,而被称为恩地(Beneficium, Precaria),以便区别于完全无所属的自主地(Alod)。冈绍夫指出,在9世纪,封君一直保留着对土地法律上的所有权,而封臣对于恩地仅仅拥有用益权(benefice),后者构成罗马法中的他物权(ius in re aliena)。但随着9世纪之后封地世袭原则的发展,封臣对于土地的代际持有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而错综复杂的土地封授关系使得绝对所有权原则变得日益稀薄,二者的共同作用形成一种重叠的物权等级,从而使得原初的产权关系逐渐沦为形式,而随着时间流逝被逐渐强化的持有权(Seisin, Gewere)成为一种更为神圣的权利。

   正是这个极具中世纪特性的领主权概念,在12世纪罗马法复兴之后遭遇了解释的难题。凭借其“理性帝国”优势,罗马法迅速发展为支配性知识体系,但由于其所宣示的知识和权力原则无法在欧洲兑现,它的普遍适用又带来了规范和事实的极度不对称。在知识上,罗马法绝对所有权概念、公私二分的原则、侧重于司法权的概念,迥异于封建法的持有权。在政治上,罗马法对于皇帝普遍所有权或者管辖权的宣示,根本无法驾驭四分五裂的封建秩序,最终沦为空洞的口号宣传。诸多缺陷之下,一个能够完全对应合法持有权的罗马法概念付之阙如。欧洲的心智已经罗马化了,但它的身体仍然活在封建时代。在此背景下,如何借助罗马法语词,来描绘一个对它而言完全陌生的世界,就成为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正是在应对这一挑战过程中,法学家从罗马法中重建了系统的公法科学,并发展出描绘现代国家概念的基本语汇。

  

   三、帝国与封建的法学建构

  

   (一)分割所有权

   已如前述,规范和现实的巨大差异为法律适用带来难题。罗马法规定,罗马皇帝为“普世君主”,并可以据此要求对整个世界的所有权和管辖权。但现实是,各城市和王国凭借其合法持有的历史事实,拒绝承认皇帝的领主权利,尽管在罗马法一家独大局面下,它已经无法通过诉诸习惯法来对抗罗马法。这使得欧洲成为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普遍法权和事实上分裂的权力秩序的矛盾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世纪发展出结合了普遍和特殊的法学观点,试图对此提供解释,这体现为分割所有权和管辖权的理智努力,它试图在承认各社会实体功能自主性的前提下,维持政治结构的整体统一性,从而形成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等级制国家”。

   开创性的工作是由意大利法学家做出的,他们秉持着教义学的自觉,试图通过对罗马法文本的曲解,弥合它和现实的裂痕。这种注解工作的第一步是厘定所有权(Dominium)的法学含义。尽管古典罗马法乃至《大全》都不存在对于所有权的定义,但这并不妨碍对一个绝对、独占、排他所有权的学理界定,这使得所有权在罗马法语境中成为一个绝对纯粹概念。由于中世纪产权的高度分化,日耳曼法倾向于将一切以实际持有为表征的权利认定为物权,因此附庸对其土地享有的绝非次生的用益或者占有权,而是发展成一种准所有权。两种法系产权观念的差异,使得套用罗马法逻辑理解日耳曼的实际变得异常困难,这导致12—13世纪的法学语汇对于所有权概念的使用庞杂而不确定。在罗马法复兴之后,法学家试图借助罗马法的概念重新梳理封建产权关系,它一方面需要将私法意义上的所有权予以扩张性解释,从而能够对应中世纪的领主权结构,另一方面需要稀释所有权的绝对性,从而维持多个产权人财产权的稳定性。

   首要的工作是概念的自我理解问题。意大利法学家统合了罗马法所有权(dominium)和治权、管辖权相区分的做法,将其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权力范畴,以对应中世纪的领主权。在此基础上,法学家又发展出分割所有权的概念,以解释封建多重占有的封建产权秩序,它通过将所有权区分为直接所有权(dominium directum)和扩用所有权(dominium utile),将封建社会整合进入罗马法的概念框架,从而发展出双重所有权(duplex dominium)或分割所有权(dominium divisum)的新学说。

   根据罗伯特·芬斯特拉(Robert Feenstra)的梳理,这一区分可能来自法学家皮利尤斯(Pillius), 它在词源上来自罗马法中的直接之诉(actio directa)和扩用之诉(actio utilis),前者根据法律明文规定进行诉讼,后者则在缺乏明文规定情形下,通过创设新的诉讼类型来对争议案件提供救济,在此基础上扩用所有权就成为在直接所有权之外,通过扩用诉讼予以保护的事实权利。这种将事实权利人视为所有人的处理方式也并非毫无根据,《大全》在讨论《阿奎利亚法》(lex Aquilia)的相关章节(D.9.2.11.10)和将永佃权人作为所有权人对待的章节(C.11.62.12)都提供了文本支撑。根据这一教义,领主和附庸都是采邑的所有者,领主拥有直接所有权,附庸拥有扩用所有权,前者是领主对财产,通常是土地的直接所有权,领主拥有对财产的终极处置权利,后者是附庸对财产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这种对财产的直接所有和用益所有,包含一种上下级的等级关系,它承认上层领主对于土地的最终控制,但也确保了附庸对于土地的稳定占有,从而实现了对罗马法中的绝对所有权的垂直分割。

   (二)层级管辖权

   类似的逻辑同样出现在对于统治关系的讨论中,它体现为对于管辖、治权和所有权这三个概念的再定义。通过这种再定义,管辖(iurisdictio)概念突破了《大全》中狭隘的司法含义,变成包含治权和权力(potestas)的内涵,但又超越于二者的,能够统合所有权力形式的概念,由于被等价为所有权,进而被视为所有领主权利的实质,管辖又因应于中世纪的封建结构获得一种自主面向,成为一个得以统合、构建中世纪帝国和封建的两个面向的中心概念。借助这种再定义,法学家试图为帝国的权威范围和各城市、领主的自主范围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进而有关管辖的释经学争论就成为围绕帝国主权的本性和范围争论的重要表现。

通过对《大全》的创造性解释,管辖和治权被建构为公法的基本概念。由于《大全》公法概念和词汇的贫乏,罗马法学家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公法的一般理论,对于国家权力的讨论更是零星琐碎。在有限的公法描述之外,治权和管辖在《大全》中主要作为司法用语,用于描述具有较强强制性的惩罚刑事犯罪行为,或者其他民事行为。但实践中围绕着皇帝和城市、王国的权力争议,又迫切地需要一个基于法律文本的合理性论证。通过对既有法律文本的再解释,意大利法学家实现了法学概念的创新,它的重要突破点在于颠倒了《大全》中管辖和治权概念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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