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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帝国封建和主权国家的知识转型:以欧洲法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4-30 00:39:48
作者: 孔元  
借助文字学的考据功夫,他们指出这种区分方式根本就是评注法学家们的臆造和篡改,不被文本支撑,违背罗马法关于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所有权被阿库修斯划分为直接所有权和扩用所有权,这些词是新造的,并不为古代法所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希望用这些新词来表达一种近似所有权的权利,比如永佃权,以便授予这种权利扩用之诉,它对应真正所有人的直接之诉。但在一物之上有两个所有权是违背法理的”。有学者指出将采邑看成一种扩用所有权,缺乏文本支撑,因为《封建之书》(libri feudorum)将附庸的权利视为一种不关涉所有权的事实占有,而《大全》术语定义部分(D.50.16.115)将占有理解为对自己不拥有所有权的财产的使用权,因而本质上是一种他物权。

   (二)绝对所有权的回归

   在否定了分割所有权的可行性之后,法学家们试图借助自物权和他物权的区分,来重新划分和界定财产关系。这一区分方式可能承袭了德国法学家约翰·阿佩尔(Johannes Apel)的区分意识,他将权利区分为对物权(ius in re)和向物权(ius ad rem),并将对物权进一步区分为所有权(dominium)、准所有权(quasi dominium)和特殊对物权(ius in re specificum),特殊对物权包括质权或抵押权、地役权、留置权(pignus vel hypotheca, servitus, retentio)。芬斯特拉将特殊对物权视为一种限制所有权,并指出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雨果·多诺(Hugo Donellus)最终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做出了所有权(dominium)和他物权(ius in re aliena)的区分。按照这种理解,永佃权、地上权、地役权、善意占有、抵押权,都变成了他物权(iura in rebus alienis),也就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的权利,从而一方面构成对原所有人权利的减损,但也剥夺了这些实际占有人对于财产的所有人权利。

   这种划分方式更类似于罗马法中所有权(propietas)和用益权(ususfructus)的划分方式,从而协调了物的实际占有人和权利所有人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解方式,所有权是完整的,但也只是名义上的“裸权”(proprietas nuda),物的实际占有人虽然不享有物的所有权,但却仍然对物进行支配。在这种精神指引下,封建采邑被法学家界定为一种用益权,居亚斯就指出封建法中的土地授予只关涉权利的出让,并不涉及土地的实际转让,因而采邑权应被视为罗马法中的用益权,而无法被界定为一种所有权。

   如果附庸不再因为对于土地的事实占有而分享所有权,如果采邑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用益权,那它必然能在逻辑上追溯到一个起始和源头,这个源头因此成为一个最大的绝对领主。地方王国的国王们,反抗罗马皇帝的普世所有权,但却在自己王国内部追求同样的权力。通过诉诸绝对所有权,它们要求同时收回对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对人口的管辖权,从而将封建采邑权(Lehnsrecht)的两个方面整合为以王权为表征的国家权(Landesrecht),它要求将封建领地制度转化为领土型国家,将封建个体性的臣服关系转化为对于国王所象征的公共权力的共同服从,它追求内部统治的均等化,要求领主和佃农无一例外地成为绝对王权秩序下的“臣民”。如此一来,当代主权概念的两重性找到了自己的逻辑源头,一个是体现为基于公共利益(salus publica)做出具体决断的最终权力,这种决断往往表现为诉诸主权意志的立法权(详见下文),一个是这种最终权威在行使上的空间排他性,它表现为对于领土的所有权。

   受绝对所有权意识的影响,封建领主的领地(dominium)向上集中,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领土(dominion)意识,而在领土国家内部的双向运动,又促使政治经济相统一的封建秩序产生分化,这种分化沿用罗马法原则,发展出主权国家内部的公私分立体系。于是,“君主的领地(dominium)变成了主权,社会(societas)成为在领土国家管理下的私人领域。”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当彻底改变了主权和社会相互关联的两个过程在16世纪的领土国家内部实现时,这一形式法找到了自己的客观条件,它一方面是主权国家政府内部权力的集权化和官僚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贸易的扩张,以及局限于家庭生产的生产模式。而在整场运动中,在旧有制度下受到产权原则保障的农民,同时丧失了土地和自由,成为最大受害者。

   (三)重建管辖权

   由于封建法下的统治管辖是公私不分,财产权附带着管辖权,上下层级共有,权属关系含混不明,强调财产权的绝对归属势必对整个封建结构形成冲击。在应对这一冲击过程中,思想史脉络出现分化,土地所有主获得财产权利后便遁入私人领域,并将对人的管辖和支配的统治关系交付给了国家。这意味着管辖权开始脱离它和土地的关系,成为一种统一和集中的权力,下级长官不再可能通过和土地的占有关系获得对于管辖权的自始权利,而只能凭借一种公法上的授权关系,或者私法中的代理关系而享有管辖权的行使资格。在这种意识作用下,阿佐和洛泰尔关于管辖权的经典讨论被重新提出,但人文主义法学对二者的评价发生逆转,阿佐的观点被否定,洛泰尔的立场获得肯认,纯粹治权逐渐被视为最高君主的排他财产。这种立场在法学研究中具体展开为对于《大全》文本中管辖权部分的注解,率先迈出这一步伐的是法国人文主义法学的奠基人阿尔恰托(Andrea Alciato,1492—1550)。

   在《辩驳》(Paradoxa)第二卷第六章、《学说汇纂评注》《论职务》章节(D.1.21, De officio eius, cui mandata est iurisdictio)和《论管辖》章节(D.2.1.3, De iurisdictione)处,阿尔恰托讨论了阿佐和洛泰尔这个老问题。《辩驳》第二卷第六章标题为“只有君主有纯粹治权,它可以被授予其他普通长官行使,他们不能再授权别人(Meri Imperii ipsum soli principi competere, eius exercitium etiam caeteris ordinariis communicari: & cur illud delegari nequeat, nova ratio)阿尔恰托以阿佐和洛泰尔的争论设定论辩题目。他指出,在那场著名的争论中,洛泰尔获得了皇帝的背书,因而赢得了一匹马,但阿佐却因为捍卫了公正而赢得了舆论,这使得皇帝的裁决在后世法学家们的缄默中被遗忘,阿佐的意见成了主流,没有人质疑它的可信性。但在阿尔恰托看来,恰恰是洛泰尔的观点更准确,因为根据《大全》的文本,君主和长官的关系完全是授权关系,而不是两个同样具备自主性的权力,长官仅仅有行使纯粹治权的权力,该权力本身只有君主拥有(quod videlicet magistratus solum meri imperii exercitium habent, at ius ipsum in principe resideat)。

   阿尔恰托通过对《大全》文本的引用和再解释来支撑这种观点。他指出,《学说汇纂》《论职务》章节D.1.21.1所辑录的帕比尼安的观点表明,长官对于自己的权力并没有自主处分的权利,因为根据《法典》《论公务的管理》章节(C.11.31, De administratione rerum publicarum),他们的权力仅仅是一种管理权。如前所示,阿佐认为诸如埃及行省总督(Praefectum Aegypti)等可以凭借自主的治权(pro imperio suo)拥有仅次于皇帝的最高治权(maximum imperium),对此,阿尔恰托指出:

   这些词似乎在指法本身,除非我们将治权和管辖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法本身(而有的),一种是根据对法的使用和行使权。应该根据后者来解释它。因为我们说代理管辖,是一种他物权,是纯粹的使用、拥有(habere),就其相对于君主的法本身而言,也应被理解为长官的行使权。

   在《学说汇纂评注》中,阿尔恰托进一步将自物权和他物权的区分方式引入到对于长官管辖权的解释中。他把管辖界定为一种使用权,并在此基础上将君主和长官的关系类比为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关系。这种诠释的文本出发点是《论职务》章节(D.1.21.1.1)的规定:那些获得授权管辖权的人,没有属于自己的管辖权,而只是行使授权者的管辖权。(Qui mandatam iurisdictionem suscepit, proprium nihil habet, sed eius, qui mandavit, iurisdictione utitur.)阿尔恰托以此为依托将管辖区分为两种,普通管辖和代理管辖,前者是一种自始就有的权利,后者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使用,因而是他物权,而不是自物权,也因此可能在期限结束后甚至随时有可能被所有人收回或者撤销,从而使得代理关系归于消灭。这种授权或者代理关系会追溯到权力的最终所有主,所有的权力来自君主(princeps),只有他拥有完整的所有权,他是所有长官的根、源和发动者(princeps est fons, et origo, et constitutor omnium magistratuum.),从而在学说上终结了中世纪领主的私人司法权。

   由于适应了新的权力事实,阿尔恰托的立场逐渐被普及,弗朗索瓦·德埃伦(François Douaren)、雨果·多诺在此基础上慢慢发展出有关权力授予的基本公法原则。德埃伦沿用了阿尔恰托的思路来解释长官的权力,认为它是一种来自于法的授权,因而是次生的(derivative),他的管辖权资格也因此是代理管辖(iurisdictio mandata),不是自始就有的(suo iure),而是来自他人的恩惠(alieno beneficio)。多诺则试图在对概念统合的基础上,提炼出系统的政治原则。在其对《大全》的评论中,他简化了巴托鲁斯主义者关于管辖和治权混乱的划分方式,并在阿尔恰托有关代理管辖的基础上,明确将长官创设的主权原则提了出来。在对《大全》的评注中,他将长官界定有拥有公职的人,他们因此获得管理公共事务(Administrationem Reipublicae)的权力,这种管理权限在层级上存在高下之分,它最完满形式就是直接来自能够创设长官的君主或者人民。

   而更加旗帜鲜明地在封建法的语境中将这种关系予以阐明的则是查理·杜摩兰。他试图通过对各种习惯的系统化,将分割的管辖权收归到法王手中。在《巴黎习俗考》之中,杜摩兰对于封建法所衍生出的领主管辖权发出了最强烈的批判。在该书《论封建法》部分,杜摩兰试图将附着在土地上的管辖权分离出来,成为不随着土地的转让而转让的一般、恒定的公法概念,因而在起源和效果上都是自足和自存的。在此基础上,杜摩兰用所有权和用益权的关系类比君主和长官的关系,在他看来,“长官不能为自己创立代理或临时代理人,而只能依赖所有人。因为用益人不能为自己设立另一个用益人,正如阿尔恰托说的。因此普通司法官不是管辖的主人,而只是简单的管理”。因此,管辖不能像所有物那样被买卖或赠与,而是通过委托或者代理的方式来行使和执行,长官对管辖不拥有权利或者所有权,因为所有权和占有属于君主,或者其他所有人,长官仅有行使和执行的权利。

  

   五、结 语

  

   为了解释欧洲中世纪帝国的普遍性,法学家们将表征封建领主权两个方面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建构为一种普遍而空洞的知识概念,为了解释中世纪封建法的所有和统治结构,法学家们又发展出“分割所有权”和“层级管辖权”的法学解释路径,从而维护了帝国和封建的二元性结构。在文艺复兴浪潮之下,这种法学解释体系开始遭遇危机,人文主义法学家的文字学考据,瓦解了中世纪法学家建构的理论神话,破除了欧洲帝国的普遍性迷雾。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还原古罗马法所有权概念的绝对性,并希望将封建领主权的所有和管辖的两个方面,解释为国王的专属权利。

   这种理论建构的后果是初步产生了近代主权概念的两个原则,它表现为对于土地的领土所有权和对人口的管辖权,封建所有权最终演变出近代国际法的领土主权原则和公法学的主权概念,在王权政治时代,它通常被表述为一个集权君主对于领地和最高权力的独占权。由于16世纪欧洲社会进程的双重性,采邑制度在向国家制度转化过程中发生分离,又生发出主权国家内部的公私分立原则,一方面是封建财产关系向市民社会财产关系的演化,它终结于一个排他和独占的所有权概念,一方面是绝对所有权概念向公法概念的渗透,并由此发展出公法学说有关授权和代理的基本概念,后世理论家借鉴所有权和用益权的区分方式进一步发展出主权和政府的区分。可以说,主权概念虽然借鉴了绝对所有权的维度,但最终又承认了一个以资产阶级法权名义反对自己的新力量。这种相互性和对立性不禁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法权和近代国家生成的同步关系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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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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