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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帝国封建和主权国家的知识转型:以欧洲法学史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4-30 00:39:48
作者: 孔元  
通过将管辖权上升为一个种概念,治权变为一个次生的属概念,他们确立了法学解释的一个新样式。由于管辖权结合了正当的概念(来自它的词源ius)和强制力(源自罗马法的定义),这个词从未丢失它原初指代一个司法长官解决法律争议的有限含义,但也同时获得了一般意义上更宽泛的统治权的含义。这使得实践中的管辖概念演化成对于任何形式的正当权力的描述,因此对它的定义变成一个离开治权和权力便无法被理解的名词,从而使得有关管辖的讨论就等同于有关权力的讨论。

   对于管辖的初次定义来自注释法学派的奠基人伊尔内留斯(Irnerius),他将管辖界定为“因宣布法和确立横平的必要而引进的权力”(potestas cum necessitate iuris scilicet reddendi aequitatisque statuendae),在这之后漫长的学说史演进过程中,管辖的公法意涵逐渐明晰,并在阿佐的著作中发展为一种系统性的考察。在《法典评注》(Summa Super Codies)对《论所有的管辖权》(C.3.13, De iurisdictione omnium iudicum)做评注时,阿佐界定了管辖的内涵,他拒绝继续沿用《大全》的界定方式,试图将一个简单的司法权重新定义为一个一般的统治权概念。他指出:

   管辖是由于宣布何为正当和确立公正的必要而引入的公共权力。《论管辖权》章节(D.2.1.3)所看到的不是管辖的定义。它将管辖理解为任命法官的自由。因为正如伊尔内留斯所说,这不是种的定义,而是种的谓语,或者是表达属的名字。因为管辖(在词根上)来自统治,也就是权力和合法地/正当地,这似乎是在说它是种正当的权力。

   在此基础上,阿佐对管辖做了四个类别的划分,它们分别是最充分管辖和不完全管辖、普通管辖和代理管辖、自愿管辖和强制管辖、纯粹治权、混合治权、适当强制、作为属的管辖权(iurisdictio in specie sumpta/ iurisdictio simplex)。阿佐注意到暴力强度最大的纯粹治权概念,并试图结合《大全》的文本线索,对其做出一个适当的定义。在他看来,纯粹治权是用剑的权力,是对恶人施加惩罚的权力,也被称为权力,正如《论管辖权》章节(D.2.1.3)所示。animadvertendum特别地指代死亡,因为这种惩罚足以毁灭他人的灵魂。它被称为纯粹治权,因为它涉及对一个自由人或者城市的剥夺。确实它就是《论刑事追诉》章节(D.48.1.2)载明的三种刑罚。

   在完成对纯粹治权的定义后,阿佐紧接着引出了有关谁拥有纯粹治权的讨论。他指出,很多人认为只有皇帝才拥有纯粹治权,这种权力是纯粹的,不需要依凭其他人的准许,但事实上很多高级长官也拥有这种权力,比如行省的总督(praesides)。在此基础上,阿佐给出了如下一个关键的段落:

   我认为仅仅皇帝有最充分的管辖权,因为罗马人民通过霍腾西亚法将所有的治权和权力转让给了他。因此皇帝能够规定一般的横平。但我也承认任何长官都能够在自己的城市出台新法。纯粹治权同样属于任何其他的高级长官。我因此折损了一匹马,这是不公平的。

   可以看出,阿佐对于帝国权力的立场在于协调大一统的皇帝权力和去中心的城市权力,它体现为法学解释论中的一个创新,这种创新表现为管辖权和治权的倒置和层级管辖权概念的阐发。通过颠倒《大全》中管辖权和治权的从属关系,阿佐承认了各城市对于强度较高的“治权”的权利,它表现为各城市长官的自主立法权,通过承认皇帝对于最充分管辖权的保有,阿佐发展出一个层级的主权理论,在其中皇帝享有对普遍世界的管辖资格,但它不排除下级长官对自己领地或城市的一般管辖权。皇帝对于帝国的权利来自罗马人民的原初授权行为,从而保证了帝国和罗马的历史连续性,以及皇帝法权的正当性,而各城市长官的自主权力则来自城市作为独立法权单位的自主权利。法权来源的对立性使得二者相互冲突和解构,但最终又在一种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中得以共存。

   阿佐的思路被之后的法学家群体承袭,他们发展出更为细密和演进的分类方式,试图对当代的权力事实提供法学解释。这些思路最终在评注法学家的集大成者巴托鲁斯那里被系统化。结合注释法学家的学说,他首次给所有权下了定义,它是处置和主张的权利(ius disponendi vel vendicandi),并且是“对有体物进行全权处置的权利,除非法律禁止。(Dominium est ius de re corporali perfecte disponendi nisi lege prohibeatur.)”。但这种类似绝对的所有权定义并非排除多人对同一物的权利,因为巴托鲁斯同样肯定分割所有权学说,故而所有权是个复数的概念,物的真正所有人并不能穷尽它对物的所有权利,包括“永佃权人、地上权人以及类似的封臣等权利人,都被吸收进扩用所有权的大网,并进而被认为是所有主。”

   巴托鲁斯同样承认管辖和所有权的等价关系。在一段对管辖附着于领土(iurisdictio cohaeret territorio)的评论中,巴托鲁斯指出,管辖权和所有权都是附属于领主的人身的法律权利,二者区别在于管辖是对领土的统治权,所有权是对物的占有权。将这种逻辑延伸到公法领域,每一级别附庸通过对采邑所有权的享有,同时获得与此采邑相关的管辖权。以此类推,层层上升到罗马皇帝对整个世界的所有权和管辖权。

   在这个前提之下,巴托鲁斯根据中世纪的多元分散的权力格局,对管辖权进行了多层次的划分。在他看来,一般的管辖权(Jurisdictio in Genere)指公法界定的权力,它基于分配和确立正义和公正的必要,由一个公共人格引进,它被分为狭义的管辖权(Jurisdictio Simplex)和治权(Imperium),前者指那些雇佣的司法职务,用于私人效用,后者指高贵的司法职务,它又被区分为纯粹治权(Merum Imperium)和混合治权(Mixtum Imperium),纯粹治权指公诉的治权,主要用于公共效用,而混合治权则是用于私人效用的治权。狭义的管辖权、纯粹治权和混合治权每一个又都可以分为六个级别,分别为最高(Maximum)、较高(Majus)、高(Magnum)、低(Parvum)、较低(Minus)、最低(Minimum),每一级分配有特定的职能,其中最高的纯粹治权(Maximum Merum Imperium)指立法权,它只能为皇帝(princeps)或元老享有。通过这一安排,巴托鲁斯默许了各个单独王国和城市对于真实主权的享有,但由于保存了皇帝对普遍世界的所有和管辖权利,巴托鲁斯也承认了大一统的必要性。

  

   四、主权政治的法学逻辑

  

   (一)普遍性的破产

   综上所述,意大利法学家群体试图在合法性和事实性的二分法中,完成对当代权力格局的法学解释。为了照顾帝国法权的完整性,法学家们制造出两个普遍但却空洞的法学概念,所有权和管辖权,皇帝是普世之主,他附带性地拥有所有的管辖权。但在这种普遍性权利之下,却散布着多个实质性的权力,从而在事实上分割了帝国的主权。与此同时,为了解释不同政治单位不均匀的权力分布,法学家们又根据高低和大小程度对权力做了区分,从而使得中世纪的权力观念变得分裂而有层级性。由于比较贴近现实,尽管这些学说在学理上饱受批评,但它仍然成为当时的主流学说。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世纪的统治不是现代国家抽象且集中的主权结构,而是一个多元共存的、公私不分的领主结构,管辖和所有权的重叠使得每个人都成为相对意义上的领主,因而无法享有排他绝对的主权权力。

   在16世纪及之后,欧洲进入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中世纪一体多元的帝国传统开始瓦解,欧洲在权力格局和知识体系方面迅速地方化。尽管帝国和封建仍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笼罩下苟延残喘,但随着各王国和城市的权力增长,一个对外自主、对内最高的主权国家体系成为新的权力事实,它迫切地要求通过集中权力来铲除维系中世纪帝国的大一统意识及其封建毒瘤。主权国家要求法权上的独立,因而拒绝接受皇帝对普遍世界的所有和管辖权,哪怕它仅仅是一层形式稀薄的面纱,而允许一个单一法律秩序内部同时存在多重管辖主体,使得公共权威不断片段化和多层级化,并构成处于集权过程中的君主权力的重大阻碍。这使得更适应中世纪封建多元一统主义的意大利学派被抛弃,通过“托古改制”,在古典希腊和罗马发现自己的政治和民族意识的人文主义法学家成为新的宠儿,它们在集权君主的荫庇之下,不断著书立说挑战帝国及其法权正当性。

   人文主义法学家否定帝国和封建的二重性构造,主张王国内部的集权化。由于文字学的知识背景和断裂性的时间意识,这种托古改制的政治工程在法学研究中首先表现为通过还原罗马法文本的历史原意,来拆解意大利法学家人为建构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学术努力,通过对构成整个帝国和共同法权威的基石治权法(lex imperium)的历史还原,人文主义法学家志在瓦解中世纪帝国的法律根基。这种历史还原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将管辖和治权还原为古典罗马法中的司法概念,从而破除中世纪法学家的各种篡改和添加,其二是回归古典罗马法关于财产权的基本原则,从而否定中世纪分割所有权的实践。

   就前者而言,在古典罗马法中,不管是纯粹还是混合,治权都不是政治权威的概念,仅仅是古罗马法官的司法活动。纯粹治权更狭窄,仅仅是对刑事判决的执行权。巴托鲁斯学派理解的作为纯粹治权最高形态的立法权,根本在罗马法中找不到基础。而混合治权和管辖仅仅和司法管辖相关,因此它所包容的特权和政治权威完全无关,仅仅是法官的权力。按照这种逻辑,纯粹治权(merum imperium)就无法充当一种完满和最高(summum)的公共权力,而只可能被界定为《大全》文本中标示的狭义上的纯粹(purum)权力,也即仅仅指涉刑事程序中施加刑罚的权力(potestas animadvertendi in facinorosos homines)(D.2.1.3),因而和一般管辖没有任何关联。与这种解构相伴随,法学家们还试图清晰界定管辖和治权在司法过程中的位置,从而发展出有关这几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让·吉洛特(Jean Gillot),他将管辖和治权还原为司法程序的三个阶段,即审讯(cognitio)、宣判(sententia)、执行(executio),其中审讯和宣判是管辖权和混合治权的范围,执行是纯粹治权的范围,纯粹治权和司法程序完全无关,因为它只关注执行判决,从而拆解了巴托鲁斯学派建构起来的多元一体的管辖权理论。

   与这种拆解帝国管辖权相伴随的是绝对所有权概念的回归。在这方面,人文主义法学家群体由于各自政治处境的差异出现分化。封建和帝国互相构造而成的大一统仍然寄居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意识之中,这使得任何法学知识的改造和创新都最终导向对既定政治结构的维护,也因此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历史和批判意识的德国法学家,最终回归了巴托鲁斯学派的保守立场。在这方面,乌尔里希·查修斯(Ulrich Zasius)是个典型,尽管他试图将纯粹治权做一个狭窄的定义,但他的法学著述仍然保留了土地保有的层级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长官对于治权的自主所有权。而诸如法国等王国政治集权的需要要求更为激进的法学立场,它一方面要求打破分割破裂的封建财产关系,通过“一物一主”的绝对所有权原则维系更为安定的财产诉求,另一方面将管辖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并通过将其界定为专属于君主的公共权力,形成统一的国家治理。

在这种意识怂恿下,包括让·弗(Jean Feu)、雅克·居亚斯(Jacques Cujas)、弗朗索瓦·杜阿朗(François Douaren)、雨果·多诺(Hugues Doneau)在内的法国人文主义法学家都反对分割所有权的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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