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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论当代中国的审美代沟及其形成原因

更新时间:2020-04-30 00:37:09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原文选载于《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参考文献略

   摘 要:本文是对以50、60后为代表的父辈与以80-90后为代表的子辈之间的审美代沟的研究。文章在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人类学家玛格丽德·米德以及文化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把“代”做了如下界定:特定年龄段的个体由于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群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作为父辈的50/60后与作为子辈的80/90后之间存在的一系列的审美代沟现象,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最后提出:应该通过重建集体记忆的传递渠道缓解两代人的鸿沟。

  

   1970年,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青年文化革命刚刚退潮之际,著名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写下了这样的断语:“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可以与之比拟、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差异,这种惊人代沟在中国大陆的出现要比西方晚了30余年。2006年,一篇由80后网络杂志发表的充满火药味的宣言《思想上的80后》宣称:“当我们已经长大,当我们想表达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思想时,却发现这个社会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舌头去表达。我们不愿再做沉默的一代,我们不要再依傍这个社会的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选择了独立。现在,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布:我们已经长大,我们不要再任你摆布,我们要主张自我的话语权,我们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用自己的舌头剖析这个世界。”

   这番表白中的“我们”当然就是80后,而“社会”“你”则暗指其父辈——以50后为主体但也包括某些60后。这场以80后反抗其父辈肇始的代际冲突至今仍在继续,只是其阵营扩展到了90后、00后。尽管如米德所言:“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但我们还是认为,接受代际冲突的事实,并不等于放弃对其进行解释、进而将其引向良性轨道的责任。

  

   一、当代中国的代际划分及其理论依据

  

   在文学艺术和美学研究领域,代概念之进入学术讨论始于199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一开始唱主角的是 “60年代出生作家”。从新世纪开始,这种关于代的讨论从文学界扩展到文化界,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研究热点,甚至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且主角换成了“80后”。此后,关于代的讨论基本上围绕“80后”这个关键词展开,其所聚焦的是80后一代与其父辈(50后、60后)之间的代际鸿沟。更晚出现的“90后”“00后”等概念,则是在“80后”概念流行之后被“追认”出来的,可以视作“80后”这种认知与言说方式的惯性延续。(也有人把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群体合称为“80后”)。关于80后与90后之间,或 50后与60后之间的差异,不是没有人谈论,但是要少得多。这样,关于代沟的话题为什么会以“80后”为核心得到建构,这种建构是否有学理的(而不是生理的)依据,就成为我们讨论代沟问题的入口。

   以出生年代为标准的代际界定因为有明显的机械生物学倾向常受诟病。由于多数人约定俗成地认为80后就是1980-1989年间出生的群体(有例外但不多),90后就是1990-1999年间出生的群体,这种以自然出生时间为标准的划分难以避免地出现机械论倾向:1980年出生和1989年出生的年龄群体,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吗?生于1990年和生于1989年真的属于两代人么?如此等等。但是,如果剔除其机械生物学成分,而从社会文化意义上宏观地加以理解,“80”后的说法基本上是符合“代沟”概念创始人玛格丽特·米德的本意的,这是因为1980年代、尤其是1980年代末出生这个自然年龄的标准,与我们下面要论述的文化社会学的标准,在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恰好是大致重合的。

   依据米德,广义的代沟指的是老一辈和年轻一辈在思想方法、生活态度、行为方式、审美观念等方面的重大差异或隔阂;而狭义的代沟把范围缩小到父(母)子(女)之间。米德继承的是著名社会学家曼海姆对“代”概念的文化社会学(相对于生物学)理解。虽然大陆学术界常常从纯纪年角度以10年为单位谈论代,但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代或代沟,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年代概念或生物学概念,而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建构的分析范畴,它的奠基人就是社会学家曼海姆。

   早在玛格丽特于上世纪60年代末出版《代沟》之前,曼海姆就于1928年发表了《代问题》这篇重要论文。此文至今仍被誉为关于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研究”,文章把代研究分为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两种。

   实证主义的代理论是法国启蒙思潮的产物,作为一种定量方法,实证主义的目的“在于直接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理解知性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模式,以及用人类物种的生命基础来勾画人类进步的路线。”可见实证主义的问题是机械的生物/年龄决定论和直线进步观念(一代总比一代进步)。

   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的代理论产生于德国,其核心就是否定直线式的、进步主义的代理论。狄尔泰把不可测量的“内在时间”概念用于代研究,把代视作精神进化史的一个阶段或单位,以取代实证主义的客观化单位。狄尔泰还强调不同代的并存而不是更替,所谓并存就是“同时代人都体验到了从流行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主流影响。对于这样一种作为“主观状况”的代,只能用定性的或体验的方法加以把握。在曼海姆看来,如果说实证主义代理论的问题是机械化,那么,浪漫主义的问题就是神秘化(特别是到了海德格尔那里),而且带有解构代概念的倾向。

   曼海姆自己主张的是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曼海姆认为,代是一个“集体事实”(collective fact),而不是“具体社会群体”(concrete social group)。“具体社会群体”是有具体的实质性联系、通过明确的目标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它的基础可以是自然生命(如家庭),也可以是“对理性意志的有意识运用”(如部落、教派等)。前者是自然形成的社群(如家庭成员因为出身缘故形成一个群体),后者是有意识、有共同目标的联合体。曼海姆认为这两者都不是代。

   在曼海姆看来,代是由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的,这点与阶级相似。阶级是由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建构的,因而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论有关个体是否意识到或承认这个事实。这样,阶级就不同于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有意识组织(如政党),也不同于自然形成的群体(如家庭)。与阶级类似,代的统一性是由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而位置的相似性只能通过结构来界定(故曼海姆称自己的研究方法为形式社会学),它又被称作“代位置”。代位置的基础虽然是自然或生物性质的(如出生在1950年代),但不能仅仅通过它来解释或界定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否则就落入了自然主义的窠臼。换言之,作为社会文化分析范畴的代不能从“生死的生物节奏”中直接推导出来。“如果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存在可确定的社会结构,不存在基于特定连续性的历史,那么代也就不是一个社会位置的现象,而只有出生、成长和死亡。”

   任何特定的代位置都指向特定的行为、感觉和思想模式,同代人具有感觉、思想和行为模式等方面的相似性,它被称之为由代的位置所决定的“内在趋势”。只有在同代人作为一个整合群体参与到某些特定的共同经验中去时,我们才能将其视为具有共同的代位置;但是,这种共同经验又具有客观基础,它必然联系于共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形成于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样的同时代性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这就是构成代位置的第二个关键因素:经历相同或相似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人们同时出生,或同时步入青年、成年和老年,这并不意味着位置的相似,只有当他们经历同一事件或事实时才有相似位置,尤其当这些经验形成了相似的‘层化的’意识时。”

   曼海姆举了一个例子:1800年出生的德国人与同时出生的中国人不可能有相同的代位置,也不能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同代人,因为他们虽然自然年龄相同或相近,却没有经历共同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依据我的理解,所谓“重大历史事件”,首先是具有划时代之革命性、转折性的事件,它不仅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而且对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方式、感受方式均具革命性影响,如西方国家1968年革命。从这个标准看,西方“1968年人”是标准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因为他们都经历了西方的文化革命,因而拥有思想、感觉和行为模式的明显相似性。

   以曼海姆的代理论为基础,我把“代”概念界定为:特定年龄段的个体由于处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位置,经历了相同的社会重大事件或社会文化潮流,因此具有了共同或相似的社会经验和集体记忆,并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结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方面表现出共同或相似的倾向。在这里,我把带有转型、变轨意味的社会文化潮流,如中国大陆1990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新媒体浪潮,也纳入“重大历史事件”的范畴。

   一代人对于重大社会事件的共同经历和分享记忆,是形成代的关键因素。文化记忆理论的创始人阿莱达·阿斯曼这样概括曼海姆的代理论:“每一个特定时代的群体都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总体态势和核心经验的激发和影响,不管喜欢与否,一个人总是和他的同辈人共享着特定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社会价值、阐释模式等等。这意味着个人记忆不仅在时间范围上、而且在其处理经验的方式上,都要受到更为广阔的代际记忆的激发。”正是这种共享的信念、态度、看待世界的视野等制约着个人记忆,并使得一代人与此前或此后那代人相区别;而代沟一词所指即为不同代人在文化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鸿沟。

   值得注意的是:经历同一个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并不只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而是不同年龄段且处于不同人生阶段的人,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他们的经验模式的塑造和影响程度、方式都是不同的。因此,单纯强调共同经历重大历史事件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在哪个人生阶段经历。

   曼海姆把12-25岁视作代形成的关键年龄,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人的经验模式(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我倾向于更加宽泛一点的限定,并把它理解为一个约数,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约当5岁-35岁左右。早于这个时候的婴幼儿因年龄太小而不能理解身边发生的一切,他们最多是社会历史事件的懵懵懂懂的旁观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而晚于这个年龄段的人在经历某次重大社会事变时已经形成自己稳定的价值观,这种事变对他的影响同样不是决定性的。

   曼海姆特别谈到了人生的童年阶段和童年经验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童年时期形成的“早期印象”对于以后的意识、经验具有型塑性意义,“在这之后的所有经验都倾向于在这种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经验之间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而是“第一印象”“童年经验”成为形塑和融合后来经验的胚胎或母机。

依照上面的理解和界定,结合当代中国的特殊语境,我以为把50后与80后作为具有标志性的父子两代人——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并论述他们的审美代沟是合适的。就本文涉及的代际而言,1960年代的“文革”和知青运动,1970年代末开始、1980年代达到高峰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以及1990年后出现的消费主义和新媒体浪潮,属于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潮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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